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人格解剖」
佛洛伊德說，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豐富人格包含著四個層面：原創性的藝術家、精神官能症病人、道德家及罪人。
身為一個富原創性的藝術家，佛洛伊德認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是所有寫過的小說中最好的一本。對於這本小說的藝術價值及杜氏的藝術家人格，佛洛伊德承認精神分析是「束手無策」的，但了解杜氏其他三方面的人格，將有助於我們了解杜氏小說的偉大力量。
先說道德家，像很多人指出，杜氏的道德觀缺乏自制的本質，他筆下的人物時而犯罪時而在懊悔中樹立高超的道德標準，他們謀殺並為此贖罪，最後將贖罪變成一種謀殺的技巧，伊凡．卡拉馬助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佛洛伊德說，杜思妥也夫斯基「在協調個人本能的需求和社會要求的劇烈掙扎中，採取了隱退的立場，向世俗及精神的權威投降，向沙皇和上帝致敬……這是他偉大人格中的弱點，杜氏放棄了成為人類導師和解放者的機會，相反的，卻成為被解救的目標之一。」
佛洛伊德說杜氏是罪人，一方面是得自於杜氏所選擇的小說人物及題材，泰半以暴烈、嗜殺及自我中心的角色為主，這顯示他自己的靈魂有類似的傾向；褚威格亦說：「沒有人能準確地說他（杜氏）在自己的生活中如何逾越法律的限制，以及他主角的犯罪本能有多少是他自己的寫照。」杜氏對罪人有著無限的同情，對杜氏而言，罪犯是一位救世主，他擔當了別人可能犯的罪，既然他已經殺了人，別人就沒有需要再去謀殺，因此我們必須感謝他，若不是他，我們可能會去犯罪。佛洛伊德特別指出，這不僅僅是仁慈的憐憫，而是來自相同衝動的「仿同作用」（identification），事實上，是一種輕微的「自戀」（narcissism）。
另一方面從杜氏生活中的某些實例——譬如他對賭博的狂熱，可以窺知他具有強烈的毀滅衝動，這種毀滅本能很容易使人成為罪犯，但在現實生活裡，杜氏卻將這種本能指向自己（向內而非向外），而成為被虐狂（masochism）和罪惡感的表現。在大事上，他的表現雖然屬於被虐狂（自虐狂），但在小事上，卻又表現出許多虐待狂（sadism）的特性來，譬如他的暴躁，對所愛的人甚至無法容忍等。這種被虐狂與虐待狂並不互相衝突，佛洛伊德說，被虐狂是杜氏「自我」的表現，而虐待狂則是「超我」的表現。
癲癇——杜氏人格的線索
罪人、道德家和藝術家似乎是一種奇怪的組合，佛洛伊德認為，精神官能症病人可以充當一條牽串的線索。
杜思妥也夫斯基患有癲癇症（epilepsy）是人人皆知的事實，這種病在發作時經常伴隨意識的喪失、肌肉的痙攣抽搐及接踵而來的沮喪。由於病歷資料的不完善及不值得信賴，我們現在已無法斷定杜氏的癲癇症是「器質性」（organic)）或「心因性」（psychogenic）的，但佛洛伊德是比較贊成後者，他將之稱為「歇斯底里的癲癇」（hysterio－epilepsy），是一種嚴重的歇斯底里症。意即杜思妥也夫斯基口吐白沫、肌肉抽搐，意識喪失等癲癇發作的症狀，是一種自我懲罰，表示「暫時的死亡」，它極可能來自一種嚴重的「精神創傷」。
杜氏的癲癇發作與死亡恐懼有密切的關係，他的傳記資料顯示，當一個送葬行列從他旁邊經過時，即會誘發他癲癇的發作。杜氏在未患癲癇症以前，即對死亡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恐懼，他的兄弟安德萊告訴我們，在杜氏還很年輕的時候，就常在睡前留下小紙條，說他害怕在夜裡掉入死亡一樣的睡眠中，因此要求如果他「死」了，埋葬的日期要延遲五天。
另一方面，癲癇發作與「性」也不無關係，在癲癇發作時，會經驗到一剎那的極樂，照杜氏自己的形容是「在其中永恒生命崩潰為一瞬息的快樂經驗」，早期的醫師還認為性交是一種輕微的癲癇。
伊底帕斯情結與癲癇的關係
在自我懲罰、死亡和恐懼、性極樂等的前導下，佛洛伊德要推演而出的自然是「伊底帕斯情結」。米勒（Orest Miller）在談到杜氏的癲癇時曾說：「這亦和他雙親家庭生活的不幸事件有關……這個證據是一位杜氏密友親口告訴我的，我不能很完整很準確地覆述一遍，因為我無法證實這個謠言。」這個謠言就是杜氏十八歲時一次駭人的經驗——弒父，謠言正確與否我們暫時不談，而只從精神分析的理論來著手（據杜斯妥也夫斯基女兒的記載，杜氏第一次癲癇發作是在他十八歲時，也就是他父親去世的時候，但據醫師與他童年舊友說，是在這之前）。
佛洛伊德說：「弒父乃是人類主要的和原始的罪，它亦是個人罪惡感的主要來源。」根據他的理論（詳見第二章），在個人的成長過程中，男孩與父親之間存在著一種矛盾的關係，他一方面與父親爭奪母親的愛，嫉妒父親，有一種要把父親當敵人一樣消滅掉的恨（弒父）；一方面又崇拜父親，希望像父親一樣（仿同作用）。在正常的成長過程中，男孩瞭解到把父親當敵人般去掉的企圖會被父親以「去勢」來懲罰，他一方面害怕去勢，一方面也為了保留自己男性的種種利益，最後終於放棄了佔有母親、除掉父親的想法，而與父親仿同。
上述的心理發展，在兩性氣質均較強烈的男孩身上，會有更複雜的表現。當男孩受到「去勢」的威脅時，他會轉向陰性，仿同於母親，希望代替她而成為父親愛的對象，換句話說，這個男孩具有強烈的雙重性別傾向。但要成為父親愛的對象，也要向去勢屈服（變成女人），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想除掉父親或想成為父親愛的對象這兩種想法，在成長的過程中，都受到了壓抑。
當仿同於父親的超我形成後，如果這位父親嚴厲、凶暴而冷酷，超我也會接受這些品恪，於是在超我與自我的關係中，超我變成了虐待狂，自我原先受壓抑的女性氣質（被動性）及對懲罰的強烈需求（弒父的念頭）又都翻騰過來，而成為被虐狂，在超我的虐待下獲得部分的滿足。
用這套理論來解釋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歇斯底里癲癇症」就成為：死亡般的癲癇發作起初是他希望父親死去，而讓自己成為父親而死去乃是歇斯底里症的反應模式。但到後來，超我仿同於嚴厲的父親後，「現在你父親就要殺死你」，癲癇發作遂變成早先弒父念頭的懲罰。
前面所說的道德家與罪人也可視為是超我對自我不斷懲罰的結果。根據佛洛伊德的推論，如果有另外一種方式的懲罰出現，杜氏就不再需要癲癇的發作，譬如他接受了沙皇（父親的代表）所加諸的莫須有的懲罰，似乎沒有什麼怨言；而且在被放逐於西伯利亞期間，癲癇似乎也不再發作（但佛洛伊德承認，這點迄今無法證實真偽）。
同性戀及賭博的狂熱
另外，杜氏在現實生活中有一種奇異的特性——即以愛對待敵人的奇怪而溫和的態度，特別是對妻子的情夫的曖昧態度，亦可從他受壓抑的同性戀傾向（在成長過程中，仿同於母親，希望成為父親愛的對象）獲得部分的解釋。
對於杜氏的另一怪癖——賭博的狂熱，也可從這一方面來解釋。根據精神分析的理論，賭博遊戲的熱情（雙手的狂熱動作）正相當於手淫的驅迫力，一個成年男子的沉迷於賭博，為賭博而賭博（杜氏自己說：「我能發誓，貪圖錢財與此事無關，最主要的還是賭博本身。」）直到輸光了才離開賭桌，然後是一次又一次地保證絕不再賭，一次又一次地破壞諾言。這種惡性循環正象徵早年手淫的惡習，同時還隱含了一個孩童早年的希望，一方面他希望母親導引他進人性生活，以免使自己受到手淫可怕的摧殘；一個一再重蹈覆轍，在麻木的快樂後又痛心疾首的成年賭徒，好似一個具有伊底帕斯情結的小孩，他心裡想著：「如果母親知道手淫的危險，她一定會為了使我免於危險而允許我對她的肉體施予柔情。」另一方面，在去勢的焦慮下，手淫象徵著自己對生殖器的摧殘，好似在向父親表白：「我已經對我的生殖器施以懲罰，請你不要再將它閹割。」
以上是佛洛伊德對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人格解剖」，他的診斷是：因伊底帕斯情結而導致歇斯底里的癲癇症，並有同性戀傾向。
文學三鉅著中弒父情結的演變
佛氏下這種診斷，主要是要說明《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書的內在含意——或者說，杜斯妥也夫斯基內心深處的動機。佛洛伊德說：「很巧的，文學界的三大傑作，沙孚克里斯的《伊底帕斯王》，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都涉及同一問題——弒父。而且，三者的行為動機很顯然地都是起源於對一個女人的性競爭。」
這三部傑作對伊底帕斯情境的處理，似乎隨著人類文明的進展而益趨繁複。在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裡，主角伊底帕斯自己動手殺死了父親，而且娶母親為妻，唯一的修飾是把潛意識的動機轉換成命運的安排，而「弒父娶母」者伊底帕斯在罪狀公開後，赤裸裸地認罪，並接受懲罰。在莎士比亞悲劇《哈姆雷特》裡，主角並未犯弒父娶母之罪，但卻有一個「代理人」——克勞底阿斯，克勞底阿斯好像一面鏡子，反映出哈姆雷特的潛意識動機，而使得他無法為父報仇。相對的，哈姆雷特的罪惡感已較伊底帕斯模糊。而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裡，情況更為複雜，由一個兒子與父親公然對一個女人（母親心象）做性競爭，另一個兒子執行弒父的行動，而四個兒子則均須分攤弒父的罪名。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的父親與兒子
廣義來說，《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有三個父親的心象：即費道爾．卡拉馬助夫（Fyodor Karamazov）、格里戈里（Grigory，他撫養米提亞與司米迪亞可夫長大）及曹西瑪長老（Father Zossima），而兒子則有四位，他們分別是米提亞（Mitya）、伊凡（Ivan）、阿萊莎（Alyosha）及司米迪亞可夫（Smerdyakov）。佛洛伊德說：「誰真正犯了罪並不重要，心理學只關懷是誰希望做它，而且在它被做以後非常歡喜。基於這個理由，所有的兄弟們，除了那成對比的阿萊莎以外，都同樣有罪。」
阿萊莎——寬恕一切罪過的弒父幫兇
史洛蕭（Harry Slochower）更進一步指出，阿萊莎恐怕也無法洗淨弒父的罪名，雖然杜斯妥也夫斯基也許有意要將阿萊莎塑造成一個「聖潔的英雄」，一個好兒子，但阿萊莎頂多只能算是一個「非英雄的英雄」。杜斯妥也夫斯基對阿萊莎的描述顯得無力，比起他罪惡的兄弟們，杜氏注入較少的藝術家的心血。阿萊莎對整個問題的核心幾乎一無影響力，他無能為力，因為他愛每個人，寬恕每件事情。換句話說，他無能選擇，因此也無能行動。從心理學上來看，這種「拯救者角色」通常有超乎神學之外的潛藏罪惡感，像曹西瑪長老一樣，阿萊莎「邀約罪惡」，然後再「祈求寬恕」。但他和曹西瑪長老不一樣的地方是，在他個人的生活裡並無罪跡，沒有做過任何需要彌補的壞事，他的罪惡感可能是來自他在涉及卡拉馬助夫家族問題時所表現的無能。在他的「代理父親」曹西瑪長老剛死後不久，阿萊莎的祈求「被寬恕」也為我們提供了另一條線索。他擁抱、親吻、淚濕了大地，注視著棺木，「渴望寬恕每一個人，每一件事；同時渴求被寬恕……他像一個柔弱的男孩跌倒在地，但又像一個堅決的戰士重新站起來。」
阿萊莎的表現如果和另一特殊的場景比較，將更能相得益彰。曹西瑪長老在和米提亞對話時，看出他有弒父的意念，他向米提亞鞠躬到地。這當然不是讚許，而是在米提亞面前表示「拯救者」對罪人的謙卑態度，因為他擔當了別人可能犯的罪。但曹西瑪長老仍要求阿萊莎看住米提亞，以免他犯了弒父之罪，而阿萊莎似乎立意不去理會曹西瑪長老的話，米提亞曾向他說：「我現在要告訴你有關那些上帝賦予牠們肉慾的昆蟲。我是那個昆蟲，我們卡拉馬助夫家的人都是這樣的昆蟲，雖然你是天使，那昆蟲仍生活在你體內，會在你血裡攪起一場風暴。」
體內有與米提亞同樣「昆蟲」的阿萊莎，不能防止弒父行為的發生，他只祈求「被寬恕」。
伊凡——縱容一切罪過的弒父幫兇
對阿萊莎來說，一切罪惡都是可以寬恕的；對憤世嫉俗的伊凡來說，一切罪惡都是可以容許的，他說：「我只知道有痛苦存在，知道沒有罪人，知道一切都是連帶著的，一切都要過去並得到平衡。」如果什麼都許可，他可以殺死自己的父親，或任憑別人殺他父親。但身為一個虛無主義者，他也缺乏行動的能力，而只能縱容他的兄弟去弒父，他向司米迪亞可夫說，世界上並沒有上帝存在，所以不必要約束或懲罰謀殺者。伊凡與阿萊莎，雖未實際弒父，但對這種行為卻各分別採取容許與寬恕的立場，所以他們亦應分擔弒父的罪名。
弒父者——來自陰溝的司米迪亞可夫
弒父的「執行者」司米迪亞可夫，是父親費道爾．卡拉馬助夫與一個女人在水溝裡交合所生的「私生子」，是一個屬於潛意識隱晦層面的人物，也正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潛意識的代表。
米提亞——公然與父親爭奪女人的兒子
米提亞是公然和父親爭奪女人的兒子，杜斯妥也夫斯基對他著墨甚多，並將自己的特徵加在他的身上，似乎是杜氏本人的化身。史洛蕭指出，米提亞和伊底帕斯、哈姆雷特有某種關聯性，這三個人的性格都成為他們命運的表白，他們都比其他人更有意要去「揭發」事實的真相。曹西瑪長老對米提亞下跪，象徵一種警告，就像神諭給予伊底帕斯的警告一樣。
格魯仙卡是米提亞和父親費道爾公開爭奪的女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書中「亂倫」的問題比「弒父」的問題更加隱晦而複雜，史洛蕭指出，格魯仙卡是米提亞慾望的外顯目標，但其潛藏的亂倫對象則是卡蒂亞（Katya）。
卡蒂亞——「女神母親」的形象
卡蒂亞一直讓米提亞產生對她「負欠」（debt）的強迫性感覺，他的情緒障礙主要來自他無能償還取自卡蒂亞的三千盧布。米提亞說：「我在酒館裡打鬥的原因，正是我攻擊我父親的原因。」他把弒父衝動和對卡蒂亞的「負欠」聯想在一起。即使在他因涉嫌謀殺父親而被捕時，在內心折磨他的也不是弒父的罪名，而是因沒有償還卡蒂亞的錢，使他淪為一個「徹頭徹尾的賊」。為什麼米提亞會認為這是「一生來最令他感到羞恥的行為」呢？
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賦予卡蒂亞的形象與米提亞的母親愛蒂蕾達（Adelaida）有很多類似的地方，她們兩人都來自富裕而有名望的家族，且都成為女繼承人；在外表上，兩人都傲慢、美麗、堅強、聰慧、活力充沛，愛蒂蕾達遺棄米提亞的父親費道爾，跟一個神學院的學生私奔；而卡蒂亞也是單獨來找米提亞，並衝動地想成為他的妻子。
當米提亞與卡蒂亞初次見面時，米提亞覺得她「幾乎不正眼瞧他，輕蔑地緊閉著雙唇」（米提亞的母親愛蒂蕾達在他三歲大時就離他而去，此後顯然從未「正眼瞧過他」）。米提亞想找機會屈辱她以為報復，機會終於來了，卡蒂亞的父親牽涉到一椿不名譽的政府虧空案件，卡蒂亞想為父親脫罪，米提亞託人傳信給卡蒂亞，說如果她能單獨來找他，他會給她需要的錢，而且保證絕對「保守秘密」。
當卡蒂亞單獨前來時，米提亞的第一個想法是「卡拉馬助夫式的念頭」，想將眼前這位「美人」視為「妓女」，但他又覺得她的美是「另一種形式的美……因為她是高貴的。」相反的，米提亞自覺像一隻動物，「一隻臭蟲……一隻毒蜘蛛。」卡蒂亞的造訪激起米提亞強烈的性慾望，雖然他很快控制住這個邪惡的慾望，但也在此時興起了深沉的罪惡感，米提亞給卡蒂亞所需要的錢（這些錢是米提亞的母親遣留給他的）。在卡蒂亞離開後，米提亞揮舞他的劍，幾乎刺傷自己——他狂喊道：「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在這一幕中，米提亞懸崖勒馬，控制住他卡拉馬助夫血統中的肉慾主義（對母親的亂倫慾望），代表他已通過進入「成年期」的一項重大考驗，同時也預示他後來能抗拒「弒父」的願望。
米提亞對卡蒂亞的情感是一種愛與恨的混合體，他告訴阿萊莎，他對卡蒂亞的恨從沒有發生在任何其他女人的身上，但這種恨「與最瘋狂的愛只有一髮之隔」。後來，米提亞帶他的兄弟伊凡去見卡蒂亞，伊凡竟也愛上了卡蒂亞，他對阿萊莎說：「這個愚蠢的東西可能是我們所有人的拯救。」
米提亞的「母親拯救者」
照愛恩斯特．瓊斯的說法，幼年所呈現的母親心象被分裂為二，其一是純潔的聖母，另一則是人人可親的性感尤物。卡蒂亞在米提亞眼中，象徵著聖母般的好母親，我們從卡蒂亞對米提亞的愛也可看出這點，她對米提亞像憐憫的母親對待任性的兒子般，她說，她會是米提亞的「上帝」。當她得知米提亞跌人另一個女人——格魯仙卡的懷抱中時，她說：「我已下定決心，即使他和那個尤物結婚，我也不會放棄他……在我這一生中，我會無休止地看顧他。」
但卡蒂亞的愛中，有令米提亞畏懼的成分，她強要為他犧牲，想藉指揮米提亞而成為他的「母親拯救者」（mother-savior），米提亞深深意識到這點，所以他稱卡蒂亞是一個「憤怒的女人」，「她愛的是她的美德，而不是我。」她對他的「犧牲更像報復」，這種報復包括她企圖「改造」他，剝奪他自得其樂的「臭蟲生活」。這種母親對兒子完全佔有的愛，令米提亞感到莫大的威脅。
米提亞將卡蒂亞托他保管的三千盧布花掉了（一半是花在格魯仙卡的身上），卡蒂亞並沒有要追回這些錢的意思，但米提亞卻極力想償還他對卡蒂亞的「負欠」，而且在阿萊莎和伊凡要借錢給他時，他也不肯；他堅持要用母親遺留給他的錢（放在他父親那裡）來償還，才能免除對卡蒂亞的「負欠」的感覺。他向阿萊莎說：「我只要他（費道爾）歸還兩萬八千盧布中的三千盧布……我可以對你發誓——我和他就此了斷……最後一次，我給他作為一個父親的機會。」
這個機會當然是泡湯了，由於父親費道爾的橫阻，使米提亞永遠無法償還對「好母親」的負欠。
格魯仙卡——「情婦母親」的形象
格魯仙卡則是一個「人人可親的性感尤物」，是米提亞和父親費道爾公開爭奪的女人。奇怪的是，米提亞準備接受他所有的情敵，他並不嫉妒撒姆索洛夫（Samsonov）或波爾（Pole），但就是無法忍受他父親對格魯仙卡的愛。值得注意的是，米提亞對格魯仙卡的態度似乎是卡蒂亞對米提亞態度的轉移（transference）。只要他能做格魯仙卡的丈夫，他願意接受任何情況，他說：「如果她肯要我，我就會成為她的丈夫。當她的愛人來時，我會走到另一個房間去。（一種典型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式反應）。」
但米提亞並不想將他的愛強加在格魯仙卡身上，他的希望是能利用格魯仙卡來擺脫卡蒂亞所給他的壓力。她那柔和、性感而無聲的動作，與卡蒂亞果敢、虎虎生風的步伐恰成明顯的對比，她那單純、孩子般的本性與卡蒂亞複雜而帶譏諷的意識亦判若兩人。
米提亞與格魯仙卡在莫科羅的相聚，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的詩篇，是情人對生命的戴奧尼索斯式的禮讚，擁簇在他們周圍的是視他們為「國王」和「王后」的俄國農夫，莫科羅成了他們的「伊甸園」，充滿了愛、仁慈、寬恕和慷慨，在童歌的旋律中，米提亞和他的新娘（他們在此舉行婚禮）像孩子般嘻鬧著。
但這是卡拉馬助夫式的伊甸園，就在他們恣意狂歡的同時，米提亞的父親費道爾（他的情敵）被謀殺了，於是「社會的力量」走進伊甸園，逮捕了米提亞。
米提亞將母親心象一分為二，由卡蒂亞和格魯仙卡分別來飾演，這可能是因為米提亞自己的母親在早年離開費道爾後，即遺棄米提亞所致。米提亞後來雖然離開頤指氣使的「女神母親」，而投入柔順的「情婦母親」的懷抱，但他兩者都需要。格魯仙卡只能追隨他，而不能指引他；卡蒂亞雖是米提亞的「上帝」，但也準備犧牲自己來幫忙他。在最後，這兩個女人的影像有合而為一的傾向。
杜斯妥也夫斯基與褚威格
值得注意的是，佛洛伊德在〈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弒父〉一文裡，對卡蒂亞隻字未提，對格魯仙卡也沒有提及名字，而且說「性對手的動機是公開承認的」，輕描淡寫一語帶過，相反的，他卻花很大篇幅去討論褚威格的〈一位女子的二十四小時〉（Four-and－Twenty Hours in a Woman’s life）這篇小說。萊克（Theodor Reik）即指出，佛洛伊德長篇累贅的岔開本題，「在比例上是一種錯誤」，佛洛伊德在一封信中亦自承「中間插入的褚威格分析，妨礙了全文的均衡感。」但佛洛伊德似乎感覺到這種插入有某種顯示作用，他繼續說：「如果我們能更深入觀察，也許能發現插入這一段的目的」。
佛洛伊德所插入的這段故事是這樣的：
在這篇故事裡，一位優雅的老婦人告訴作者（指褚威格）二十年以前的一段親身經歷，在她還年輕的時候，已成為寡婦，而且是兩個兒子的母親，他們現在已經不需要她了。當她四十二歲時，對生命不再有任何期待，在無目標的閒逛中，她偶然地踏人蒙地卡羅賭場。在那裡，她被一雙手吸引住了，這雙手似乎不聽從那位失意賭客痛苦誠意和強烈情感的使喚。這雙手是一位英俊青年的手——作者似乎有意地，讓這位賭客和說故事者的大兒子同年紀——他輸光了所有的錢，在失望的深淵中離開了賭場，想要在卡西諾公園中結束他無望的生命。一種無法解釋的情感驅使這位婦人跟蹤他，而且竭盡所能地幫助他。他把她視為那種常見的纏人婦女，企圖擺脫她；但是她陪著他，而且很自然的，隨他回到旅社，最後和他同眠。經過這一夜之後，已經冷靜下來的年輕人，向她鄭重發誓說他絕不再賭了。她給了他回家的旅費，並且答應他在火車離開前，到車站去會他。後來她對他產生了柔情，預備犧牲一切來保有他，而且下決心跟他走而不說再見了。但各種不巧的耽誤，使她錯過了火車。在對他的渴念中，她再度來到賭場，令她震驚的是，她又看到那雙曾引起她同情的手；那位背信的年輕人又回到了賭場。她提醒他前夜的諾言，但他現正為賭博的狂熱所蠱惑，他說她破壞了賭博，叫她走開，而且把她接濟的錢擲還給她。她在悲傷中離去，她知道她失敗了，她不能把他從自毀中解救出來。
佛洛伊德對卡蒂亞的間接分析
佛洛伊德說，故事中的年輕人（婦人兒子的投射）將母親視同妓女，「壞良心」（bad conscience）伴隨著幻想，導致了這個故事的不幸結局。而婦人想要拯救年輕人的靈魂，但這是一種「正面手法」（façade）的偽裝，這位婦人對死去丈夫的忠貞，使她防衛類似的吸引，但是身為一位母親，她無法逃避潛意識裡對她兒子的愛，命運遂在這無防衛之點上攫取住她。
佛洛伊德用這個褚威格的故事來解釋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乍見之下，令人覺得不知所云，但我們如能「更深入的觀察」，它和卡蒂亞及米提亞的關係非常類似：
卡蒂亞的父親在她年輕時過世了，她想要成為費道爾的兩個兒子——米提亞和伊凡的母親，但米提亞和伊凡都不需要她。卡蒂亞曉得米提亞過的是一種「賭博式」的生活，而他自己對此也深感絕望。卡蒂亞在她父親（等於褚威格故事中婦人的丈夫）死後，來到米提亞的房間。除了在米提亞或她自己的幻想中外，她並沒有和他同床。卡蒂亞緊跟著米提亞，要米提亞答應她重新做人，而且她還給他錢，表示她不惜犧牲一切來拯救他。但米提亞懷疑卡蒂亞真正的動機，又再度過他賭博式的生活，且被「還給她錢」的強迫性觀念所折磨。卡蒂亞最後也終於明白，她無法拯救米提亞。
史洛蕭說，佛洛伊德雖沒有分析卡蒂亞，但卻在「潛意識」裡，利用褚威格的故事間接地分析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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