知識的結構反映心靈的結構
知識是迷人的，古典命定論所提供的知識——如何以各種特定的訊息，譬如天上的一顆流星、臉上的一顆痣、門前的一個水池、所寫的一個字、所卜得的一個卦等來研判人的生死禍福、貴賤窮達，則更加迷人。
但這也是它最複雜的部分。翻開任何一本古代或現代的「命書」，都可以發現裡面所臚列的詮釋方法五花八門、多如牛毛。單單《古今圖書集成》所收集的就有密密麻麻的數千頁，令筆者翻得手軟。面對這樣一個枝繁葉茂的龐大知識體系，有令人無從下手之感。
如果我們想教人如何算命，那可能必須像「愚公移山」般，一點一滴地去推敲它們的判讀細節；但如果我們想了解的是形成這些知識的法則，則不妨「挾泰山以超北海」，將它們安置在一個全新的位置——譬如人類知識發展史的脈絡裡，然後以宏觀的視野去檢驗它們，反而較能有整體性的掌握。
其實，中國古典命定論的各路人馬，不管是占星術、堪輿術、八字學、體相學、八卦學等，就好像天文學、生態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經濟學等，都只是人類知識的「表型」（phenotype），表面上雖然五花八門且各有特色，但在「基型」（genotype）上卻都非常類似，都具有某些普同的結構，貫穿於其間的乃是幾個簡單的普遍法則。
所有的知識都是人類心靈（或者說思維）的產物。因此，各種知識所可能具有的普同結構或法則，與其說是存在於「知識本身」，不如說是存在於「心靈如何獲得知識」的過程——也就是「知的程序」（process of knowing）上。「知的程序」顯然是來自心智的功能，人類的心智具有某些結構特徵，當他們在追求知識時，會不自覺地將這些特徵銘印在思考所得的知識上，而使得各種知識表現出某些類似的結構和普遍法則。
從這個角度來看，讓我們感興趣的並非中國古典命定論裡的各種「判讀細節」，而是貫穿於其間的普同結構和普遍法則，因為它們可以告訴我們漢民族、乃至全人類具有什麼樣的心智特徵。
本章想先以前面所舉的幾個故事，來探討其中的一個面向：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天人感應」
人類在尋找事物間的因果關係時，就像哲學家休謨（D.Hume）所說，很難對因果關係做直接的觀察，而只能從「時間上的鄰接性」或「空間上的鄰接性」去推論，當兩個事物在時間或空間上「鄰接」著產生時，基於人類心靈「追求意義」的特性，總會認為它們具有某種特殊的「意義」——也就是因果關係。
在〈怪異的門鐶聲〉裡，劉昭孫戰死沙場的前後，他家門鐶聲叮噹作響、衣櫃裡的白褡子也都變成鮮紅色；在〈夢別〉裡，玉田公死時，好友王某剛好作了一個他來告別的夢；而在〈痣毛脫落〉裡，龔大肚臍旁的痣毛掉落後沒幾天，他就死了；這種「時間上的鄰接性」，都讓人覺得其中應該有什麼因果關係。
在〈下核雨〉裡，除了「時間上的鄰接性」外，還有「空間上的鄰接性」，因為原先下怪異核雨的地方，後來都淪為可怖的殺戮戰場。而在〈興亡驗物〉裡，王文勤所手植的花椒樹之榮枯，更和他一生的窮達及死亡有一種神祕的「平行」關係，這些都加深了人們認為其中必有「深義」的想法。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古人認為這是因為有一隻「看不見的手」（神的意旨）或「看不見的力量」 （自然奧律），在其間穿針引線、發揮作用所致，它雖然「看不見」，但卻能讓人感覺出來。這種作用方式被稱為「天人感應」，所謂「天人感應」是指天地萬物和人之間具有某種神秘的、此感彼應的相互影響力。
基於人類思維總是會將東西「分類」的習性，這種交感作用並非盲目的，而是像《易經》所說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躁；雲從龍，風從虎。」或者像《呂氏春秋》所說的「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在將事物分類後，只有屬於同類、同氣、同聲的東西，才能在同一時空中，甚至超越時空的範疇相互影響。前述幾個故事所發生的「感應」，正具有這種特性。譬如劉昭孫死時，不是別人家的門鐶響，而是他家的門鐶在響。
氣：天人感應的媒介
前面幾個故事分別屬於占物術、占夢術與體相術，但在中國古典命定論的各路人馬中，將「天人感應」觀念做最大發揮的應屬堪輿術。接下來的幾個故事〈脊骨痛〉、〈私婢得子〉、〈牛卑山守歲〉、〈穴大作用小〉、〈天鵝抱卵〉等，都與堪輿有關。
漢朝青烏先生的《葬經》說：「百年幻化，離形歸真，精神入門，骨骸反根，吉氣感應，鬼神及人。」這表示死人的骸骨具有某種「氣」，能「感應」到他的子孫，〈脊骨痛〉就是在反映這種觀念。而〈私婢得子〉這個故事，則更進一步表示，死者的墳墓也會對他的子孫產生感應作用——為了證明房某的兒子是烏某的骨血，術士用桃木樁埋在烏某祖墳的左側，結果房某兒子的左眼就「突然瞎了」。墓地顯然也具有某種「氣」，可以「反氣內骨，以蔭（害）所生」。這種觀念，正是陰宅學的基礎，晉朝郭璞的《葬經》說：「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這段話除了交待「風水」的原意外，更清楚表示使風水發揮神秘感應力的乃是「氣」。
不只死人的墳地具有「氣」，活人所居住的環境中也具有「氣」，能對人發生影響。中國人因這種觀念而產生了陽宅學，〈牛卑山守歲〉及〈穴大作用小〉說的就是居住環境中的「氣」對生人影響的現象。
從〈穴大作用小〉及〈天鵝抱卵〉裡，我們更可以窺知古人認為這種「氣」所具有的某些「物理性質」：吉地雖然有吉氣，但光有吉氣不夠，還需考慮它的「濃度」。像諶家人雖然將屋子建在吉地上，但因吉氣不集中，所以發揮不了作用，只有改搭幾間小竹屋，大家擠在裡面，去感應「高濃度」的吉氣，才顯出它的效果。而在〈天鵝抱卵〉裡，楊梅山裡的那個佳穴能讓雞蛋「孵出小雞」，表示它具有「濃烈」的吉氣，而唐某的女兒雖然以詐術騙得了那塊寶地，但因她「過早」挖開地穴，「洩了地氣」，所以夫家人雖然代代有功名，但也都「過早」去世。
其實，我們從前面的故事裡，也可以看出這種「氣」的性質，譬如在〈怪異的門鐶聲）和〈夢別〉裡，被感應到的都是某人的死亡。很顯然的，古人認為當人死時，會釋放出「大量的氣」。
總之，我們可以說，「天人感應」是形成中國古典命定論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礎，而做為感應媒介的「氣」，其作用方式是「同氣相求」，作用的大小則隨「濃度」而有別。
「天人合一」：萬物一體而同根
「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的觀念是分不開的，因為要「同氣相求」，就必須「物」與「人」間具有結構上的對應性與類似性，它的終極推演是宇宙萬物乃是一體而同根的。人生於宇宙之中，而人本身就是一個「小宇宙」，和天這個「大宇宙」具有結構上的類似性與對應性，就像《淮南子》所說的：「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而心為之主。」
因為有這種一體而同根的類似性與對應性，所以自然界的變化就和人的命運息息相關，而這也正是《禮記》裡所說的：「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或者像西漢董仲舒所認為的：「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命與之相連也。」
在占星術裡，我們最能看出這種「天人合一」觀念的表現。中國傳統的占星術屬於「政治占星術」，它主要用來預測帝王將相的吉凶禍福、天災地變、戰爭與和平、朝代盛衰等這些國家大事，〈土木之變〉、〈揚州大饑荒〉、〈捻匪犯歲星〉及第三章的〈熒惑入南斗〉等，都屬於此類。
但光看故事，我們會有一點「莫明所以」，因為它們對星象的判讀牽涉到一些特殊的法則。要了解它們，我們必須先了解漢民族對「天人之際」的特殊看法：
天上星辰與人間政治結構的對應性
根據人類思維的「分類」特性，漢民族依肉眼觀察將天上星辰分為「不會動」與「會動」的兩大類。而「不會動」的又可再分為三垣二十八宿，三垣居中央，二十八宿則環繞於四周。三垣為中元紫微垣、上元太微垣、下元天市垣，它們與人間有如下的對應關係：紫微垣代表「天子宮寢之位」，太微垣象徵「天子殿廷之位」，天市垣意指「天子明堂之位」，所謂「宮寢所以燕息，殿廷所以聽政，明堂所以巡狩。」紫微宮中的五星依序是太子、帝星、庶子、后宮、天樞，而左右則為宰、輔、尉、丞之屬，是朝廷「內閣大臣」的星座，其東蕃八星、西蕃七星，則是「蕃屏之臣」的星座。對於中國古代朝廷裡的重要官職，我們都可以從三垣中找到與之對應的星座。因此，「天上」的三垣可以說是「人間」政治結構的翻版。
至於分布於九天的二十八宿，則主要與中國古代的九州行政區相對應（稱為星宿的「分野之地」，譬如從斗宿到牛宿之間，對應的是「吳越揚州」；而從張宿到軫宿之間，對應的則是「楚分荊州」。但二十八宿又另外與朝廷的某些單位、帝王及文武百官的吉凶禍福有所對應，譬如斗宿同時也代表了「天廟」、「天子壽數」及「宰相爵祿」。
「會動」的則有日、月及金、木、水、火、上五星（合稱「七曜」）與偶而出現的彗星與流星等。它們也各有人間之對應或象徵意義，譬如「日」代表君王（天無二日，民無二君），「月」則代表皇后或臣子。火星（即熒惑）和方位裡的「南方」及四時裡的「夏天」相對應，因為火有破壞性，又屬夏屬南，所以火星也象徵令人煩躁的破壞性，所到之處「國受殃，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兵為飢。」而木星（亦稱歲星）則與方位裡的「東方」和四時裡的「春天」相對應。因為木會生長，又屬春屬東，所到之處「國不可伐，五穀蕃昌。」
中國政治占星術的判讀法則
所謂「占星」，除了看星辰本身的明暗外，主要就是在觀察「會動」與「不會動」星辰間關係位置的變化，而其判讀根據的則是前述天上與人間的對應關係。
譬如在〈捻匪犯歲星〉裡，當捻匪侵入山東東部時，代表「國不可伐，五穀蕃昌」的木星剛好位於危宿，而危宿在人間的「分野之地」正是山東東部（古之齊國），也就是說該地是個「旺」地，而捻匪去侵犯它，結果「無異自取滅亡」。〈揚州大饑荒〉用的也是同樣的判讀法，具有「破壞性」的火星在一百五十天中，兩次進入斗宿，流連不去，結果斗宿的人間「分野之地」——吳越揚州就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饑荒。
但斗宿亦是「天廟」的象徵，所以在〈土木之變〉裡，當具有「破壞性」的火星侵犯斗宿時，就產生了也先的入犯及英宗的北狩；而欽天監所見「紫微帝星動搖，旁邊的輔、宰、尉、丞諸星也都離開了原位」，更預示了英宗率領文武百官御駕親征的不可避免。同理，我們也可用它來理解在第三章提到的〈熒惑入南斗〉，因為斗宿亦是「天子壽數」及「宰相爵祿」的象徵，所以那一次的火星進入斗宿，就導致了穆宗的駕崩及宰相的去職。
當然，為什麼火星進入斗宿就會引起揚州大饑荒或明穆宗的神智恍惚及駕崩，除了「天人合一」的觀念外，還需要「天人感應」——兩體系間相對應的部分「同氣而相感」。感應原應是相互的，天可感人而人亦可感天（所謂「交感」），但一般說來，「較大」的會釋放出「較強」的感應力，所以我們通常見到的是「天影響人」而不是「人影響天」（在第九章，我們將談到人的「道德」對天發生感應的情形），而這也使得對天上星象的判讀特別顯出它的意義來（關於彗星及流星所代表的意義及判讀方法，我們留待出現相關的故事時再予以詳論）。
堪輿與面相裡的「天人合一」
這種「天人合一」的觀念除了表現在天上星辰與人間政治結構的對應上，亦表現在前述《淮南子》所說的「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骨）節。」上，而在中醫的理論裡，我們更可看到人的「肺、肝、腎、心、脾」及「言、貌、聽、視、思」和「金、木、水、火、土」（與五星對應的五行）的對應關係。
其實，在堪輿術及體相學裡，我們也可看到從占星術而來的「天人合一」翻版。在天上，最尊貴的是三垣中的紫微垣，環繞在其四周的廿八宿可分為四組，東方七宿名為「蒼龍」，西方七宿名為「白虎」，南方七宿名為「朱雀」，北方七宿名為「玄武」。結果，在《陽宅十書》這本堪輿經典裡，我們就看到了如下的說法：「凡宅左有流水，謂之青龍；右有長道，謂之白虎；前有汙池，謂之朱雀；後有丘陵，謂之玄武，為最貴地。」很顯然的，它認為人所居住的宅第如能有與天上星辰排列「合一」的地理形勢，就會成為「旺地」。事實上，很多歷史悠久的古宅（譬如台北的林安泰古厝）都是依這種格局去建築的。而古人說金陵（南京）的地形是「龍蟠虎踞」，有「帝都之象」，也是由此而來。
而在《麻衣相法》這部體相學的經典著作裡，我們亦可看到人的顏面與天上的五星、六曜及地上的五岳、四瀆、九州相對應的說法，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星分別對應左耳、右耳、口、額、鼻；日、月、月孛、羅喉、計都、紫氣六曜則對應左眼、右眼、山根、左眉、右眉、印堂；衡山、恆山、嵩山、泰山、華山五嶽則對應額、頰、鼻、左顴、右顴；長江、黃河、淮河、濟水四瀆則又對應耳、目、口、鼻。在這種對應之下，一個中國人的臉不只是天上星辰的翻版，而且還是山河大地的縮影。
判讀的普遍法則：象徵主義
我們可以說，在中國古典命定論的各路人馬裡，凡是判讀方法比較繁複的，都具有這種「天人合一」的影子（八字學與紫微斗數當然也不例外，但等到下章談到「消長生剋」時再一併討論之），「天人合一」與「天人感應」乃是它們共同的理論基礎。
但從上面的論述裡也可以發現，當古人在為天上與人間、或自然與人事間尋找對應關係時，大量使用了「象徵主義」。為什麼紫微宮中的五星會對應人間的帝王之家呢？因為它們「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為什麼火星所到之處就「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兵為飢」呢？因為它看起來顏色較紅，「像火」，而火讓人聯想到它的「破壞性」以及「炎熱的夏天」，這些都是在使用象徵主義。
在與堪輿有關的故事裡，我們更可清楚看到象徵的運用，譬如在〈牛卑山守歲〉裡，因為山洞的形狀「像」女性的陰部，所以它和山下婦女的性與泌尿問題就產生了一種既「合一」又「感應」的關係，有人用竹竿（陽具的象徵）戲戳洞口時，邑中婦女就有了淫奔之行，而當用土堵住洞口後，她們就發生了「小便梗塞」的症狀。
而在〈移獅塞井〉裡，大明門外有兩口井，像個「哭」字，所以風水不好，更是在使用中國文字獨特的「形」與「義」象徵，但它並不是文人的「文字遊戲」，因為在《陽宅十書》裡就煞有介事地說：「凡宅門前忌有雙池，謂之哭字，西頭有池為白虎開口，皆忌之。」事實上，我們從堪輿書籍所提供的判讀法則裡，更能看出這種象徵主義的運用，譬如《管氏地理指蒙》說墳地「形如縮龜，寡婦孤兒」、「形如刀鎗，生事強梁」。
而在〈夢葫蘆〉、〈熊入城〉及〈過河卒子〉這三個分別代表占夢術、占獸術及測字術的故事裡，其判讀法則也都是在利用中文字形及字義上的象徵性聯想。
因此，如果說「天人合一」與「天人感應」是中國古典命定論知識形成的共同理論基礎，那麼「象徵主義」則是它們在從事判讀時，最常使用的一個普遍法則。
希臘與中國占星術的結構類似性
但這種「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觀念與「象徵主義」的判讀方法，並非中國所獨有。
在西元前五世紀，希臘的醫學之父希伯克拉底也提出「萬物感應」（sympathy of all things）的觀念，他說：「有一股共通的流動，一種共通的氣息，使萬物能互相感應。所有的生命以及它的每一部分都為了同樣的目的而彼此相關運作著」。而在西元一世紀時，哲學家費洛（Philo）也說：「神將祂所創造的一切，從最初之物到最後之物，以親密的關係聯結在一起。天是神的最初創造物，而人則是祂的最終創造物……人，終極而言，就是一個具體而微的天。」這兩段話與我們在前面所引的中國先秦諸子及兩漢哲學家的說法可以說不謀而合。
希臘的占星術不僅同樣以「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為其理論基礎，它與中國的占星術更有著如下「結構上的類似性」：
一、希臘人亦是依肉眼所見，將天上的星辰分為「會動」與「不會動」兩類，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同屬「會動」的星辰，而對黃道帶「不會動」的恆星，希臘人則是將它們分為白羊、金牛等十二個星座，約略等同於中國的二十八星宿。
二、在「天人合一」的觀念下，希臘人亦將天上的星辰和人間的事物建立起某種「對應」關係，但主要是和人的身體做對應，如白羊座對應的是人的「頭」，而人馬座對應的則是「大腿」。如果說在中國占星術裡，天空就像一幅「政治輿圖」，那麼在希臘占星術裡，它就像一幅「人體解部圖」（後來的西洋占星術也有一種地理對應關係，譬如人馬座對應的是西班牙、匈牙利等國家）。
三、希臘人同樣是以天上「會動」與「不會動」星辰間的關係位置變化來解釋它對人的影響力，這個影響力的來源亦是「天人感應」，而其詮釋方法同樣是在運用「象徵主義」。這種詮釋非常多面，茲舉《星象大觀》中的一種「速讀」法如下：某人出生時，水星在獅子座、第十一宮位置。因為水星代表「交際能力」，獅子座代表「創造力、權力」，第十一宮代表「社團、社會地位、生活目標」，所以上述的星相意味著某人將來「有足夠的能力將獨具創意的觀念和一群人共享」。
人類集體潛意識的顯影
雖然希臘占星術主要是在預測個人的命運，而中國傳統的占星術則是在預測國家大事，但為什麼它們在結構上會表現出如此的類似性呢？
分析心理學家榮格（C.GJung）曾說：「只有在占星術和煉金術裡，我們才發現我們（西方人）的心態和中國人沒有什麼差別」，這個「沒有差別」意指占星術的基本概念乃是來自超乎文化與地域的人類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或是獨立於個人主觀經驗的客體心靈（objective psyche，註：「客體心靈」即是榮格後來對「集體潛意識」的稱謂）。換句話說，它是人類共通的心智機能的產物。
用分析心理學的語彙來說，人類的集體潛意識有形成某些意念或意象的本能傾向，稱之為「原型」（archetype），它們可以說是「先驗的心靈秩序」。當人類仰望蒼穹時，由於此一心理本能，使他傾向於認為整個宇宙，還有那些閃閃發光的星辰，並非混亂的存在，而是一種有意義的排列；當人類返觀自身時，同樣也覺得大至國家的興亡、小至個人的稟性，並非出於偶然的意外，而應該有一個法則。「先驗的心靈秩序」使得人類意識和他所知覺的外在世界之間，產生一種有意義的聯繫，也使得前面兩者——「天」（大宇宙）與「人」（小宇宙）間出現一種預存的、和諧的關係。「原型」只能以意念或意象來顯示自身，「天人合一」及「天人感應」可以說就是此一原型的意念外射，而占星術則是它的一種意象顯影。
這也就是我們在前面所說的「知的程序」，中國人和希臘人各自將人類普同的心智特徵銘印在他們思考所得的知識上，結果就產生了結構上的類似性。
象徵判讀法的文化差異性
但我們必須說，中國占星術和希臘占星術在表象的層次卻顯出相當大的歧異，而這種差異主要來自它們所使用的象徵主義。雖然使用象徵也是人類心智的共同特質，但「以什麼來象徵什麼」卻具有很大的文化差異性。
譬如中國人將天上一顆亮麗的行星命名為「金星」，並將它和「秋天」對應。「金」這個字讓中國人聯想到「兵器」（因為兵器都是用金屬做的），而「秋」也給人一種「肅殺」的感覺，所以在中國的政治占星術裡，「金星」乃「兵象」也。但希臘人卻將同一顆星命名為「維納斯」（Venus），而維納斯是希臘神話裡的美與繁殖之神，所以「維納斯」（金星）就成了「繁殖、愛及家庭生活」的象徵。很顯然的，因為這種不同的象徵意義，而使同一個星象對中國人和希臘人所產生的「影響力」就相差十萬八千里。
占夢術也大量使用象徵，但就像精分析學家費連奇（Ferenczi）所說：「每一種口音都有它自己的夢語」，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語言、文字，而各自形成獨特的雙關語或拆字法，因此，每一種「口音」的族群都有一些無法翻譯，讓其他民族難以瞭解的象徵法，〈夢葫蘆〉似乎就是這樣的例子。但即使是對與語言、文字無關的夢中影像，不同的民族也會因文化而產生截然不同的解釋，譬如中國人認為夢見騎驢是「吉兆」，但印度人卻認為它是「凶兆」。
以文字的拆開、重組，然後根據其形、音、義來詮釋的測字學，更是不用象徵主義就無法判讀。譬如在〈過河卒子〉裡，某人以「風」字問妻子所孕是男是女，范某將「風」字拆開再組合成「虺」字，並引《詩經》裡「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而「斷定」某人妻懷的是女胎。其實，《詩經》那句話原是在占夢的——一個懷孕婦人若夢見蛇虺，那表示她會生女嬰。這樣的詮釋乃是在反映中國人的陰陽觀念，因為蛇虺是在地穴陰濕之處活動的，屬「陰」；而女子亦屬「陰」，所以蛇虺就成了女人的象徵。但在西方，夢中出現的蛇虺卻有截然不同的象徵意義，譬如精神分析就認為它乃是「男性陽具」的象徵。因此，測字先生若是一個習染西方文化的人，那麼根據同一個字，他可能判斷孕婦會生的是男性。
古典命定論與科學決定論的相同點
如果我們換個角度，以時下科學決定論裡的各種知識來和古典命定論做個比較，也會發現它們雖然從同樣的前提假設出發，但卻產生不同的結果。
事實上，在現代科學裡，我們也到處可以看到「天人合一」與「天人感應」的影子，譬如理論物理學在推論宇宙的起源時，認為宇宙是由一個「大霹靂」或「大爆炸」（Big Bang）而產生的，而生物學在探討物種源始時，也認為所有的生物都是由同一來源演化出來的，這種「本於太一」的觀念與古人基本上是一樣的。原子物理學家所提出的原子模型，電子繞著原子核運行的情形一如天體中行星繞著恆星運轉，「大宇宙」與「小宇宙」間也具有結構上的類似性。而醫學也告訴我們，人類血液中各種礦物質的濃度約略等同於海洋中各種礦物質的濃度，人體的血液就猶如一個「具體而微的海洋」；這些都讓人想起古老的「天人合一」觀念。
大多數的科學知識體系也都是在尋找「自然與人類間的相互作用力」。而這種作用力通常也是「看不見」的，它們包括萬有引力、磁場、電波、心理作用等。而理論物理學家甚至提出了「貝爾假說」（Bell’s theorem），認為一個物理體系若分裂為二，這些在物理上屬分離的體系間，必然存在著某種關聯性。這些研究結果和臆測，也都讓人想起古老的「天人感應」觀念。
我們也不必諱言，近代天文學的發展跟占星術是分不開的，譬如刻卜勒（J.Kepler）本身就是個占星迷，他因對占星的狂熱而觀察天象，結果發現行星運動的三大定律，為日後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奠下基石。對刻卜勒來說，占星術絕不只是「預示未來」的工具而已，更是一種能滿足其內在經驗的「宇宙結構與功能」的象徵。
如果我們從人類知識發展史的觀點來看，也許可以說古典命定論和科學決定論的各種知識同樣是人類心靈的產物，銘印著同樣的人類心靈待徵，前者和後者相較，也許是屬於「初階」的知識。古典命定論對事物間的因果關係只做「概略的描述」，譬如說讓自然和人發生感應的是「氣」；而科學決定論則對此加以「精確的描述」，譬如指出這種「氣」是萬有引力、磁場或電波等。
科學決定論與古典命定論的相異點
但我們仍必須說，古典命定論所獲得的知識和科學知識仍有很大的差異，其主要的不同在於下面兩項：
就目的而言，古典命定論裡的占星術是想透過觀察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變化來預測人世的變化及吉凶禍福；而科學決定論裡的天文學研究的則是日月星辰的性質、運動、軌道、引力。我們可以說，科學決定論是一種「層次決定論」，它只研究某個層次或範疇內的因果關係，而古典命定論則是一種「超層次決定論」，它想研究自然與人事這兩個不同層次間的因果關係。
當然，科學決定論也有在探討自然與人事間的因果關係的，譬如根據美國的一項調查，紐約市的縱火率在月圓時增加一倍，而全國性的謀殺率則增加五○％，伊利諾大學的毛里斯教授（R.W.Morris）對此的科學解釋是：在月圓之時，人體內酵素和荷爾蒙的活性會增加，而血壓、心跳、新陳代謝等也都會跟著升高，使人較容易緊張和焦慮，結果月圓之夜就變成了多事之夜，而這可能跟地球與月亮間的電磁及重力變化有關。但使人容易「緊張和焦慮」跟占星術裡所說的「飢荒和戰爭」還是有著範疇上的不同。
關於國人熱衷的風水問題，德拉威大學的烏利奇教授（R.Ulrich）曾花八年的時間研究接受膽囊手術病人在病房的「床位」和他們健康情況的關係，結果發現床位靠窗的病人比靠牆的病人術後的併發症及使用的止痛劑都較少，而且平均住院日也較短。烏利奇認為，這是因為床位靠窗使得病人的心情較好，心理影響神經系統，神經系統又影響免疫系統所致（此即新興的「心理神經免疫學」）。屋內桌椅或床鋪的擺設位置確實會影響人的心理和身體健康，但這與陽宅學所說的會影響人的「升官發財」，還是相差十萬八千里。
就方法來說，古典命定論仰賴的主要是「象徵主義」，而科學決定論講究的則是「實證主義」，任何的理論或假說，都必須經過大量、反覆的實際驗證，始能判斷其真偽。十八世紀時，維也納的一位醫師高爾（F.J.Gall）曾提出一種與古典體相術類似的顱相學（phrenology），他認為一個人的顱骨結構跟其氣質、智能、才華、宗教信念與犯罪傾向等直接相關，當時曾風行一時，雖然它與第一章〈盲僧摸骨〉裡所說光靠摸骨就知道某人「將來會當官」，而某人「日後會成為大財主」相較，仍顯得相當「保守」，但因經不起大量的實際驗證，而早已被科學界所淘汰。
學問不大，野心卻很大
當我們將中國古典命定論在詮釋生死禍福、貴賤窮達時，所表現出來的「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觀念，以及所使用的「象徵主義」判讀法，置於人類知識發展史的脈絡裡，與希臘的古典命定論及時下的科學決定論做一比較後，它們的特色或者說「毛病」就立刻暴露無遺。
相對於科學決定論而言，所有的古典命定論都只是「初階」的知識，雖然學問不大，但「野心」卻很大，想以簡單的知識做超層次的預測，這無疑是「扯得太遠」了。
而且，它們所大量使用的「象徵」，並不屬於科學的範疇，而是屬於人文的範疇，是文學、藝術的最愛。因此，如果說古典命定論含有什麼「真理」的話，那也是屬於「文化的真理」，而非「科學的真理」。
而這也是中國古典命定論與希臘古典命定論在判讀細節上不同的原因，因為兩種文化使用了不同的象徵。也因此，它們所陳述的並非什麼「宇宙的律則」，而是「文化的玄想」。事實上，中國古典命定論的各路人馬乃是人類心智與中國文化「交感」的產物，它們所提供的各種「律則」只對屬於中國文化氛圍內的族群才具有意義，也才能在他們身上發揮「作用」。有誰聽說過一個德國人因家門前有兩口水池，而「導致」一家不得安寧，最後鄭重其事地將水池填平的說法？
但這只是一半的故事而已。因為除了「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的觀念及「象徵主義」外，中國古典命定論還有更複雜、也更深奧的詮釋法，而那也就是我們下章要談的「稍長生剋」與「數」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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