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她面對姨父無理的咆哮與指責，而力持鎮定、隱忍不言時，就會覺得喉頭有一種被抓撓、失去聲音的感覺。
一位二十三歲的女歌唱家，不僅人長得貌美如花，聲音也宛若出谷黃鶯，但美中不足的是她有一個奇怪的毛病：經常在歌唱到一半時，會突然產生一種窒息及喉嚨窄縮的感覺，而使聲音變得緊張。因為這個原因，她的聲樂老師一直不同意她公開演唱。
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有這種毛病。大多數時候，她都唱得很順暢，但那種窒息及喉嚨窄縮感卻又會在沒有任何前兆的情況下不意出現，無從預防。這種毛病使她的歌唱前途抹上了一層陰影，於是她去請教一位年輕的F醫師。
F醫師在聽了她的病情陳述後，判斷她的毛病並非來自聲帶的器質性病變，而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而且，此一心理因素顯然埋藏在她的記憶深處（因為她想不起有什麼原因）。於是F醫師用他剛剛習得的催眠術，試圖打開她的心扉，挖掘相關的心事。
在催眠後，F醫師終於從她過去的生活經歷裡找到了造成上述毛病的原因：
這位女歌唱家的雙親很早就過世，她從小就寄居在一位姨媽家裡。姨媽有很多小孩，待她還算不錯；但姨父卻是一個人格相當卑劣的男人，對妻子和兒女都非常粗暴（對她當然也不例外），特別是他經常公然對家中的女僕和保姆表現出性趣，更是傷了妻兒的心。孩子們越來越大，這種舉止也越來越惹人厭，但在姨父的淫威下，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只求眼不見為淨。
姨媽死後，年齡最大的她成了表弟表妹們的保護者，她嚴肅地承擔起這個責任，但也小心翼翼地面對這種新角色可能帶給她的考驗和衝突。她對姨父充滿了鄙夷與痛恨，但為了表弟表妹，她又必須強行壓抑這種鄙夷與痛恨。就在這個時候，她開始有了喉嚨窄縮的感覺。每當她面對姨父無理的咆哮與指責，而力持鎮定、隱忍不言時，就會覺得喉頭有一種被抓撓、失去聲音的感覺。
萬般無奈之下，她開始尋求自立之道，希望有一技之長，能早日脫離這種無日無天的焦躁與痛苦環境。結果天從人願，一位聲樂老師如貴人般適時出現，在聽了她甜美的聲音後，說她很適合做個歌唱家，於是她開始秘密地跟這位老師學唱歌。她經常是在受到姨父的詈罵，喉嚨裡仍有窄縮感時，就匆匆離家去上她的音樂課；上完課後又匆匆回家，面對可能出現的焦躁與痛苦。
如今，她雖然已搬離了姨父家，住到另一個鎮上。但在唱歌時，仍不時會出現窒息與喉嚨窄縮感，如果她無法克服這種毛病，那麼她的歌唱前途也將化為泡影。
F醫師在知曉她過去的經歷後，覺得她的症狀乃是對姨父劣行「如鯁在喉」的象徵性表現。他給她的處方是要她正視過去這些不愉快的經歷，同時學會批評、指責她的姨父，如果有機會，就明白地告訴姨父她對他的真實看法。
在這種心理處方下，她的情況似乎日有改善。但有一天，她又因另一種新的症狀——手指尖突然產生令人不快的麻刺感，而來找F醫師。她說前一天曾以兩手手指做一種特殊的伸扯運動，隨後每隔幾個小時就會在指尖產生上述的麻刺感。雖然伸扯運動也有可能導致麻刺感，但因有上次的經驗，F醫師決定再度將她催眠。
在進入催眠狀態後，她毫不遲疑、而且幾乎按照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說出從童年至今與手指麻刺感相關的各種經歷：
譬如她說在讀小學時，曾緊張地伸出雙手，讓老師用戒尺打她的手心。這種幾乎人人都有過的經歷，自然引不起醫師的注意。但他倒是在病人眾多的回憶中，發現了一個較特別的經歷：那是她寄居到姨媽家後才發生的，原來她那個壞姨父患有風溼病，有一天，姨父要她替他按摩背部，她不敢拒絕，只得用手指去揉捏姨父的背部。就在這個時候，躺在床上的姨父突然掀開被單，伸手抓住她，想將她按倒在床上。她嚇得連忙縮手，逃離姨父的臥室，躲到自己的房間，並將門鎖上，好一會兒都不敢出來。
在催眠狀態中，她嫌惡地回憶起這件往事，但在醫師的追問下，她卻不願意說出當姨父突然掀開被單時，她究竟看到了什麼。F醫師認為當突然事發時，她的指尖正接觸到姨父背部的肌膚，這可能跟她今日指尖的麻刺感有關，但為什麼事隔這麼多年，才突然爆發出來呢？
在追問之下，才知道病人現在改住在另一個舅舅家裡。舅舅對她很好，但正因為如此而引起舅媽的不悅，舅媽懷疑丈夫對這位美麗的外甥女心存不軌；特別是這位舅媽年輕時也頗有藝術才華，但卻受限於環境而無法發揮，因此對病人能如願地在歌唱領域裡一展所長，心存嫉妒。由於這種氣氛，病人在舅舅家裡總是小心翼翼的，於舅媽耳力所及的範圍內，她是盡量不唱歌、也不彈鋼琴，同時也盡量避免唱歌或彈琴給舅舅聽，因為怕舅媽會突然現身，引起她的反感。
就在前幾天，她舅舅頗有雅興地要她彈點什麼給他聽，她當時以為舅媽出去了，於是坐下來邊彈鋼琴邊唱歌，但想不到舅媽突然一臉不悅地出現在門口。她好像做了什麼虧心事被人發現般嚇一大跳，連忙合上鋼琴，匆匆走開。在這之後不久，她就出現了手指尖麻刺感的症狀。
F醫師認為，病人早年跟壞姨父的搔背事件雖然已被埋藏在她的記憶深處，但最近跟好舅舅的鋼琴事件卻又觸痛了她，兩個事件都和她的「手指」有關，也都代表了一種心理創傷，在相因相成下，終於導致了症狀的爆發。
解析：
本案例中這位年輕的F醫師就是佛洛伊德（S. Freud）——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而這個個案就是他早年研究「歇斯底里症」之眾多病例中的一個。
這位女歌唱家的症狀，比起前述案例的O小姐來，可以說單純得多，純屬「轉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轉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患者表現出來的症狀以運動系統或感覺系統的機能性障礙為主，但卻找不到明顯可見的器質性原因（即神經系統方面的病變），而且若仔細觀察，通常還會發現這些症狀違反了已知的神經病理學常識。為了進一步探討這些症狀的來龍去脈，我們需先了解它們的特徵：
在運動系統障礙方面，以異常動作和麻痺這兩種症狀為主。異常動作包括頭頸、四肢、軀幹的震顫、抽搐等，當旁人注意時，其異常動作往往會更加明顯，有時會發生全身性的驚厥，四肢狂亂地動作著，但不規律且不一定對稱，病人看似完全無法控制自己，不過卻很少會傷害到自己或咬到舌頭；有時候病人會有「立行不能」的現象，軀幹抽搐，如喝醉般手舞足蹈不成步履，但卻很少摔倒，即使摔倒也會避免傷害到自己。
麻痺或不完全麻痺通常發生在四肢，病人會模擬一般觀念裡的麻痺，而有單癱、半身不遂、全身麻痺等，但與真正中樞神經系統障礙引起的麻痺還是不太一樣，譬如真正半身不遂的病人，走路時是以臀部為支點作迴轉式地移動麻痺的下肢，而歇斯底里性半身不遂則是拖着麻痺的腳走，若仔細檢查患者麻痺的部位，可以發現肌肉功能正常，並無萎縮現象。另外，聲帶肌肉的麻痺會導致歇斯底里性啞巴，病人雖不能說話，但卻能咳嗽或耳語。
在感覺系統障礙方面，包括麻木、感覺過敏或感覺異常等。皮膚的感覺障礙可以發生在任何部位、任何形狀及任何形態，但以四肢較多。如果病人四肢有歇斯底里性的運動系統障礙，在該部位通常就「理所當然」地有感覺障礙，但其分布與感覺神經系統的分布並不一致，而是屬於病人觀念裡的想像區域，譬如剛好是手套或襪子覆蓋區域的麻木，或者從前額到會陰以正中線為界的半身麻木，但這都違反了體內感覺神經纖維分布的情形。
感覺器官的障礙最常見的是各種不同程度的單側或雙側的盲、聾，病人雖然抱怨說他的兩隻眼睛都「瞎」了，但走路卻很少跌倒或傷害到自己。若將一杯水放在桌子的邊緣，要「瞎眼」的病人自己去拿時，他探出手來，看來雖是在杯子的四周亂摸，但卻絕不會碰到杯子讓它摔落，在這樣有驚無險地亂摸一陣後，他會抱怨說他「拿不到」，而要求別人拿給他。
從這些特徵我們不難看出，形成這種有違神經病理學的症狀可能另有原因，但在當時神經學泰斗沙考的影響下，絕大多數的醫師還是認為它們是神經系統方面的毛病。佛洛伊德原也專攻神經學，早年亦曾遠赴巴黎，受教於沙考門下。對歇斯底里症，他起初也接受沙考的神經病變說，但後來在接觸南西學派（Nancy School）以催眠術除去病人歇斯底里症狀的神奇效果後，他開始認為歇斯底里症可能有心理的原因。在回到維也納後，他又和布魯爾醫師合作，布魯爾告訴他治療O小姐（即前述案例）的經驗，使他更加相信歇斯底里症的心理成因。隨後，佛洛伊德在自己的臨床經驗裡也獲得了類似的結果，於是兩人合寫了《歇斯底里研究》一書，確立了歇斯底里症的心理成因。
但在形成歇斯底里症的「心理機轉」（psychological mechanism）方面，佛洛伊德和布魯爾的見解稍有不同。雖然兩人都同意它肇因於過去的心理創傷事件及伴隨之情感的鬱積，但布魯爾認為，在事件發生時，患者沒有或無法發洩其情緒，主要是因為他的意識正處於恍惚或轉變狀態中，多少有「身不由己」的意思（如前述案例中的O小姐）。而佛洛伊德則進一步提出「潛抑」（repression）的觀念——因為這些情緒是患者的道德、教養所不容許的，所以他「主動」將這些情緒連同該創傷經驗驅趕出意識層面——也就是潛抑到潛意識（unconscious）裡。積壓的情緒不得發洩，終於「轉化」成肉體方面的症狀，而這些症狀通常是該創傷經歷的象徵性表現。
本檔案可以說是佛洛伊德這個理論的生動說明。女歌唱家第一次出現的症狀「窒息及喉嚨窄縮感」，正是她對姨父種種惡行及對她辱罵等「隱忍不言」的象徵性表現；至於她第二次出現的症狀「手指尖的麻刺感」，則是早年替壞姨父搔背時，受到性騷擾的心理創傷所致。此一創傷經歷原本積壓心中，還沒有找到出路，但在跟好舅舅的鋼琴事件中，她被舅媽懷疑與舅舅有性的瓜葛，而且媒介同時是「手指」（彈鋼琴與搔背），在極度慌亂、無辜被疑所引起的憤懣中，積壓已久的情緒終於找到了它的出路——「手指尖產生麻刺感」。
治療的方法跟前述案例一樣，都是將病人催眠（佛氏後來改用自由聯想），降低她的心理潛抑，重溫那段「不想記起」的情感性創傷經歷，將它們「說」出來，並對它們採取新的看法，讓積壓的情緒得到發洩，身體症狀即會跟著消失。
佛洛伊德對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可以說是他對精神疾病（特別是精神官能症）動力學理論研究的起點，也是精神分析學說的源頭，因為這些研究，而使他從一個神經學家逐漸蛻變成精神學家。
就轉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來說，佛洛伊德認為，病人常「選擇」某些身體症狀來表現他們的心事，譬如這個病人選擇「窒息及喉嚨窄縮感」來表示她「隱忍不言」、 「如鯁在喉」的心事；而另一個病人則選擇「顏面神經痛」來表示她對丈夫曾「摑她一巴掌」的憤懣；而在《少女杜拉的故事》裡，杜拉有一種歇斯底里性咳嗽，這乃是她「認同」於被她視為情敵的另一個女人的症狀所致。但所謂象徵、隱喻、意義等，乃是文學與哲學的範疇，而非醫學的範疇，因此，當佛洛伊德將他的注意力從病人症狀的「生理特徵」轉移到其「象徵意義」時，他事實上已脫離了科學史學家孔恩（T. Kuhn）所說的傳統醫學「典範」，或者說他嘗試建立另一個嶄新的、介於醫學與哲學之間的「典範」，這也使他從一個醫學家慢慢蛻變為哲學家。今天，有不少人認為，精神分析學說並非一個科學體系，而是哲學體系，可謂其來有自。
但我們必須在此強調，將精神官能症的重心轉移到心理層面，並不意味它和生理因素無關。其實，從經歷同樣的心理創傷事件，但並非每個人都會出現精神官能症的事實即可看出，它還是有相當的體質因素。雖然它未必是沙考所說的神經系統的遺傳性變質性作用，但卻是一種必要的內在因素。現代的看法認為，體質因素是導致精神官能症的必要條件，而外在事件的刺激只是充分條件。
學生物科學出身的佛洛伊德，是不可能否定精神官能症的體質因素的，但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要深入研究體質因素，有其技術上的困難，所以他將注意力轉移到心理因素上。即使時至今日，醫學界對精神官能症的致病體質問題還是說不清楚，因此，本書在解說時，對體質因素只是點到為止，而着重於心理因素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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