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518 人間之適應──矛盾與衝突中的妥協(論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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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性適應與個別性適應

  在本能與文化交織而成的性網絡中,有人因不甘於它們的暴力統治而發出吶喊與呻吟,但有更多的人則是默不作聲地衡情度勢,在夾縫裡尋求適應與妥協之道。

  適應,綜合生物學與人類學的定義,是指一個群體或個人,在特殊的生物及文化環境中,為了維護自身生存及利益而調整自己的行為或觀念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在前面提到的中國人的諸多性表現,其實都是「群體性適應」的產物。譬如男性做為一個群體,在原始時代為了適應以蠻力從事性競爭的環境而發展出比女性較強壯的體魄,蠻力造就了權力,它除了使男性能更無礙地追求自身的性快樂外,同時也產生了嵌制女性的性道德雙重標準以及壯陽藥、房中術等,以克服對他們不利的生物條件──無法確知妻子所生的子女是否真正屬於自己的骨血及在性潛能方面不如女性的問題。這些花樣反過來形成了不利於女性的文明或文化環境,身為社會學上弱者的女性,為了維護自身生存及利益,遂以壓抑情慾,並自願或被迫地將自己的身體情色化,以符合男性的道德要求和情慾需求。

  除了這種群體的適應外,令人更感興趣的是個別的適應──也就是一個特殊族群或個人在面對特殊的情境,特別是在由生殖、快樂、利益、道德、性別、權力等所產生的矛盾和衝突中,如何衡情度勢,調整自我以安身立命的問題,它是一個更現實的問題,也是本章要探討的重點。

  前面所舉的幾個故事,提供了我們從事這種探討的材料。

窮則變,變則通的特殊婚姻型態

  婚姻是具有人類普同性的一種性適應策略,它有很多型態,在過去的中國社會裡,雖然流行一夫多妻制,但一個男人能擁有多少妻妾,通常需視他的經濟能力而定,經濟能力強的固然妻妾成群,經濟能力差的卻可能連一個老婆都沒有。但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有些男人在不利的經濟環境中,想出了變通的辦法。〈兄弟共妻〉和〈租妻〉就是兩個例子。

  從故事可知,共妻和租妻是江浙一帶貧窮人家為了兼顧生殖與快樂而發展出來的特殊婚姻型態。對同一血緣的兄弟來說,他們合娶一個妻子,不僅可以節省聘金,解決大家的性慾,所生的子女也都含有祖宗的骨血,可說「一舉數得」。對不同血緣的人來說,以「租期」來做區隔,則較能確保「妻子」所生的子女是屬於自己的骨血,雖然需付出一筆可觀的「租金」,但它比聘金要來得少,而且長期包租也比零星嫖妓來得合算,同樣是「一舉數得」。

  從傳統的性規範來看,這兩種婚姻模式都是令人大皺眉頭的所謂「陋俗」,但對當地人來說,卻是以最小代價獲得最大效益的適應策略,大家不僅不以為忤,甚至還頗為歡迎,就像〈兄弟共妻〉所說:「男子家中無兄弟者,女方反而不願將女兒嫁給他」。

  清人趙翼的《簷曝雜記》裡另有一則記載說:「甘(肅)省多男少女,故男女之事頗闊略,兄死妻嫂,弟死妻媳,比比皆是。同姓惟同祖以下不婚,過此則不論也。有兄弟數人合娶一妻者,或輪夕而宿;或白晝有事,輒懸一裙於房門,即知迴避。生子則長者與兄,以次及諸弟云。其有不能娶而望子者,則就他人妻,立券書期限,或二年或三年,或以得子為限。過期則原夫促回,不能一日留也。客遊其地者,亦僦以消旅況,立券書限,即宿其夫之家……。」由此可知,「兄弟共妻」和「租妻」不只存在於江浙一帶,在具有同樣「社會條件」的中國其他地區,也都可能存在過。

一妻多夫制與社會環境

  共妻和租妻可以說是一妻多夫制在中國的變型。在人類社會裡,行一妻多夫的族群雖然不多,但都有其特殊的社會環境因素,譬如印度南方的那亞人(Nayar),該族男人在印度屬於職業軍人的階級,一年中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外地爭戰或受訓,回家的時間相當有限而不定,結果他們也發展出一種特殊的一妻多夫模式──一個女人可以同時擁有好幾個丈夫,而她和這些丈夫所生的子女全歸娘家撫養。這種模式使得女人可以經常擁有一個「丈夫」,而男人在回家時也能有一個「妻子」,同時孩子們也都能獲得妥善的照顧,因此,就成為那亞人適應其特殊社會環境的一種理想婚姻模式。

  我們甚至在動物身上,也可以看到類似的適應模式。譬如鳥類對子代的孵化及哺餵工作極其艱辛,為了讓雛鳥有較多的存活機會,大多數鳥類都採行一夫一妻制,由「夫妻」共同承擔養育後代的責任,但北美洲明尼蘇達湖畔的磯鳥(Sand pippers)卻採行一種特殊的一妻多夫制:在交配季節時,雌鳥先抵達湖畔,彼此為爭奪領域而大打出手,雄鳥則忙著各自築巢。獲勝的雌鳥在雄鳥築好的香巢內與之交配,生下一堆鳥蛋,交給雄鳥孵育後,她又飛到別巢與另一隻雄鳥交配。

  動物學家指出,磯鳥的這種生殖模式是牠們在不利的生存環境下──鳥蛋常被掠奪者(包括人類)偷走,為了增加子代存活的機會,雌鳥必須多交配、多下蛋──而自然演化出來的。我們有理由相信,江浙及甘肅地區的兄弟共妻和租妻,乃至世界其他地區類似的婚姻模式,也是人們在不利的環境中,為了生殖與快樂而自然演化出來的。所謂「適著生存」,只要能讓大家活得較「愉快」的,就是較「好」的模式。當然,所謂「較好」並非就是「較對」的,但也不是「較錯」的,「對錯」這種人為的價值判斷,對當事者來說,並沒有太大的生存上的意義。

處女偽裝術與擬態適應

  在經濟條件許可時,男人不僅不願與人共妻,而且還要求自己所娶的妻子必須是處女。判斷處女最常見的方法是在新婚之夜檢查新娘是否落紅,它是大多數父權社會的一個重要儀式,也是女性必須通過的一個文化關卡。

  雖然多數女性都因此而在婚前守身如玉,但還是有人偷嚐禁果,失貞的女性在面對「處女檢查」的不利環境時,當然也不會束手無策,為了自身的福祉,有些人遂發展出一套特殊的適應策略──也就是如何偽裝成處女。〈初夜印紅〉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如何偽裝成處女,可以說是一門古老的知識或騙術,只要有檢查新娘初夜是否落紅之儀式存在的社會,就會有這種知識或騙術存在。故事中的新娘,由嫂嫂傳授的以印紅塗抹在自己陰道內的方法,可以說是比較「拙劣」的,古今中外「冰雪聰明」的女性在這方面頗多巧思,我們幾乎可以為此而寫一部「處女偽裝史」,其方法包括將裝血的魚鰾縫合塞進陰道裡、將水蛭放入陰道內吸出血泡,以便讓新郎磨破它們而產生「落紅」;以沒藥等收斂劑讓陰道緊縮,並乘機將鴿子的血(因為它最接近人血)偷偷洒在床單上;還有晚近的「處女膜整型手術」等等。

  這種處女偽裝術其實也是一種「擬態適應」。在動物界,也不乏類似的擬態適應。一般而言,母猴只在排卵有受孕可能時,才會進入發情期,這原是造物主的一種安排。但有些雌長尾猴即使已經懷孕,卻也會進入「假性發情期」,展現誘人的性肌膚。生物學家認為,這是雌長尾猴為了適應不利於牠們的性環境而發展出來的「生理騙術」,因為妻妾成群的長尾猴猴王常遭外來流浪猴的挑釁,流浪猴在殺死猴王後,不只霸佔牠的妻妾,而且殺死所有的小猴,然後再在母猴身上播種,生下含有自己DNA的後代。在這種情況下,已經有孕在身的母猴為了避免日後所生的小猴慘遭毒手,即會進入「假性發情期」,展現誘人的性肌膚與入侵的公猴交配,讓牠誤以為將來生下來的小猴是牠的種。

  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人類失貞女性的擬態適應和雌長尾猴的擬態適應是來自同樣的機轉,只是雌長尾猴的生理騙術是不自覺的,是在生存壓力下自然演化出來的,而人類失貞女性的處女偽裝術則完全是自覺的,因為自覺,所以「開發」出不少花樣。

傳宗接代的各種花招

  處女檢查及要求女人必須一馬一鞍,在婚後繼續守貞,最主要的目的是在防範妻子被別的男人「播種」,而生下必須由自己撫養的後代。我們在前面曾說過,男人在這方面的疑慮及因此而產生的嫉妒,可能具有生物學上的本能成份。但如果男人不能生育,而又不想「認養」他人之子,那麼在傳宗接代的壓力下,有人也會甘願戴「綠帽子」,要求別的男人在自己妻子身上「播種」,〈求種〉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家財萬貫卻膝下無子的富翁,要自己的妻子去引誘生了很多兒子的周某,讓他「騎在她上面」,並「射在她裡面」,這原是讓很多男人一思及就「抓狂」的事,但為了延續香火,也只能「自我調整」,將由此而引起的負面情緒置之度外。它雖然是「下下之策」,但似乎也比毫無對策來得好。

  事實上,在傳宗接代方面,妻子所面對的壓力比丈夫來得大,因為她如果不能為丈夫生個兒子,還可能因此而失寵,甚至被休棄。在筆記小說裡,我們看到更多妻子瞞著丈夫向別的男人「借種」的故事,譬如明人《玉芝堂談薈》的〈固寵借種〉一文,就提到幾則唐宋時代富貴人家的婦女,如何引誘少壯男子入其深閨春風一度,希冀懷孕生子,以鞏固自己地位的紀事。

  而在〈婆婆的諍言〉這個故事裡,當媳婦拒絕退職某官的勾搭時,婆婆竟然要她順水推舟,向縣官「借種」,希望因此而生個爭氣的「孫子」,以光耀門楣。「借種」借到這個地步,更是「老辣到家」。

  除了「借種」外,更多不孕的婦女是到寺廟中求子,但有些也演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借種」。〈寺中求子〉裡精嚴寺的和尚托言無子婦人如果在佛殿夜宿,求佛顯靈,則能「一舉得男」,但實際上是和尚在夜裡從甬道潛入殿中,對求子婦人逼姦成孕。雖然不少婦人因此而「種瓜得豆」,啞巴吃黃蓮,但也算對丈夫和祖宗有了「交待」。

  而更荒謬的是到孔廟裡求子,在唐人封演的《封氏聞見記》裡,有一則記載說:「流俗婦人多於孔廟祈子,殊為褻猥,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所謂「褻猥」,指的顯然是裸露下體(露形),希望孔老夫子「垂愛」的意思,為了求子而搞出這種名堂,實在是斯文掃地。而無獨有偶,西方也發生過類似的求子奇聞:譬如在中古世紀查特瑞斯(Chartres)的一座聖壇聲稱保有耶穌基督行過割禮後所留下的聖包皮(Holy prepuce,當時歐洲最少有十二個地方聲稱保有耶穌的包皮),而耶穌包皮的靈力是能使看到它的不孕婦女「受孕」,因此,不少婦女為了求子而到查特瑞斯的聖壇,「深情款款」地注視耶穌的包皮。為了滿足世人的求子渴望,做為東西方道德象徵人物的孔子和耶穌同時「蒙難」,被搞得灰頭土臉。

矛盾與衝突的重新洗牌

  有人為了生殖而搞出各種花招,但也有人為了不想生殖而另闢蹊徑。〈折衷之道〉裡的富翁和幼妾們以肛交來作愛,就是一種特殊的方法。富翁對自己為什麼採行這種方法還做了一番解釋:「我的血氣還相當旺盛,無法斷絕色慾。和女人交合,還可以生子,但父老子幼,留下來恐怕成為身後之累;想要找孌童作男色之行嘛,又擔心這種不光明的情事會讓子孫蒙羞,所以才想出此一折衷的辦法。」

  如何在矛盾和衡突中選擇一個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途徑,是富翁的對策,而它其實也是前述各種適應方法的共相。對具有認知能力的人類來說,適應通常是自覺的,具有濃厚的「妥協」色彩。從〈花旋瘋〉、〈七歲祖〉、〈紅帽綠巾〉、〈營捕與皮匠〉這幾個故事裡,我們更可清楚看出這種妥協的特性。

  在〈花旋瘋〉裡,旅店主人的妻子罹患一發作就需與數名男子交合的怪病,旅店主人不想休棄她(也許是深愛妻子),但又不願見她當街出醜,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雇請了數名健男,平日照顧生意,而在妻子發作時替她「治病」。

  在〈七歲祖〉裡,當婢女大了肚子而吐露真相後,曾家老爺面臨了如下的衝突:他是要運用權力將這「無恥賤婢」活活打死?或訴諸法律將她扭送官府嚴辦?還是要以延續香火為念,將她視為「媳婦」,讓她生養腹中的曾家骨血?最後他選擇了後者,而對婢女「搞死兒子」此一淫行不予追究。

  在〈紅帽綠巾〉裡,侍郎的愛妾和兩位皇室有染,他雖然心裡不快,但為了自己的仕途,也只能裝癡作傻。在兩位皇室因爭風吃醋而大打出手時,侍郎責怪愛妾「本領不濟」,結果在愛妾一頓搶白後,為了頭上的那頂「紅帽」,他也只能說自己戴的不是「綠巾」。

  而在〈營捕與皮匠〉裡,當皮匠為營捕的妻子贖身,讓他們夫妻重聚後,家徒四壁而為了報答皮匠的大恩大德,營捕竟然要自己的妻子在家裡好好「款待」皮匠,而自己瑟縮著身子,黯然迴避到他處。

  所謂「妥協」  ,經常是將在自己心中引起矛盾和衝突的幾種原色「重新洗牌」,「重新定位」,調整它們在心中原有的順位。但這樣的洗牌和調整,也使得某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性秩序都模糊化、相對化了。

道德的兩難與個人的調適

  在情色圖譜裡,道德是最常和其他原色產生衝突的項目,前述的各種適應和妥協策略,都讓人產生道德上的疑義,因為在自身利益的考量下,道德都被犧牲掉了。但道德本身也有它的兩難之處,〈寡婦與醫生〉、〈母親的情夫〉及〈江太守〉這三個故事,就分別呈現了某種道德上的兩難,以及當事者對此的調適與抉擇:

  在〈寡婦與醫生〉裡,寡婦面臨了一個兩難的局面:如果她答應醫生的要求,那麼她就失貞,這是「不道德」的事;但如果她不答應醫生的要求,那麼她就放棄了兒子活命的機會,這也是「不道德」的事。在和婆婆徹夜悲泣後,她選擇了「失貞」,因為兒子的性命比她的貞節重要。事實上,在明清筆記小說裡,類似這種「撫孤不必守節」的故事並非少見,而且也令人同情。

  在〈母親的情夫〉裡,寡婦為了撫孤而和表戚某甲私通,以求其接濟,但這卻使她長大

的兒子面臨了如下的兩難:目睹母親和某甲的不道德行為,使他義憤填;但揭發母親的不道德行為卻也是不道德的;結果他選擇殺死了某甲,但堅稱是向某甲借錢遭辱而動了殺機,以維護母親的清譽。

  而在〈江太守〉裡,身為地方官卻充當「淫媒」,為土妓和樂意與人姦淫的女子「牽線」,而且由官方出夜度資,這原是極不道德、極荒謬的事:但如果不這樣做,卻可能使城中更多的良家婦女受外人蹂躪,在兩難之中,江太守選擇了前者,雖然荒謬,但卻被認為是明智之舉。

打亂了原有的情色佈局,但卻更加真實

  我們在第一章開宗明義就說,人類性存在的終極本質是矛盾、衝突與妥協,就人生的現實面來說,妥協遠比矛盾和衝突來得重要。從以上所舉故事可知,絕大多數的妥協或適應,都是一種「自我調整」──調整某些事項的輕重順序,重新安排它們在自己心中的「秩序」  ,然後將之化為所謂「明智」的行動。而人們之所以會做這種自我調整,通常是因為他們面對了一個特殊的情境,譬加婚前失貞、不能生育、沒錢娶老婆等等。

  情境是「界定」並「決定」人類行為的一個重大因素。在《孟子‧離婁篇》裡,淳于髡問主張「男女授受不親」的孟子一個難題:「嫂溺,援之以手可乎?」孟子回答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孟子認為「嫂溺」當然應該「援之以手」,但這是所謂「權」──也就是特殊情境下的「權宜之計」。

  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柯柏(L.Kohlberg)曾設計一系列「道德兩難」的問題要受測者回答他們在兩難中將做何種抉擇。譬如下面這個問題:「一個丈夫深愛他的妻子,妻子生病垂危,有一種藥能醫治他妻子的病,但藥價昂貴,貧窮的丈夫買不起,你認為這位丈夫應該去偷那種藥來援救垂死的妻子嗎?」

  這個「偷藥救妻」問題與〈寡婦與醫生〉和〈江太守〉其實非常類似──「偷竊」是不道德的,而「見死不救」 (特別是自己的愛妻)也是不道德的,在兩難中如何做抉擇呢?柯柏認為,「救人一命」比「不偷竊」是更「高貴」的道德表現,就像〈寡婦與醫生〉裡的寡婦及〈江太守〉裡的太守之認知一樣,但這樣一來,「偷竊」、「失貞」、「召妓」等的道德問題都變成了需視情境而定的問題。

  既然連道德都可以是個情境問題,都能有所權宜、變通,其他當然更不用說了。本章的故事雖然只是某些人在某些特殊情境下,所採取的一些適應策略、權宜之計或妥協之道,但幾乎打亂了我們在前面所說的情色佈局,原本應該嫉妒的丈夫變得不再嫉妒、一向貞潔自持的淑女變得對人投懷送抱……,但只有添加這些為了愉快或辛苦「活著」而重新調配的色彩,才能讓中國人的情色圖譜顯得更加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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