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區（Edmund Leach）早年研讀工程，後來在英國功能學派人類學大師馬林諾斯基（B.Malinowski）的遊說下，投身入社會人類學的領域，而成為馬林諾斯基最傑出的弟子之一。在英國的知識份子圈內，李區是頗受爭議的人物，他在英國B B C電台的系列講座裡，公開抨擊小家庭制、科學的不負責任及老人的戀權等，在人類學圈內，他譏刺英國傳統的人類學是「捕蝶人」，而引進法國結構學派的人類學理論，將它與英國的功能學派融為一體。從各種角度來看，他都是一個具有開闊胸襟的人道主義者，所著《結構主義之父：李維史陀》一書是瞭解結構主義的最佳入門書。
本文是他接受Psychology Today雜誌專訪的節要，原載1984年6月《心靈雜誌》。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想體系，每一個人的作為根據的是他所相信的體系而非客觀真實……我越來越覺得，凡事都沒有任何單一的真實狀態，一件事情的完全樣貌乃是由存在於不同人心靈中不同的理想個案組合而成……你不可能和『社會』相互作用，你相互作用的對象是『人類』，我覺得瑞德克利夫布朗的理想體系是在描述一個沒有人類存在於其中的社會空殼。」
社會人類學研究什麼？
問：你能先為我們澄清人類學界一些混淆的名詞嗎？譬如「文化人類學家」（cultural anthropologist）和「社會人類學家」（social anthropologist）之間有什麼不同？
答：這種標誌有部分只是國家性的。在英國，除了從美國進口的書所用的書名外，你不會看到「文化人類學家」這個名詞。美國的文化人類學對文化的歷史一直有強烈的興趣，而社會人類學家所從事的則是一種社會學的工作，他們觀察一種社會體系的運轉，而對任何歷史的重塑都加以存疑。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差異主要是在方法與規模（scale）上，社會學家想了解現代大型社會運轉的過程，這表示他們必須仰賴統計學。而社會人類學研究的則是小規模團體內的運作過程，他們通常認識其所研究團體中的成員，而且知道他和每一個其他成員間的關係。但社會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現在已逐漸合而為一。
社會是一直在變動著
問：當人類學家在研究一個社會時，他的描述好像該社會在時間之流裡凍結了，這種途徑豈非假設社會是存在於一種均衡狀態（state of equilibrium）中？
答：我不認為社會會一直處於均衡狀態中，這是大多數早期的人類學田野調查所面對的嚴重批評。在本世紀初，大家認為每個人都是一步步朝有浴缸與汽車的黃金時代前進的，但有些人卻落在後頭，這些原始社會被認為是停滯的文明，它們在達到某種穩定性後就陷在那裡。但人類學家必須為發生在他們眼前的變化提出解釋，他們假設這些改變是因為原始社會受到較高文明衝擊而解體的結果。
問：沒有所謂「穩定社會」的存在嗎？
答：在世界某些地方，你當然可以發現一些穩定的社會，如果環境的條件極端到難以生存的地步，那麼任何能生存下去的社會一定會發展出一種很特殊的適應方式，譬如美國亞利桑那州沙漠中的印第安人（住在以石塊或乾磚所建的居室裡）或生活在北極地區的人類，他們的社會維持一種穩定狀態可能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人們相信自己生活在一個穩定的社會裡
問：你所提到的地區，人類能夠生存的範圍都非常小。
答：他們的確是沒有迴旋的餘地，不過我想提醒你，如果你能在該地引進現代化的設備，就可以打破這個穩定不變的原則。但當你走進一個富庶的地區後，就會發現任何長期穩定性的假設都是站不住腳的。這個問題的部分原因是人類學家所研究的通常是沒有文字記載歷史的小型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口述的神話會告訴你他們的祖先做過什麼事，以及他們的歷史等等。這些口述的神話顯示這裡並沒有什麼改變，人們通常會相信他們是生活在一個相當穩定的社會裡。
只有固定的理想體系，而無固定的社會
問：但如果人類學家想要發現一個社會如何運轉，他必須先假設一個恆常性的功能，就好像社會有著手錶的嘀嗒聲一樣。
答：這正是英國人類學一貫的說法，我也不只一次如此說過。但我越來越覺得人們是依一個抽象的理想體系而非事實來引導行為及安排關係。以劍橋的國王學院來說，它可以說是一個很理想的小部落社會，我們有校規，有讓大家產生一體感的塑像，當你看那些放在架上的塑像時，你會覺得雖然有些小地方的改變，但國王學院的校園生活一百多年來似乎是相當穩定的。不過，事實上並非如此，下星期六，我們有一個老校友的餐會，重返母校的校友如果要讓自己相信在國王學院的校園生活跟一九三八年時差不多，這並非難事。國王學院或其他任何社會體系最有趣的地方乃是在於一個相當固定的理想體系與實際運用間的相互作用。
問：如果一個人類學家要研究學院裡的部落社會，教員與學生所呈現給他的樣貌是大學的「理想生活」還是「日常生活」？
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想體系，每一個人的作為根據的是他所「相信」的體系而非客觀真實。老一輩的人可能會思念四十年前他們還是學生時的一些校園故事——但若稍做實際調查就會發現這些故事並不真實，而這正是發生在人類學田野調查工作裡的現象。老一輩的人告訴你們當時是怎麼一回事——但這種說法總是比真相好得多或者壞得多。而年輕一輩心裡想像的系統又不同，在學的學生只和老師們接觸，他們所給你的只是來自理想體系底層的一個扭曲樣貌。
「真實」與「心靈的結構」
問：那你要如何決定什麼才是「真實」（reality）呢？
答：我越來越覺得，凡事都沒有任何單一的「真實狀態」（true state）。一件事情的完全樣貌乃是由存在於不同人心靈中不同的理想圖案組合而成。
問：這是人類學家公認的看法嗎？
答：並不是。我是受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 註：知名的「結構主義之父」）的
法國社會人類學派的影響，法國的傳統是理性主義者，與英國傳統的經驗主義者剛好相反。在英國，大家看重的是你可以用拍照及數人頭來加以檢驗的具體事實，但我卻對心靈的結構（configuration of mind）越來越感興趣——雖然不太確定「心靈」究竟是什麼。我和李維史陀不同的地方是我感興趣的是實際狀況，一個特殊的個人如何認知其情境的問題，而李維史陀的興趣則是在心靈的一般結構上。
你相互作用的對象是「人」，而非「社會」
問：就我所瞭解的，瑞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所謂「數人頭與拍照」的追隨者嚐試以客觀的方法來觀察社會。
答：他們好像是在檢查一隻嘀嗒作響的手錶，觀察齒輪相互作用的方式一樣。他們用這種方式，想去發現一個社會的經濟、宗教、政治、法律制度如何相互作用，他們認為這一切都是互為依存的，其中任何一個發生改變，將會對所有其他的制度產生回饋式的作用。但很顯然的，你不可能和「社會」相互作用，你相互作用的對象是「人類」。我覺得瑞德克利夫布朗的理想體系是在描述一個沒有人類存在於其中的社會空殼。這種功能論的人類學家（functional anthropologist）會用一種網狀的圖案來顯示社會的結構。
李維史陀的結構觀念則是數理性的，譬如他會觀察很多不同文化裡一個女人的一生，在每個文化裡，她開始都是未婚的，當她結婚時，渡過一個危機點，以一個已婚婦人的身份生活著，後來，在丈夫死時，她又渡過另一個危機點，又成為一個沒有婚姻的女人，在結婚與沒有結婚、進入婚姻成為新娘與離開婚姻成為寡婦之間有一種兩極性的對立，這種女人一生的抽象結構在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表現方式，但有一個通則可以適用於所有的社會，譬如西方社會以「白衣」與「黑衣」來做新娘與寡婦間的對比，托布倫島土著（Trobrianders）則以「紅衣」與「黑衣」來做對比，中國人則以「紅衣」與「白衣」來做對比，這三個社會都認識到這種對比。
描述文化的「數學公式」
問：這是不是要從不同的價值體系裡析離出一個替代性的、能描述所有文化的「數學公式」？
答：粗略言之，是的。我們結構主義者想要發現一個能適合多種文化經驗事實的一個公式，譬如李維史陀對神話的研究，在經驗的層面，北美與南美印第安人的神話故事差別很大，但李維史陀向我們顯示，所有這些神話故事都是彼此相關的。他認為神話並不是單一個人創造出來的，而是整個文化的產物，在時光之流裡穩定下來。李維史陀相信這些神話的潛在結構與人類心靈的某些機轉是相互呼應的。
問：那麼，李維史陀只對能夠反映人類心靈某些結構的文化差異感到興趣？
答：我想是如此。當他在觀察外顯的文化產物時，他總是從其中推敲出人類心靈的某些作用。
結構主義的滲透性影響
問：你認為他對人類學的影響力還在繼續滋長嗎？或是已過了顛峰？
答：今天，有所謂第二代的反動，很多李維史陀的弟子都和他絕裂，而投身敵對的陣營。法國的社會人類學派已經解體。但是另一方面，李維史陀的觀念對文學及文學批評的影響則相當大，他的回響仍在繼續擴散之中。
問：擴散到其他國家？譬如美國與英國？
答：李維史陀可能不贊同此地（英國）的工作，他會說那太經驗主義化了，就是所有的學生都是功能主義的社會人類學家，他們要的是具體的事實。但如果你拿他們的研究和十五年前同一類人所作的研究做一比較，你會發現他們實際上受李維史陀很大的影響。
李維史陀與佛洛伊德的類似性
問：李維史陀和他的追隨者間的事，使我想起它和精神分析的發展史非常類似，佛洛伊德也有不少弟子最後和他絕裂，而精神分析對文學及文學批評也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答：任何一種新思想的開創者——像佛洛伊德、馬林諾斯基（Malinowski，註：人類學功能學派的開山祖師）、李維史陀——他們對自己的卓越性必然有強烈的自信，因此，對其學說的任何挑釁都被視為褻瀆，結果不可避免地，原來的弟子一個個離去，成為異端。
問：佛洛伊德成功地讓世人以不同的角度來看自己，你認為李維史陀對人類的看法也會同樣地為有教養的心靈所吸收嗎？
答：有各式各樣的人為十九世紀的思潮留下他們的紋路，但我們在回顧那一時期豐繁的思想遺產時，只想到少數幾個人的名字。我想李維史陀是二十世紀這種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就是說，他會和佛洛伊德一樣成為一個名人，在人們的思想中注入一股神話般的成份。
弗萊澤低估人類心靈的複雜性
問：有一位名人過去也被視為名人，他對文學也產生巨大的影響，但現在似乎是個過時人物，你覺得弗萊澤（James G.Frazer）和他的經典著作《金枝集》（The Golden Bough）如何？
答：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弗萊澤是十九世紀人類學的代表人物，他創立了社會進化的觀念，並從各種不同文化中擷取實例來支持他的理論。弗萊澤和他同時代的人認為，人類的心靈是各地同一的，你可以在兩個有同樣發展程度的社會間作一直接的比較。弗萊澤曾說他想闡釋人類的心靈，但他低估了問題的複雜性。而李維史陀的四本神話學研究巨構也越來越有弗萊澤的味道。但李維史陀還是跟弗萊澤不一樣，在李維史陀複雜思想的背後是一個全然不同的尺碼。弗萊澤的觀點會讓我們認為原始社會裡的人，其思想就像小孩一樣，而西方人無疑是比他們優越的。但李維史陀告訴我們，沒有什麼好覺得優越的。
野蠻心靈與西方工業化心靈的異同
問：那麼李維史陀是認為在他所說的「野蠻心靈」與「西方工業化心靈」之間沒有什 不同了？
答：這並不是一個十分恰當的說法。當我們面對面交談時，我們的溝通有多重的管道，從眼睛、耳朵、鼻子、皮膚獲得各種訊息，我們的溝通包括聲調、姿勢，以前的訊息及現在的共享視覺訊息等，我們是在這種脈絡裡交談：表示逐字照錄、不加編輯、修飾就刊登出來，可能沒有人看得懂。我很少以完整的英文句子來說話，在我們日常的交談裡，我們所用的跟在原始社會裡所見到非邏輯式思想完全一樣，它有它本身的邏輯，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在此派不上用場。
但有教養的人所受的教育告訴他們，以邏輯的、數學的，可以寫成文章的亞里斯多德敘述方式才是溝通的正確方式。因為我們所受的教育，以及對文學與數學的尊敬，使我們認為亞里斯多德的邏輯不僅是對的，而且我們一直在使用這種方式，但我們是在欺騙自己。
問：當我們坐下來想分析我們思考的方式時，我們自然又恢復到人家告訴我們的分析裡應使用的亞里斯多德方法？
答：是的，我們掉在一個陷阱中。但我們所強調的邏輯的、不含曖昧的，「正確」的表達方式並不存在於沒有文字的社會中，他們沒有「單一」的訊息管道，而是多向的。
研究對象是心靈的本質，而非社會空殼
問：你曾說法國的結構主義人類學家都是馬克斯主義的信徒，要做一個結構主義的人類學家必須先是一個馬克斯主義者嗎？
答：在今天，要成為一個法國的知識份子必須先是一個馬克斯主義者，但這種馬克斯主義通常只表示你懂得它而已。李維史陀雖然聲稱自己是個馬克斯主義者，但他的思想卻是任何正統的馬克斯主義者所絕對無法接受的。社會人類學的成長是在歐洲殖民主義的全盛時期，它的方法是由優越的白人去觀察被征服的黑人，白人人類學家研究一個原始社會，就好像它是一種珍奇罕見的蜥蜴般。我們必須對此附加一個批評：人類學家這種田野調查的「客觀性」是毫無意義的。人類學家在參與了他想研究的社會後，有物品的交換也有觀念的交換，他只是藉觀察來「改變」那個社會。人類學家不是在研究部落，而是在研究人類心靈的本質，包括他自己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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