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是什麼？
人，喜歡問「為什麼？」而在眾多「為什麼」中，又以個人在這個塵世的生死、禍福、貴賤、窮達等所衍生出來的「為什麼」最讓人縈繞於心。
「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行者常至，為者常成」、「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等古老的格言告訴我們，最大的決定因素在於「自己」。但人生的實際閱歷卻也一再提醒我們，它們往往和個人的才智、努力、德性、作為不成比例，而似乎有超乎這些的其他決定因素。
這些超乎個人的其他決定因素，即被我們的老祖宗籠統地稱之為「命」。所謂「君子不以在我者為命，而以不在我者為命」，「命」指的是並非自己能決定、但卻能決定自己生死禍福、貴賤窮達的各種因素。
所謂「人受命乎天」，古人認為這個「命」是由「天」決定的（故亦稱為「天命」）；而所謂「天」有兩個含義：一是人格化的「天」，它指的是「神的意旨」；一是非人格化的「天」，它指的是「自然奧律」。因此，在廣泛的定義裡，凡是超乎個人的決定因素，不管是出於「神的意旨」或來自「自然奧律」，都屬於「命」的範疇。
所有的天機或命運物語都是對「命」的揭露。而在這種揭露過程中，中國古典命定論的各種內涵——包括它的理論基礎、判讀方法、說服策略、文化特色、心理及社會功能等也都跟著一一顯現。本章想先從前面所舉的故事來探討一個基本問題——漢民族的「命觀」，也就是我們的老祖宗認為「命」具有什麼本質，以及對「命」抱持什麼態度的問題。
天命不易與天命靡常
命的「本質」不會自行顯現，我們只能從被揭露的命裡來加以理解：
在〈被牛角觸死〉這個故事裡，當相士揭露富家子弟將於某日某時被牛角觸死這個命定的結局後，出於自我防衛的本能，他想盡辦法逃避，但結果還是在最後一刻被用牛角做的髮簪穿耳貫腦而死。
這個故事向我們透露，命具有必然的、不變的本質，而這也正是《尚書》裡所說的「天命不易」——命之所以為「命」，正表示它是「半點不由人」的，不會因人力的介入而有任何的改變。就壞的一面來說，這種必然性雖然予人一種受擺佈的感覺；但就好的一面來說，因為命的「不易」，所以它也是「可信賴的」。
但〈雷擊古寺〉讓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在古典命定論裡，雷擊一向被視為是在履行「神的意旨」，所以當雷電迴繞古寺不去時，有人提出了輪流出寺「接受天命考驗」的建議。結果，主動接受考驗的眾人慘遭橫禍，而顫抖惶愧不敢面對考驗的老頭卻反而得以倖免。
這似乎又想告訴我們，命並非人所自以為是的那樣必然，它其實是無常的。而這也正是《詩經》裡所說的「天命靡常」——神的意旨或自然奧律不是一成不變的，它變化莫測。就 壞的一面來說，這種變化莫測給人一種不可信賴、無所依循的感覺；但就好的一面來說，因為命的「靡常」，而騰出了不少轉圜的空間。
這兩種觀點看似矛盾，但卻同時存在。此一矛盾存在，在更深的意義上，正代表了漢民族對命的「雙情態度」。因為有「天命不易」的觀念，使人興致勃勃地想要「窺天命」，而如果窺探到的玄機無法兌現，則可自我解嘲地將它們歸諸於「天命靡常」。反之，因為有「天命靡常」的觀念，使人覺得應該要多「盡人事」，而在徒勞無功、受到挫折後，又可自我安慰地將它們歸諸於「天命不易」。
具道家色彩的「安命觀」
但不管命的本質是「不易」或「靡常」，更重要的是人要如何與命互動，而這就涉及「態度」的問題。接下來的故事可分為三組，分別扮演了三種不同態度的「傳聲筒」：
從〈蚯蚓與銀簪〉、〈漢江漁夫〉及〈送別好友）這三個故事裡，我們嗅到一股濃厚的勸人「安命」的氣息。把銀簪看成蚯蚓的楊父，無法體認那是自己「命中無份」的，竟然還刻意營求、強行索取，最後落得白忙一場、徒增煩惱，真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而漢江邊的那位漁夫，回絕了可能的榮華富貴，知足常樂，則反而得到孟某「我不如這個漁夫」的讚美。 最生動的是〈送別好友〉，故事裡的宋孝廉與白孝廉雖然都是「命理高手」，但在知道自已大限已到時，並不像一般命理學家汲汲營營於為別人或替自己「改命」、「蓋運」，而是安然處之，臨死不懼，一個渡江送別，一個在門迎接，兩人把握人生的最後時光，開懷暢飲。雖然安於無情而殘酷的命運，卻反而給人一種超然、灑脫的感覺。
這種「安命觀」，具有濃厚的道家色彩。道家承認命的存在，但就像老子所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在冥冥中決定萬事萬物的天地大力，是無親而又無情的，一個人面對它的良策是「無為」、「虛靜」、「棄智」這些反求諸已的心靈修為。所謂「無欲則剛」，在殘酷的命運之前，人若無所營求，不為所動，即能獲得心靈的自由。他並不贊成人們去窺探命，因為他說：「先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想要預見事情的發展，所得到的只是華而不實的表象，但卻是愚蠢的開始。
莊子也有類似的觀點。他主張人「無以故（巧謀）滅命」、「去智與故」，又說「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德之勝」。這種「勝利」看似有點阿Q，但如果一個人能不在意命，不受它的干擾，則「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確實也是一種「精神上的勝利」。
終極而言，死亡是生「命」中最必然、也最難以超脫的「命」，你再如何費心營求、如何神機妙算，終歸是難逃一死。就像〈送別好友〉所顯示的，我們唯有「安然處之」，才能得到解脫。
具儒家色彩的「立命觀」
〈大難不死〉、〈乞丐命〉與〈洗腳喪命〉這三個故事，鼓吹的則是一種比較積極的態度。
在〈大難不死〉裡，被伯父預言會「大難臨頭」的王姓商人，連忙收拾細軟回故鄉，這表示他是「信命」的，但在「來日無多」的命運壓力下，他卻能見義勇為，而且不欺暗室，結果竟因此化險為夷，改變了被預言的殘酷命運。而〈乞丐命〉裡，某甲在年輕時即被預言只有「乞丐命」，但他不為所動，仍勤學不輟，結果也當上了河中太守。雖然這兩個故事最後都峰迴路轉，對他們的命又提出了另一套說辭，但所謂「理未易明」，不管你被告知的是什麼「命」，凡事「盡其在我」總是沒錯的。
而所謂「盡其在我」，是「做應該做的事」。在〈洗腳喪命〉裡，醫生要病癒的沈某在百日內不能洗腳，這種忠告來自命理的成份顯然要多於醫理，但沈某卻不聽忠告，「以身試命」，結果白白喪生，這就不足取了，因為「洗腳」既無補於國計民生，又無益於世道人心，我們大可不必去冒這種「不必要的險」。
這樣的態度，是比較傾向於儒家的，我們可以稱之為「立命觀」。孔子曾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說：「五十而知天命」，但這個「知命」並不是去「知曉神的意旨或自然奧律」。《朱子集註》曾引程子的話說：「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因此，孔子的「知命」只是「相信命存在」而已。孟子雖然曾說：「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但這也表示不要故意和可能的危險命運作對而已，他同樣未觸及命的內涵與運作法則。
讓儒家表現其特色的是「立命」，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在不是人力所能決定的命運之前，儒家強調「修身」、「盡其心」、「盡其道而死」、「知其不可而為之」，成就一種光輝的人格。
我們可以說，將生死禍福、貴賤窮達委之於命，不患得患失、也不刻意營求，是儒家與道家相似的地方，但主張凡事盡其在我，讓個人的才智和仁義之道獲得最大的發揮，則是儒家有別於道家的「立命觀」。
陰陽五行家的「窺命觀」
〈鳥偏旁兒腳〉和〈夢袁可立〉，則是在反映另一種更積極、也更為國人所熟悉的態度。
在這兩個故事裡，我們看到了想經由「窺探天機」以博取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的熱切之情。杜父在無意中窺見了預示未來宰相大名的宰相碑後，即根據那個模糊的印象，為兒子命名為杜鵬舉，並交待兒子「如果你當不了宰相，那麼後代子孫的名字都要取有鳥偏旁兒腳的！」結果杜鵬舉的兒子杜鴻漸果然當上了宰相。但也還好在這一代就實現了願望，否則他們這一家姓杜的想必會不惜世世代代繼續「鳥」下去的。
而夢見「你要等待袁可立和你同考，才有希望上榜」的老儒，在將它解釋為這是神明向他洩露的天機後，即不辭勞苦地到各地學堂查訪，最後皇天不負苦心人，讓他找到了袁可立，然後帶之回家，再親自課讀達數年之久，始如願以償。
而在前述〈乞丐命〉裡某甲的同窗友人身上，我們也看到了同樣的決心和毅力，只是他把這種決心和毅力用在對「星命之學」的探討上。當他根據星命之學研判某甲只有乞丐命，但卻失了準頭後，他「覺得自己命學不精而深感慚愧」，於是遍訪能人異士，想知道「為什麼」，最後終於在欽天監某高人的指點下，了解了個中緣由，也使他的星命之學更上層樓。雖然努力的方向不同，但他們表現出來的「求知」毅力，比之某甲的「勤學不輟」是不惶相讓的。
這樣的態度，我們可以稱之為「窺命觀」，讓人想起的是在春秋戰國時代與道家、儒家分庭抗禮的陰陽五行家。所謂「窺命」就是要像《易經》所說的「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找出神的意旨或自然奧律背後的運作法則以及判讀它們的方法，然後知所趨避，有所運用，以增進個人及集體的福祉。
很顯然的，它比道家的「安命觀」或儒家的「立命觀」都具有更大的實用性，而且也因為它把「命」當做一門知識來研究，所以也比前兩者具有更大的發展性，而在春秋戰國時代以後，陸續發展出各種體大用繁的理論和方法，積澱成一個非常龐雜的知識體系，成為筆者所說「中國古典命定論」的主要內涵。
三種命觀，三種自由
事實上，還有第四種態度，也就是以墨家為代表的「非命觀」，但為免治絲益棼，這種不承認命存在的態度，我們留待後面相關篇章再談。基本上，在承認命存在的前提下，漢民族對命所抱持的就是「安命」、「立命」與「窺命」這三種態度，它們多少跟前述「不易」及「靡常」這兩種「天命」本質在個人心中所佔的比重及如何統合有關。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三種態度也可以說是在反映漢民族於命運的陰影下，所渴望的三種「自由」。
人是相當矛盾的，一方面相信「命定」，一方面又渴望「自由」。其實，不管是道家的「安命觀」、儒家的「立命觀」或陰陽五行家的「窺命觀」，都是對「命定」與「自由」所做的不同形式的統合。哲學家史賓諾莎曾說：「自由乃是對必然性的一種體認」，我們在體認了必然性（命定）後，要「選擇」和它維持一種什麼關係，才是「自由」的範疇。以此觀之，道家在體認人的生死、禍福等「必然」會受到某些因素的擺佈後，它選擇「安時處順」，以獲得個人心靈的「自由」。而儒家在體認同樣的「必然性」後，則選擇「盡其心」，以維護自己人格的「自由」。至於陰陽五行家則是在做了同樣的體認後，選擇「窺探」它、「運用」它，以期獲得追求個人福祉的「自由」。
這三種自由同樣為人所需要，所以事實上，前述的三種命觀也同樣為漢民族所需要。當然，一個人要安命、立命或窺命，可能需視當時他渴望的是什麼自由而定。
民間百姓心中的最愛
在〈舟中道士〉裡，我們看到了前述三種命觀的同台演出。救了李衛一命的道士，本身具有未卜先知、化災解厄的能力，他是一個高明的「窺命者」。
但他對李衛卻做了一番教誨，其中所謂「對個人一生的窮達，應該安命，若不安命，那麼大家互相競爭排擠，無所不用其極，徒增紛擾」，這是道家消極的安命觀；而所謂「對於國計民生的利害」要「知其不可而為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則又是儒家積極的立命觀。 由一個高明的窺命者來頌揚安命觀和立命觀，似乎表示「安時處順」與「盡其心」比「窺探天機」具有更崇高的價值。
但在這個故事裡乃至其他故事裡，最讓人「動心」的卻很可能是能讓人鑑往知來、趨吉避凶的窺探天機能力。 事實上，道家的安命觀和儒家的立命觀雖然「不錯」，但絕不是民間百姓心中的「最愛」。
我們可以說，在這方面，儒家和道家都錯估了人性，因為一方面承認命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又叫人不必理會它、不要窺探它，而只需在個人修為上下功夫，這不僅「低估」了人們的好奇心（求知欲），同時也「高估」了人們的德性，而這正是儒道兩家所共有的致命傷。
在反映民間百姓心靈樣貌的明清筆記小說裡，勸人「安命」與「立命」的故事，寥寥可數。多數民間百姓渴望的並不只是將生死禍福、貴賤窮達委諸於命而已，他們更希望知道（最少是有人能告訴他們）關於命運作的各種法則及判讀方法，以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並進而利用這些知識來追求幸福和財富，以滿足他們並不怎麼高尚的德性。在這方面，就像〈鳥偏旁兒腳〉等故事所透露的，他們具有無比的決心和毅力。
因此，從下章起，我們要談的主要是漢民族「窺命」窺了一兩千年，所窺出來的各種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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