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042 擴充視野:為《論語》的解讀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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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在迷障中,深刻文化的反省 2

  在我念高中的時代,精選版的《論語》被列入「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裡,是當時必修也是大學聯考必考的科目,所以我很認真地研讀,但說來也只是針對聯考的詞義解釋而已。考完後當然還留存不少印象,在潛移默化中,對往後的人生可能也產生了一些影響。雖然我在後來的閱讀與寫作中,也偶而會涉及《論語》,但多屬雲淡風輕;直到最近想對《論語》做全面而深入的理解,才去留意跟它相關的一些周邊問題,譬如《論語》的來龍去脈、在歷史上的地位與流變等。在多一點這方面的資訊後,我覺得它們有助於我們能從一個較高的角度來理解《論語》,而視野也會跟著寬廣許多。

《論語》是怎麼產生的?

  《論語》基本上是孔子與部分弟子言行的彙編,其中又以孔子教學時之所言、與弟子及當時王公大夫之間的問答為主。它是怎麼成書的呢?《漢書.藝文志》說:「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後來的專家又多認為,除了孔子弟子外,有些篇章還出於再傳弟子之手。《論語》裡時間上最晚的材料,為曾參臨死時對孟敬子說的一段話: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泰伯)以此推斷,《論語》的最後成書時間大約是在戰國初期(西元前四百年左右)。

  秦始皇焚書後,《論語》曾一度失傳,西漢初年從坊間搜羅到三種傳本:《古論語》二十一篇,用戰國時的蝌蚪文書寫,識者已不多;《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比《魯論語》多出兩篇,各在魯、齊兩地的孔門弟子中傳習。西漢靈帝時,安昌侯張禹將《魯論語》與《齊論語》融合為一,篇目沿襲《魯論語》,稱為《張侯論》,被當時的儒生所尊奉,後代及我們現在所讀的《論語》都沿用這個版本。《齊論語》和《古論語》則逐漸失傳。

四書與五經的糾葛

  雖然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從西漢到唐代,在中央與民間,受重視的儒家經典是「五經」(即《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南宋的朱熹將《大學》與《中庸》從《禮記》裡獨立出來,與《論語》和《孟子》合稱「四書」,而且為它們編撰了《四書集注》,才有「四書」之名,地位也跟著水漲船高,逐漸凌駕於「五經」之上。

  在南宋後期,即開始以「四書」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到元仁宗時,更確定以《四書集注》爲科試範疇,此後至明清兩朝,科舉考試便都在《四書集注》的範圍內出題。也因此,七百多年間的中國讀書人不只要讀《論語》,而且讀的是以朱熹觀點為準的《論語》。

朱熹與《論語集注》的影響

  從我前面對《論語》的解說,讀者應該可以了解,即使時至今日,孔子的很多觀點對現代人的生活依然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它比「五經」和《大學》、《中庸》、《孟子》等對人生都有更大的觸及面,說法也更平易近人;如果不是當年朱熹的慧眼與主張,《論語》在後來乃至今日可能就不會那麼受重視,這是我們必須感謝他的地方。

  但受科舉考試的影響,如果說對《論語》的解讀都要以朱熹《四書集注》裡的《論語集注》為本,那其實也是在替《論語》穿小鞋,將它狹隘化。當然,自漢朝以降,有不少學者為《論語》作過注解,譬如東漢的鄭玄、魏晉南北朝的何晏、皇侃等,也都有著作傳世;朱熹的《論語集注》雖然是集前人之大成,但還是以其個人的偏好與觀點為主。將它定為唯一的正解,使「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往後的讀書人在照本宣科、死記死背之後,多陷入了孔子所說「學而不思則罔」的境地。

  孔子說得再有理,朱熹的注解再精彩,我們讀《論語》還是要經過自己的思考,絕不能不假思索地照單全收。特別是對《論語》裡一些有疑義的句子更應如此,因為「疑義」正是提供我們思考的大好時機。下面就舉一個例子:

「愚民」與「民愚」的解讀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東漢鄭玄根據這樣的斷句,說「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意思是政府發布命令,讓人民遵行就好;若讓他們知道太多,就反而會輕蔑而不去執行,所以不能讓人民知道太多(或向他們解釋)。這樣的說法後來被批評為孔子主張「愚民政策」。

  朱熹在《論語集注》裡,也依此斷句說:「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但為什麼不能讓人民知道呢?他引用北宋程頤的說法:「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意思是孔子(聖人)為什麼認為政令不能或不必讓人民知道呢?因為人民是愚眛的,解釋太多只會讓他們像朝四暮三的猴子陷入混淆。也就是說並非孔子有心要實行「愚民」政策,而是因為「民愚」,才不得已出此無可奈何之策。

  這樣的觀點當然很能討統治者的歡心,而七百年間的中國讀書人也就反覆默誦這個標準解釋,認為因「民愚」而「愚民」乃是聖人的旨意了。

可能更好的另外兩種解讀

  孔子的這句話,其實還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晚清的一位學者宦懋庸(公元一八四二–一八九二年)在其所著《論語稽》裡,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斷句,意思就成了政府的政令若得到人民的認同,那就要人民遵行;如果人民不認可,則向他們解釋為什麼要有這種政令。主張「君主立憲」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贊同這個解釋,認為它較符合孔子主張對人民要「教之」的一貫主張。

  還有另一種斷句法(不知是誰最先提出來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是使用、使喚之意,整句的意思是政府如果交代人民做一件事,他們會做,那就讓他們自行去做;如果不會做,那就要教導他們怎麼做。這也相當符合孔子「舉善而教不能」(為政)的觀點,更表示政府不只要尊重人民,還負有教育人民的責任。

  因為古書沒有標點符號,不同的斷句可能就會產生不同的文義。孔子的這句話還有另兩種不同的斷句法,但因唸起來太拗口,這裡就不提了。但即使是上述三種斷句法,何者才是孔子真正的意思,我們也無法「替他做主」。但我以為在清朝末年以前,鄭玄、朱熹等人的解讀應該是主流;直到跟西方接觸後,激發少數人的反省和思考,想要突破傳統,《論語集注》失去它的權威性,才有上述新解讀的出現。

擴充視野,培養思考能力

  《論語》裡有疑義、可作不同解讀的句子其實還有一些,前文所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自行束脩以上」也都在列,但與其細談,我想不如把握一個原則;孔子真正的意思只有一個,但不同的解釋卻可以擴充我們的視野,而且訓練我們思考,思考何者才可能是孔子真正的意思,而你又為什麼會這樣認為?

  現代人讀《論語》,了解孔子真正的意思固然重要,但我們又何必照單全收?你自己怎麼想?《論語》能給你個人什麼樣的啟迪?也許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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