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111 與前衛人類學家泰格談社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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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泰格(Lionel Tiger)為美籍猶太裔,目前是新澤西Rutgers大學的人類學教授,這對一個以政治社會學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的人來說,似乎是「撈過了界」,但這主要是因為他不劃地自限,他的興趣及涉獵相當廣泛,是一個介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間,而經常受到來自兩個壁壘「夾殺」的前衛學者。他出版過《團體中的人》及《樂觀主義:希望的生物學》兩本著作,主要均以生物學的觀點來闡釋人類行為及文明的奧秘。有人據此稱他為種族主義、性別歧視論者、新法西斯主義,但他說人類對自身的「動物性」懷有強烈的偏見。

  本文是他接受OMNI雜誌專訪的節要,原載1983年9月《心靈雜誌》。

  「我覺得目前我們亟需要做的一件事是超越所謂『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偏狹的門戶,即使字面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劃分也是荒謬的,難道『社會的』就不是『自然的』嗎?我覺得這是一種危險的小心眼……任何人若想真正了解這個社會就必須知道一些分泌學、一些人與其他動物的比較研究、大腦皮質對行為的整合作用、情感如何影響認知等。」

生物學對社會學提供全新的資料和理論

  問:你是一位人類學教授、種族學家、政治社會學的博士,而你又酷愛動物學,請問是什麼因由使你走上這條路?

  答:我對生物學有興趣,是因為認為傳統社會學在解釋某些人類行為的通性上顯得不恰當。一九六四年,當我在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政治社會學時,我必須面對「為什麼政治幾乎清一色是男人天下」的課題,這使我對性別差異發生興趣。在更早,我即對剛開始不久的「靈長類學」和東非出土的人類祖先遺骸有興趣。我覺得這些是社會科學的種子,所以我決定研究生物學。

  對我來說,當時生物學中最引人入勝的是種族,它是一門研究動物行為潛在本質的學科,藉著這門知識,我們可以觀察、瞭解動物如何形成牠們的社會結構。傳統的社會學訓練是以一項社會事實來解釋另一項社會事實,這正是涂爾幹(Emile Durkheim)在其著作《社會學方法準則》(Thc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所犯的大錯,現在每一個社會學的人都還很鄭重其事地接受他的學理,但那實在是一本帶來禍害的書。如果將解釋移向生物學的層面,立刻有人會說這是「化約主義者」(reductionist)——好像化約主義就是簡化、矮化的意思,但其實並非如此,而是想對我們正在研究的事項加入一些全新的資料和理論。

  所以我對那些能直接去觀察魚類交配、小鳥歌唱及靈長類吼叫的人極感興趣——我覺得這是一個嶄新的視野,而且也非常真實,身為一個社會科學家,我有義務去加以解釋。從這個起點出發,我才能發現社會結構是如何形成的。

超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門戶之見

  問:你覺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能結合成一門新科學,而對人類本質提供更好的瞭解途徑嗎?

  答:我有一個方便之處是,當我還是社會學的學生時,我已研習過一種「現象」(phenomenon)的社會結構,我發現這在我接觸靈長類學的資料時非常有用,早期的靈長類學家只紀錄著:「動物甲搔牠的頭,動物乙發出低沉的咕嚕聲,動物丙跑開了。」他們沒有看出這些行為實意含著一種社會體系的內在邏輯。所以我很幸運地能將一些新的東西引進動物行為研究的領域裡,這可以說是社會科學的嫡系。

  我覺得目前我們亟需要做的一件事是超越所謂「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偏狹的門戶之見,即使在字面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劃分也是荒謬的,難道「社會的」就不是「自然的」嗎?我覺得這是一種危險的小心眼。

  我想在往後四五十年間,當世界變得更成為一個整體、更相互依賴時,任何人若想真正了解這個社會就必須知道一些內分泌學、一些人與其他動物的比較研究、大腦皮質對行為的整合作用、情感如何影響認知等。

人類對「動物性」存在著強烈的偏見

  問:在你的學術生涯裡,你曾受到傳統主義者責難,說你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混為一談,已超出你的專業範圍嗎?

  答:確有此事。我想這部分是因為我在我的第一本書《團體中的人》(Men in Groups)裡觸及某個爭論不休的話題所致(註:指以生物學來解釋男女社會行為的差異),但我覺得爭論的其實不是「女權主義」或「男人至上」。女權主義者會說生物學並非不可改變的命運——它當然不是;但「性別的差異來自何處」這個問題,它可以是一個生物學的問題,也可以成為一個反生物學的問題。

  令我困惑的是,如果你觀察一種複雜動物的行為,你必須假設牠的某些複雜性及某些行為是屬於「動物的」,但我們卻會將某人判刑關入監獄,理由是他的行為像一隻「動物」或「野獸」。人類對「動物性」其實存在著一種強烈的偏見。一些宗教團如Moral Majority不斷地聲稱,我們人類跟其他動物一點關係也沒有,這實在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無法認清生物學命運的悲劇本質,會使一個人大言不慚地說沒有進化論、也沒有生物學這回事,但進化和生物學明明擺在眼前,我不知道這些人在死前的一剎那腦中所想的是什麼,但我希望他們對他們的信念仍充滿信心。我想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這種傲慢自大的反生物學態度,史賓諾莎說過一句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話,他說:「自由乃是對必然性的體認。」

很多藥物是強力的「行為改變劑」

  問:你曾說樂觀主義事實上是大腦所分泌的一種物質?

  答:當我寫《樂觀主義:希望的生物學》(Optimism:Thc Biology of Hope)一書時,我在心裡想,我們可能會發現樂觀或者快樂的神經化學基礎——就像我們已經發現與憂鬱有關的神經傳導物質一樣(註:指serotonin),如果你讓人吃某種藥物,他通常就會覺得心情好一點。當我正在寫時,其他科學家發現了腦啡(endophins),它很快被稱為「快樂的傳導物質」。

問:如果這些腦啡確實是讓人樂觀的原因,而且能以人工方法來合成腦啡,你覺得它將來有什麼用途?

  答:問題是腦啡可能和其他一些現象牽扯在一起,最近有一份關於靈長類動物族群內階級組織的研究指出,高濃度的腦啡與該動物的高社會地位支配性有關,過去亦有人證實在猴子的社會裡,腦中serotonin的含量和支配性行為的關係。因此,可能的情形是,如果你給每個人腦啡,那你可能會招致極大的麻煩。當你在處理腦啡、鎮靜劑或避孕藥這類藥物時——它們都是強力的「行為改變劑」——你必須留意它們對社會結構所帶來的影響。

  在這個層面,我再度認為生物科學和社會科學必須合併,生物科學靠自己的力量無法瞭解這些反應的本質,這也是為什麼「食品藥物管理局」會說,觀察藥物對社會的衝擊並非其本行,他們主要是觀察藥物內在的、立即的心理衝擊。

生殖行為的改變對社會的衝擊

  問:你曾說過,人類的生殖是「健康的」,但世界的人口就快要耗盡這個星球的資源了,你認為必將採行的嚴格的生育控制會對我們的集體心靈帶來不健康的後果嗎?

  答:在其他動物身上,高生育率無疑地是健康的一個跡象,而在人類身上,生殖力和健康也有正面的關係。一般來說,有小孩的人比沒有小孩的人長壽;不管是動物或人,憂鬱和性不活動、性無能、不孕都有正面的關係。因此我認為,低生孕率對社會的衝擊是一個相當嚴肅的課題。美國目前的生育率是平均每對夫婦一.六八個小孩,要維持人口數目不變,每個女人需生二.二個小孩,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女人有二.二個小孩,但有很多女人顯然是不想要有任何小孩。

  長遠觀之,這會對社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呢?我覺得它會造成「信心的轉移」,「信心」由男人身上轉移到女人身上。避孕方法使男人免於性關係後果的責任問題,但使生育率降低的可能是女人,避孕使得女人獲得大量的自由。我不知道這是「健康的」還是「不健康的」,但我認為一個社會沒有很多需要照顧的小孩,很多能展望未來的青年,這跟以前的社會是不一樣的。這會帶來什麼衝擊?我們不知道,但它必定是一個我們需嚴肅面對的問題。

動物絕不會四處去折磨他人

  問:你曾說資本主義是反自然的,譬如它的官僚制度和大眾教育,抑制了我們身為靈長類動物要求自由與自然的本能,而在利潤的美名下,這個星球的很多地區都受到了破壞與污染。

  答:我正在寫一本探討工業體制和「邪惡」關係的書,現在所發生的一大堆事情,以古典的眼光來衡量都是邪惡的。工業體制製造了很多新的人為產品,大家對它們均尚未充分瞭解。

  但最大的問題是對生產設備的需求幾乎已經凌駕於任何需求——包括政治體系。在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與工業化已成為最高目標,但她們需要的應是促進農業生產,這些原來盛產糧食的國家開始製造罐頭,現在她們有罐頭了,卻沒有食物裝進罐頭裡。

  問題的部分原因是我們常只看到附帶現象,而沒有看到真正的現象。因此,重要的是意識形態,而不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我曾在蘇聯逗留了十二天,對於意識形態塑造社會結構的情形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每個人所做的事最後都是為了服侍那「意識形態之神」——雖然「意識形態之神」是以服務人民之名而祭起的。我們有大頭腦,應該加以運用,但我覺得在某些方面是運用得太過份了。

  我敢說有很多政治事件我們都知道那是錯的,但我們仍為它做可怖的辯解,我們知道折磨他人、在深夜將某人帶走、讓他消失——這些都是錯的,但它一再發生,因為某些政府官員或地方領袖說他是共產黨或走資派——隨便你要為他加上什麼罪名。這是什麼呢?這是一種認知行動,而非動物行為,動物絕不會四處去折磨他人。但事實上,我們卻必須訓練一批人去折磨另一批人,這是相當不愉快的事。

體認必然性,並保持樂觀

  問:你對人類的未來抱持樂觀的看法嗎?

  答:這又回到我前面所說的一點上——你要先體認必然性,然後才能獲得自由。我對科學事實的興趣遠勝於科幻小說,因為科學事實能使我們站在已知的基礎上去追求更高深的知識。

  但我對政府在做什麼決策之前是否會請教科學家卻毫無信心,他們有時候會以規避科學之忠告的方法來處理事情,這是令人失望的。

  我認為我們除了保持樂觀外,別無選擇,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但卻需要;否則我們只有放棄選擇,聽命他人。我們必須保持戰鬥性,想出能夠為我們所接受而又符合這個星球遠景的處事方法。

  問:你覺得要找出大家可接受的方法是否相當困難?在這條路上似乎充滿了阻礙。

  答:部分的障礙是人類認知上的問題。我們必須瞭解這個世界有它的極限,但這並不是像置身於印度的種姓制度中一樣,接受階級所附加的限制,而是要主動設限,即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問題,譬如一個人將他的摩托車開得霹靂啪啦響,這就要有一個限制。我們對人們投資生產某些東西的自由要有限制,對製造噪音的自由也要有限制,這些就是真實的極限。

  我覺得我們正在學習我們必須有某些限制,因為若沒有限制,則我們沒有做其他事情的機會,譬如活得久一點、睡得好一點。我們對人類的潛能抱持過分誇大的看法,而一些意識形態的塑造者,他們開給我們的支票經常不是「好的」,而是「最好的」,「好」到最後根本無法實現的目標。這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妥協,而是說我們必須認清我們的生命和生活是有[它的極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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