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在迷障中，深刻文化的反省 4
在《論語》裡，孔子和王公大夫、弟子們暢談了很多為政之道，而他自己在魯國也有四年的從政經驗，並官至大司寇，攝相事，表現不錯。但因魯定公沉迷酒色，他憤而辭職，帶著弟子周遊列國，希望能在別的國家找到施展其政治抱負的機會，曾充滿期待與自信地說：「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但很可惜事與願違，他的希望落空，也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不管是在魯國或其他國家，如果孔子能有實權與時間來貫徹他的政治理念，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呢？這看來似乎是個沒有什麼意義的「假設性問題」，其實不然，我們如果能認真思考一下，那就會衍伸出一些很有意思、直到今日仍餘波盪漾的議題。
孔子在當大司寇時如何施政？
當孔子在魯國擔任大司寇兼攝相事，掌握相當權力後，推行了哪些具體的政策呢？《史記．孔子世家》只提到孔子為了削弱當時三家權貴的勢力而「墮三都」（但這件事卻功敗垂成），「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但此舉受到後世儒家學者質疑），「與聞國政三月」就「粥羔豚者弗飾賈（商販不再瞞天要價）；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但怎麼辦到的？司馬遷只給結論，不說方法，讓人納悶。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做一些合理的推測：
「為政以德」只是一個基本大綱，它必須有具體的施行細則。孔子生存於春秋亂世，我們從他的感嘆禮樂崩壞，對堯、舜與周公的緬懷和推崇，還有「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八佾）「君君、臣臣」（顏淵）「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在東方建立一個西周）！」（陽貨）等說法可知，他推行的政令應該有比較濃厚的復古色彩，很可能會參考、甚至恢復周公的禮樂制度。事實上，他在魯國的墮三都與誅少正卯都與此有關。
雖然我們無法確知孔子具體的施政措施，但幾乎可以肯定他應該是一個保守的「崇古主義」者，認為美好而理想的社會只存在於古代，如今要建立理想社會最有效而直接的方法就是「恢復傳統」。這跟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的人生態度是一脈相承的。
王莽「托古改制」的結局
孔子雖然為沒有機會貫徹他的政治理想而抱憾，但後來倒是有一個人將類似的理想付諸實現，那就是王莽。王莽出身於西漢末年的外戚豪門，非常喜歡《論語》的他，事母至孝、生活簡樸、待人謙恭，是當時的道德楷模；而他更大的抱負是想完成孔子的遺願，恢復禮樂崩壞前的禮治，因而在掌握實權後，就逼孺子嬰以「禪讓」之名將皇位傳給他，並開始大刀闊斧「托古改制」，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
新政的主要內容有：推行西周封建，恢復巡狩之制，依時舉行郊祀及大射等古禮。依禹貢而分天下為九州；據周禮，恢復百官古時之稱謂。將土地收歸國有，更名為「王田」，如周朝的「井田」。改奴婢為私屬，不得買賣。仿照《周禮》推行「五均」、「賒貸」和「六管」等管控經濟活動與物價的政策。改革幣制，以金、銀、龜、貝、錢、布為貨幣，嚴禁人民私自鑄錢等等。
結果是民怨四起、天下大亂，不過十餘年，王莽所建立的「新朝」就覆亡，他也被百姓分屍，一場「托古改制」的政治美夢也跟著灰飛煙滅。
孔子、老子、陶淵明都是崇古主義者？
當然，王莽的失敗牽涉到很多複雜的因素，但他的作為至少提醒我們：「文獻上所描繪的美好而理想的古代社會與制度」是一回事，「想在當前環境重建或仿照它們結果會如何」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問題是這些古老的文獻雖然可能有美化與誇大之處，但也從未要求、奉勸後世的人要仿效它們，那為什麼孔子和王莽在摩想或擘劃一個理想社會時，都認為它只存在於古代，我們所能或應該做的就是「恢復傳統」，而不是衡量當前環境與條件，自己提出一個前所未有的遠景與將它付諸實現的藍圖呢？
因為孔子和王莽都是「保守的崇古主義者」，似乎是一個很好的答案。但如果我們放大視野來看，會發現不少人其實也都有類似的看法。譬如在很多方面都跟孔子持不同見解、而且批評孔子仁義觀的老子，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見於《道德經》第八十章：「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他想回到的世界比孔子所嚮往的周朝、堯舜還要古老而遙遠。
也許因為老子和孔子都生活於民不聊生的亂世，相較之下，純樸的古代世界就顯得特別有吸引力。但似乎也不盡然，譬如陶淵明所處的時代，中國已由混亂又回復一統，但《桃花源記》裡的那個理想世界，同樣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美麗舊世界」。
西方的烏托邦總是指向「未來」
自古以來，西方的哲學思想家對他們所處的現實世界同樣感到不滿，也嚮往一個理想的社會，譬如古希臘的柏拉圖就寫了一本《理想國》，但他的理想世界卻不存在於古代，而是他根據個人的觀察、思考，自行創建的一個虛擬國度，「理想國」裡最理想的領導者，稱為「哲學家皇帝」，必須具有充分的哲學和數學訓練，愛好真理和知識，並把真理和知識傳播給人民。這樣的「理想國」如果能實現，也只會存在於「未來」。
西方人習慣將理想的國度稱為「烏托邦」（Utopia），原文來自兩個希臘語的詞根：ou意為「沒有」（另一個說法eu意為「好」），而topos則是「地方」的意思，兩者合在一起意為「沒有的地方」或「好地方」。所以，理想的國度是「過去所沒有的」，這也是為什麼西方人所臆想的「美麗新世界」都是指向「未來」的最大原因。
「半部論語治天下」背後的心態
北宋開國功臣、名相趙普是趙匡胤最信任的心腹兼謀士，在趙匡胤由「黃袍加身」稱帝至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居功厥偉，有人說他只讀《論語》這本書，太宗趙匡義因此問他，趙普回答說：「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這是「半部論語治天下」說法的來源。
雖然「周禮治天下」已換成了「論語治天下」，而趙普同樣沒有具體說明他用《論語》的哪一個觀點解決了哪一件棘手的事，但大家還是將這樣的一句「空話」奉為至理名言。它反映的其實是同樣的「崇古主義」：美好而理想的世界不僅只存在於古代，我們要解決當前的問題，還是必須回到「過去」，從「傳統」裡去找尋藥方和靈感。
擺脫正反兩面的崇古主義
歷朝皇帝對孔子的尊崇，以一兩千年前的「四書五經」作為科舉考試的題目，當然也是這種「崇古主義」的一環。但從清朝末年開始，我們又看到另一種奇特的現象，那就是在為中國的積弱尋找原因時，大家依然到「過去」找答案，認為錯誤和無能的不是現在的自己，而是「古代」的孔子、四書五經等，他們才是「元凶」，所以要「打倒孔家店」！如此「抬舉」古人和傳統文化，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崇古」，可以稱為「負面的崇古主義」。
一百多年來，正面和負面的「崇古主義」一直在拉扯，看似勢不兩立，其實有著同樣的思維：在為問題找答案時，總是「回顧多於前瞻」。要說這是中國異於西方的思維取向也許稍嫌草率，但卻是我們今天解讀《論語》時，應該避免掉進去的思維陷阱。
《論語》，既不是毒藥，更非什麼靈丹。讀完了，我們就要闔上它，往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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