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心理學是當今的顯學，也是心理學的主流，它以研究「能使個人和社區繁盛的力量與美德」為宗旨，跟過去以治療心理困擾、精神疾病的各派心理學大異其趣，也難怪會被稱為「幸福的科學」。在序言裡，我還提到正向心理學所關注與強調的六種美德、二十四種特質也都是孔子所關注和強調的，前四篇對《論語》的介紹與解說，也大致以此為基調。
但心理學或哲學史告訴我們，除非有政治力的介入，否則所有的顯學和主流，最後都會失去它惑人的光芒，而被另一種學說所取代。因為沒有一個學說能完整解釋人類的心靈、思想和處境，並提出廣泛有效的處方或靈丹。正向心理學無法自外於這個宿命，這也是孔子和《論語》在隨著正向心理學與其他因素而水漲船高時，我們應該有的認識。
健全與病態的靈魂
孔子致力的是「人學」，但他對人和人性的理解透徹嗎？深刻嗎？當然是不夠透徹和深刻，這不只是時代的關係，更有角度的問題。前面已說過，孔子主要是從正面、積極、樂觀的角度來看人和世界，孔子是「見賢思齊焉」（里仁）、「見不善如探湯」（季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他對人生陰暗、怪異、錯亂的一面沒興趣，也不想了解。
這讓我想起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宗教經驗之種種》一書裡的看法，他將宗教人格分為健全與病態兩種，所謂「健全的宗教人格」是指熱忱、樂觀、無懼、活力充沛，對宇宙秩序具有篤定信心的人，這似乎是較令人讚賞、喜愛的一類，但詹姆士卻認為這一類的人「膚淺」，他個人比較信賴「病態的靈魂」，也就是宗教憂鬱者的經驗，這一類的人具有「邪惡意識」，認為人性是黑暗、不可信賴的，生命是空幻無益的。
如果用詹姆士的觀點來看《論語》和當前的正向心理學，那也許都會被認為「膚淺」：人和這個世界並非如他們所認為的那樣單純、樂觀；陽光再怎麼普照，黑暗依然存在，黑暗就像瞳孔，甚至能讓我們看清什麼才是生命和世界的真相。
樂觀者的自我評價常誇大不實
正向心理學之父謝利曼（Martin E.P. Seligman）早年研究的主題是「後天無力感」，也就是後天的情境如何讓人自覺失去控制事物的能力，而變得悲觀、憂鬱、絕望。其中有一個研究項目是將受測者依其特質分為「樂觀組」（健全）與「悲觀組」（憂鬱），然後要他們藉按鈕來控制燈光的亮與不亮（燈光的亮或不亮是早就安排好的，跟受測者的按鈕與否完全無關，但他們事先不知道）。實驗完畢後，要受測者估計自己對燈光的明滅有多少控制力，結果發現，「悲觀組」（憂鬱）對自身控制力的估量非常接近事實，而「樂觀組」（健全）對自身的控制能力則做出相當誇大的估量。
奧立岡大學的研究者做了另一個實驗：還是先將受測者分為「樂觀組」與「悲觀組」，要他們個別在一個房間裡和一群人交談，另有一群旁觀者則坐在另一個房間透過單向鏡面觀察他們交談的經過。事後詢問受測者認為自己的社交手腕如何，以及旁觀者認為受測者的社交手腕如何（都以十七個形容詞分一到五級作評估），結果發現，「樂觀組」大多認為自己的社交手腕相當不錯，比旁觀者對他們的評估要高出許多；而「悲觀組」對自己社交手腕的估量雖然不是那麼精采絕倫，但卻相當接近旁觀者對他們的估量。如果說「旁觀者清」，那這個實驗同樣表示「悲觀組」（憂鬱）對自己的看法才是比較清晰與真實的。
悲觀不是「不對」，而是「不當」
這些實驗告訴我們，悲觀（憂鬱）的人對自己和世界的認知可能比較接近「真實」的情況，而樂觀（健全）者反而是「誇大不實」的，或者是詹姆士所說的「膚淺」。這是我們在理解「樂觀取向」的正向心理學和孔子的《論語》時應該有的一個認知，他們要我們相信的人與世界被樂觀地簡化了，離真實的情況有相當距離。悲觀、憂鬱的人對人和世界的看法其實沒有什麼「不對」，但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只是「對不對」的問題，要活得快樂、充實而有意義，悲觀、憂鬱的心態就顯得「不適當」。
所以，以樂觀、正向的心態來面對自己、他人和世界，並不是因為它比較符合真實、比較對或比較深刻，而是因為它比較「適當」。我在序言裡已說過，我覺得孔子在《論語》裡表現出來的樂觀、正向心態可能是來自他個人的「抉擇」，他認為這才是一個想要完善自己和社會的人在亂世裡「應有」而且「適當」的態度，即使可能因此而被認為「膚淺」、「不夠深刻」，一再遭遇挫折，他仍要「知其不可而為之」，這也是他可敬的地方。
正向心理學的缺失與盲點
正向心理學認為人的情緒可分為正向（如愛、快樂、熱情、寬容、期待、平和等）與負向（如恨、痛苦、憂鬱、敵意、焦慮、絕望等）兩大類，過去的心理學把重心放在如何減輕或消除負向情緒上頭，而正向心理學則是在教人如何學習和加強他的正向情緒，並認為正向情緒可以抵銷、甚至療癒負向情緒。這個理想似乎很誘人，而且也有一些成果出爐，但卻被不少專家批評是報喜不報憂，心理學界大老拉札魯斯（R.S. Lazarus）更直言這是在將問題過度簡化，很多負向情緒是來自人生逆境或生理因素，如果不去處理它們，而只想靠提升正向情緒來遮蓋它們，那只是「治標不治本」，後來更有人說這只是一種「自我欺騙」，會因真正的問題沒有獲得解決，而在一段時間後讓情況變得更糟。
批評聲音的出現，使得正向心理學開始自我反省與檢討。對於已經有或經常出現心理困擾的人，找出造成困擾的外在或內在因素並加以解決，的確比一味地抱持樂觀心態要來得重要。有些專家還認為，作為一種「幸福的科學」，正向心理學主要的對象應該是一般人或正常人，教他們以樂觀心態來應對日常生活，會為他們帶來更多的幸福。但即使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裡，還是會出現很多狀況，不是單靠樂觀心態就能一帆風順的。譬如交通安全問題，「防衛性悲觀」就比一味樂觀來得合理而有用。
單憑樂觀心態解決不了很多問題
當在與子路和顏淵「盍各言爾志」時，孔子說他的抱負是建立一個安和樂利的社會，也就是要「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但也許認為那還遠在天邊，所以孔子並沒有進一步說明要如何讓「老者安之」，如果真把它當一回事認真思考，就會發現老人面臨一大堆問題，單表身體健康這個項目，很多老人有牙周病、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炎、失智等病痛，你要如何「安之」？那不是靠保持樂觀心態、安貧樂道就可以頤養天年的。當然，你可以說把這些問題「交給醫師」就好了，就好像孔子對樊遲的問題說「焉用稼？」一樣，認為「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不是他應該關心的重點。
這讓我想起下面這個故事：二十世紀中葉，為婦女爭取自由平等的女權運動在美國如火如荼，很多不公平可以透過改變觀念和法律來解決，但結婚婦女在停經前無止盡的懷孕和生產是剝奪婦女生命自由與機會的最大障礙，當時的女權運動者桑格（M.Sanger）明白單靠勸婦女以樂觀心態面對此一生物學命運（唯心主義方法）根本無濟於事，她轉而籌募一百五十萬美金給性生理學家品格士（G.Pincus）的研究小組，促成了「安全、便宜、方便、有效」的口服避孕藥的早日問世，而就是這個唯物主義的方法讓婦女獲得生殖自由，也改變了她們的人生和命運。
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要相輔相成
正向心理學雖然以現代的科學方法來進行研究，但它的基本論調則是唯心主義的，認為心靈（樂觀心態）才是生命的主導力量，它甚至可以強到改變個人內在與外在的物質狀態。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和《論語》，唯心主義的色彩當然就更加濃厚，我們必須承認，人類心靈和品德的力量的確可以改變很多事情，但也應該瞭解，很多事情單靠心靈或品德的力量不僅無法改變，反而會蹉跎時日，即使沒有造成傷害，也是白忙一場。
在孔子和《論語》的年代，即使想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引進一些唯物主義的方法，恐怕也是畫餅充飢，因為可用而有效的東西實在不多。但現在已經大不相同，由唯物主義衍生出來的科技相當多樣而且具有實效，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樂觀」地引進與採用，才是比較明智而圓融的做法，這也是我們讀《論語》時，應該多添加的一點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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