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個人可以同時是科學家又是電影喜劇小丑，因為前者是「從混亂中找出秩序，為人類解決問題」的人；而後者則是「從秩序中製造混亂，為人類提供歡樂」的人。
由於社會角色及思考模式的不同，當科學家遇到一個以娛樂大眾為目的，需要分歧性思考的問題時，他們可能會一下子不知所措，而被折騰得灰頭土臉。報章雜誌的編輯在提出這樣的問題時，原本就不想要得到什麼「真正的答案」，而只是像高喊「狼來了」的放羊小孩，存心以作弄樸實如農夫的科學家為樂。
但為什麼有人喜歡如此調侃科學家，而又能引起共鳴呢？
下雨時，蝴蝶會往哪兒躲？
不久前，中國時報寰宇版登了一篇「唉！這些諾貝爾獎得主」的文章，大意是說有一本《思辯雜誌》出了「如果外面下起雨來，蝴蝶會往哪兒躲？」這樣的一個問題，去請教一些諾貝爾獎得主，結果得到了一籮筐非常無趣的答案。我照抄如下（是誰回答的就不提了）：
答案一：「問倒我了……我想牠們會留在外面淋雨吧。因為我們下雨天都不出去，所以看不到牠們淋雨的情形。」
答案二：「噢，老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蜜蜂會躲在花裡頭。我們家有一座很大的花園，我太太喜歡蒔花弄草，我喜歡戶外活動。今年花園裡飛來一大群蜜蜂和蝴蝶，我們在雨後走進花叢都要特別小心，因為花裡有很多蜜蜂。我們倒是沒有看過蝴蝶。我認為牠們也會照這樣子去做，只不過牠們可能會躲在樹枝或其他東西下面。」
答案三：「我想牠們會躲在所能找到的最大一片葉子下面。我確信如果你去問一位植物學家，他會知道得比較清楚……或者最好去問一位對昆蟲行為有所研究的專家。」
答案四：「我哪兒會知道呢……我對這類的事情一竅不通，到了這種身份地位，往往會受到一些誘惑，那就是不管你知不知道，別人都會問你一大堆問題……我對此感到不勝其煩。我想某些人這麼多年下來已經屈服了。肆無忌憚地發表高見是一件非常過癮的事，特別是你想說些廢話的時候。我努力抗拒這樣的誘惑，我沒有把握自己每次都能戰勝誘惑，但是至少我試過。」
這篇文章的欄名為「名人現醜」，言下之意是別看那些諾貝爾獎得主高高在上，他們的腦筋其實「死」得很！說出這樣的答案無異是在「出乖賣醜」。《思辯雜誌》向諾貝爾獎得主請教這個問題的原意為何不得而知，但中國時報寰宇版轉載它的用意很明顯，因為它很像讓時報系統大發利市的《腦筋急轉彎》中的問題。相較於《腦筋急轉彎》，這些答案確實是乏味至極。
《腦筋急轉彎》是我女兒同學間流行的話題，當我以前述問題問我女兒時，她不假思索地說：「看誰拿雨傘，就躲到他的雨傘下面。」她的腦筋雖然還「轉」得不夠「彎」，但她的答案似乎也比諾貝爾獎諸公要來得急智、活潑而有趣。
當然，關鍵在於諾貝爾獎諸公將上述那個問題視為嚴肅的科學問題來處理，一板一眼地來回答，結果就被當做「笑話」來消遺。
這裡面牽涉到幾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科學家的「不識趣」
很多卓然有成的科學家都以「不識趣」或「令人掃興」而聞名於世。
當愛迪生在一八八九年到法國訪問時，受到群眾熱烈的歡迎。有關人士接待他到被法國人視為至寶的羅浮宮美術館參觀。面對那些令人讚嘆的藝術結晶，愛迪生說：「據我的看法，這些古代名匠的畫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它們的價值都是物以稀為貴，是那些富翁們的虛榮心造就出來的。」
愛因斯坦似乎比愛迪生稍微風趣一點，一九二一年，當他到美國訪問時，紐約的港口也擠滿了歡迎的人潮。當記者問他：「為什麼抽象難懂的相對論會引起這麼多人的狂熱？」愛因斯坦想了一下，說：「我想這是一個應該由變態心理學來研究的問題。」
匈牙利籍的傑出數學家艾胥狄（P.Erdos）四處為家，走到哪裡就由當地的數學家為他張羅生活所需。有一位數學家的太太抱怨說，艾胥狄二十五年來經常到他家吃飯，但從未帶過花或巧克力等禮物。艾胥狄知道了，拍拍那位數學家的肩膀，說：「那麼請你替我買五盒巧克力，送給你太太。」
一九六五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惠曼（R.Feynman）算是頂風趣的，他在其巨著《惠曼物理講義》的作者欄，放的並非西裝革履、望之儼然的學者照片，而是狂擊非洲康笳鼓、開懷大笑的洒脫照片。當他到瑞典接受了諾貝爾物理獎後，在瑞典國王的晚宴上，看到國王和排隊魚貫而入的來賓頻頻握手的場面時，他竟忍不住對坐在旁邊的一位公主說：「在美國不必這麼麻煩，我們會設計出一部專供握手的機器。」而且不顧公主的不耐，繼續大放厥辭：「我們可以免費提供一部機器給國王御用，其他人就會跟進……不久之後，你也不必在入口處排隊和機器握手，而只要帶你的握手機器去和別的機器握手就可以。」
女科學家的情況可能更糟。當居禮夫婦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後，接受當時法國盧貝總統的邀約，到尤麗榭宮晚宴。在晚宴上，一位夫人走近居禮夫人，問她：「您願意我把您介紹給希臘國王嗎？」居禮夫人的回答是：「我看不出那有什麼用處。」對方臉上露出不解而驚訝的神色。後來居禮夫人才知道，向她提出這份好意的是盧貝總統的夫人。
物理學家與電影喜劇小丑
這些「不識趣」、「不得體」的談話，雖然跟前述的「蝴蝶往哪兒躲？」問題的回答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我覺得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它們的交集是所有答案都是「問題導向」而非「人際關係導向」的。由於「問題導向」，而使科學家們忽略了交談的目的、場合與對象等，結果不是乏味至極，就是掃興傷人；愛因斯坦和艾胥狄的談話雖然別有「趣味」，但卻也讓人尷尬。科學家的這種「不識趣」，我想可能跟他們的社會角色及思維特色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先說社會角色。一九二五年左右，量子方面的一些發現使得當時的物理學界極為混亂，無所適從。包里（W.Pauli，一九四五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曾寫信給友人說：「我倒希望自己是個電影喜劇小丑或其他角色，而從沒有聽過物理學。」但在海森堡發表他的量子力學後，包里又興奮地告訴友人說：「海森堡的那種力學再次讓我的生命充滿希望及歡樂」，他又把當個物理學家視為他的「第一志願」。
物理學家跟電影喜劇小丑有什麼不同呢？質言之，前者是「從混亂中找出秩序，為人類解決問題」的人，而後者則是「從秩序中製造混亂，為人類提供歡樂」的人。取悅別人、娛樂大眾並不是科學家的工作，即使有心為之，也是事倍功半。
一九三七年，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曾到當代最偉大的電影喜劇小丑卓別林家裡作客，為了「娛樂」卓別林，愛因斯坦曾和三位音樂家合奏莫札特的四重奏。但對愛因斯坦的琴藝，卓別林似乎不太欣賞，因為他說「愛因斯坦的弓法不能十分信賴，而且技巧也有點生硬。」
當然，偉大的電影喜劇小丑也問偉大的物理學家幾個問題。卓別林先問愛因斯坦「是否看過在降靈會裡，桌子升起來並在房間裡飄動的現象？」對此，愛因斯坦只能溫和微笑著，並搖搖頭。接著，卓別林又煞有介事地問愛因斯坦：「你的相對論是否和牛頓的學說發生衝突？」這次，愛因斯坦簡短地回答：「喔！不。正好相反，相對論是牛頓學說的延長。」
沒有一個人可以同時是科學家又是電影喜劇小丑。愛因斯坦和卓別林雖然可以成為互相欣賞的朋友，但卻「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就社會角色而言，科學家所做的本來就是比一般人「不識趣」、「不通人情」的工作。
聚合性思考與分歧性思考
雖然上述諸位科學家的談話讓人感到有點突兀，但從「科學」的觀點來看，那些話即使不是完全「正確」，卻也都相當合乎「邏輯」，這又可能跟他們的思維特色有關。
不少專家如傑克森（P.Jackson）、胡德森（L.Hudson）、史諾（C.P.Snow）等均認為，人類的思考模式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從多種現象或可能中找出一個結論的「聚合性思考」（ convergent thinking），譬如當問你「鯨魚、老鷹、猴子、螞蟻代表什麼？」時，要找出「代表動物」這個結論，就需要運用「聚合性思考」。另一則是從一個現象中看出多種可能性的「分歧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譬如若請你「在一分鐘內說出用木頭做的各種東西」時，你除了列舉各種傢俱外，要說出「紙、水車、木炭、球棒、棺材」等，就需要運用「分歧性思考」。
一般說來，「聚合性思考」有助於我們從混亂中找出秩序，跟邏輯推理能力密切相關；而「分歧性思考」則是跳出框框，天馬行空，幾可以說是豐富想像力的同義詞。每個人都具有這兩種思考能力，但也經常有所偏倚。胡德森及史諾曾分別以不同的問卷測驗不同地方的學生，結果不約而同得到一個有趣的發現：專攻數學、物理、化學等硬調科學的學生，有較高的「聚合性思考」能力；反之，專攻文學、藝術等人文學科或對此有興趣的人，則是「分歧性思考」的能力較高。
我們可以說，基於先天稟賦及後天的薰陶、訓練，科學工作者擅於運用他們的邏輯推理能力，並有對各種事物做「聚合性思考」的傾向；而文學藝術工作者則較需要發揮他們的想像力，並有對各種事物做「分歧性思考」的傾向。
當「如果外面下起雨來，蝴蝶會往哪兒躲？」被預設為是一個想娛樂大眾的「腦筋急轉彎」問題時，它需要的是「分歧性思考」（也許還需要以非傳統方式來尋求棘手問題之解答的「水平思考」），需要個人發揮他的想像力。習於「聚合性思考」的科學工作者可能會一下子不知所措，而被折騰得灰頭土臉，或者提出符合邏輯推演但卻相當笨拙的答案。因此，也難怪那些諾貝爾獎得主會被報刊編輯這類的文藝工作者視為是在「出乖賣醜」。
當然，最大的關鍵在於提出這樣的問題時，原本就不想要得到什麼「真正的答案」。報刊的編輯和讀者就好像因無聊而高喊「狼來了！」的放羊小孩，存心要以作弄樸實如農夫的科學家為樂。
創造力的兩種文化
為什麼有人喜歡如此調侃科學家，而又能引起共鳴？這就跟為什麼《腦筋急轉彎》之類的書籍會在中學生之間大為流行一樣，除了「輕鬆一下嘛！」之外，可能還有更深刻的原因 。
就學生而言，我們的教育幾乎是一面倒地偏向「聚合性思考」，各種考試出的幾乎都是密閉式的、答案只有一個的問題，都是在測驗學生的「聚合性思考」能力（作文也許除外）。在被束縛得快蹩不過氣來的情況下，《腦筋急轉彎》之類的「分歧性思考」正好可以換換口味，讓思想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就整個社會而言，我們似乎也太偏愛「聚合性思考」了。譬如判斷一個人「聰明才智」的智力測驗，也幾乎一面倒的都是在測驗「聚合性思考」的能力。結果使得學人文、藝術的人在和搞科學的人相較之下，就顯得「比較笨」，也較不被社會所看重。因此，偶而以「分歧性思考」開開科學家的玩笑，多少可報「一箭之仇」。
但這種心理平衡作用絕非止於個人層面，它還有社會層面的意義。史諾等人曾將「分歧性思考」與「聚合性思考」稱為人類創造力的「兩種文化」，它們分別代表了人類創造過程的兩個不同階段，而且「分歧性思考」常是先於「聚合性思考」。要「解決」問題，一定要有人先「提出」問題，而提出問題的通常是「分歧性思考型」的人，他們以其豐富的想像力，在觀念上做跳躍式的前進，提出各種分歧性的見解或異想天開的問題，但他們可能缺乏解答這些問題的興趣、能力和耐心。而要從這些分歧性的見解和問題中理出一個頭緒，並加以解決的則是「聚合性思考型」的人。
即使在純科學的領域裡，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現象。絕大多數的科學家從事的其實都是孔恩（T.Kuhn）所說的「常態科學的解謎活動」，它主要靠「聚合性思考」；但要發現讓舊典範崩解的異常現象或新問題而另起爐灶，卻需要「分歧性思考」。
就好像古書上所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類的文明其實是由「分歧性思考」與「聚合性思考」相互激盪而建立起來的。但因為在大多數時候，我們都處於類似「常態科學的解謎活動」時期，所以高估了「聚合性思考」，甚至對「分歧性思考」給以無情的打擊。
腦筋急轉彎，不只是讓我們「輕鬆一下」而已，它還是推動人類文明前進的巨輪之一。
豐富而有情趣的人生
胡德森曾另外做了一個有趣的實驗。他先將受測者依測驗分為「聚合性思考型」及「分
歧性思考型」兩組，然後讓他們睡覺，當他們的腦波進入R E M睡眠（作夢期）圖形後，再叫醒他們。結果發現，「聚合性思考型」的人較少報告（回憶起）說他們正在作夢，即使正在作夢，夢境也較不生動鮮明。反之，「分歧性思考型」的人則能回憶起較多、較生動活潑的夢。
夢是「另一種人生」，它對真實人生往往具有隱喻及啟示作用。過度偏重於「聚合性思考」帶給我們的往往是較具有條理，但卻較枯燥乏味、無夢的人生。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注重邏輯推理的「聚合性思考」能替人類解決問題，有助於改善人類的生活；而發揮想像力的「分歧性思考」卻可以豐富人類的生命，增加生活的情趣。大體而言，這亦是「科學」與「藝術」的不同功能。人生需要科學，也需要藝術，坐在愛迪生發明的電燈下面，閱讀愛默生的雋文集，是美好的人生經驗，但藝術與科學的關係絕不止於此而已，誠如哲學家尼采所言，藝術還可以使我們「免於死於真理」──死於由「聚合性思考」所獲得的科學真理。如果沒有藝術、沒有「分歧性思考」，人類可能一股腦兒滾進科學和「聚合性思考」的黑洞，而悶死在裡面。
藝術、想像力、分歧性思考和腦筋急轉彎，可以讓我們在科學和科學家為我們解決棘手問題後，喘一口氣，過一種比較豐富而有情趣的人生。
諾貝爾獎得主對「如果外面下起雨來，蝴蝶會往哪兒躲？」的回答，讓我想起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在這部電影裡有一個在生產線上辛勤工作的工人，他的「問題」是每隔兩秒就要用鉗子鈕緊不斷出現的螺絲，在這種慣性動作之下，拿著鉗子的他看到女人胸前和屁股上類似螺絲的裝飾用鈕扣時，竟也不自覺地想用鉗子去「解決」（扭緊）它們。
觀眾無不對此捧腹大笑。但卓別林是嚴肅的，他以異想天開的方式提出了科技文明對人類可能的傷害，而讓人笑中帶淚，淚中帶笑。
「如果外面下起雨來，蝴蝶會往哪兒躲？」
它向科學家們提出的，大概也是這樣的一個問題吧！
（原載《牛頓雜誌》，一九九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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