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聲語言的暴力統治
知名的人類學家霍爾(E.T.HaII)曾說:「文化是無聲的語言」。這句話有兩個含意:一是文化像有聲的語言般,有一套運作的文法;一是人們學習文化,就像學習母語般,乃是一種潛移默化的過程。
我們在前面各章所說中國人情色圖譜的主要脈絡,其實也就是中國性文化裡的一些重要語言和文法。其中有些具有人類普同性,譬如以道德來規範性行為,以利益來交換性快樂等;有些具有父權文化的共通性,譬如處女檢查、性道德的雙重標準等;有些則具有民族特異性,譬如男人的房中術、女人的三寸金蓮等。
在長期的薰染下,這些性的語言和文法很自然地被視為「理所當然」,成為族群從事性表達與溝通的重要準則。對同一文化的人來說,它們是不必「多費唇舌」就能讓人心領神會、水乳交融的。但霍爾同時也指出,文化對人們所進行的是一場「無聲的暴力統治」,在片面的灌輸下,人們對文化所內涵的種種霸道不僅會渾然無覺,甚且還甘之如飴,當它像戴著絲絨手套的鐵手,溫柔而致命地捏住你的脖子時,即使你因此而斷了氣,臉上可能還會浮現出笑容。
本章的故事則多了一些「唇舌」,筆者將它們統稱之為中國人在性文化裡的「吶喊與呻吟」,它們雖然不是很「悅耳」,甚至讓人感到「刺耳」,但卻很值得我們傾聽,因為它們不只在暴露中國性文化此一「無聲語言」的某些暴力本質,而且讓我們聽到了從事文化反省與批判的「忠言」。
為文化魔咒搖旗的吶喊
〈俎上裸婦〉是一個悲涼的故事,但卻也是彰顯文化之暴力統治的故事。故事裡少婦的際遇,無疑是在反映我們前章提到的「男為刀俎,女為魚肉」。但當為少婦贖身的某甲在幫她穿衣而不小心碰到她的乳房時,她卻勃然變色說:「我就是不肯事二夫,才被賣到這裡,你為何立刻對我如此輕薄?」說完又趴回刀俎上,任由屠夫宰割。她這番將貞潔視為她存在的最高價值,不容任何玷污,視快樂與生命如無物,並將拯救者貶為「輕薄狂徒」的吶喊,說得慷慨激昂,辭嚴義正,但對異文化者或現代人來說,卻是「烈女不事二夫」此一古老文化魔咒的「學舌」,她身受文化的暴力統治而不自知。
這個故事讓人想起《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的〈徽州府烈女殉夫〉,死了丈夫的王三決心要殉節,她父親王玉輝聽了,不僅不加阻止,反而高興地說:「我兒,妳既然如此,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妳?妳竟是這樣做罷!」在王三真的殉夫而死後,王玉輝竟然還歡呼:「死的好!死的好!」這樣的「歡呼」當然也是文化暴力統治的傑作,而由一個父親來加以「轉播」,更顯出了它的殘酷與可怕。
但在女兒入了烈女祠後,王玉輝到蘇州訪友,看到一名少婦,想起自己好端端就這麼死去的女兒,不禁「心裡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在他的「哽咽」裡,我們彷彿了解到他察覺了文化暴力統治之殘酷性,但他卻只能因無力掙脫它而痛苦呻吟著。
戳破假道學虛偽嘴臉的質問
在中國性文化的語言及文法裡,最具暴力性的莫過於禮教。所請「吃人的禮教」,雖然不少人被它所「吃」,但也有人不甘受其擺佈,而對它提出了嚴厲的批判。
在〈假道學〉這個故事裡,好講道學的儒生以禮教來質問服喪期滿不到三個月就想納妾的朋友,將他責備得「德薄能鮮」。但朋友卻「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他反唇相譏,質問他為何和小別重聚的妻子「在床笫之間沒有以禮來自我節制?」──既然連自己都做不到,又何必扳著臉孔訓人?這樣的質問不僅在戳破假道學的虛偽嘴臉,而且指出了禮教的第一個「雙重性」──人己有別。
從兩位提倡禮教的理學大師程頤和朱熹身上,我們更可以明顯看出這種雙重性的虛偽本質。程頤的一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不知害慘了多少中國寡婦,但他在自己的甥女喪夫後,為了怕姊姊過於悲傷,他不僅將甥女迎回家,而且還將她改嫁他人。而朱熹更是「嚴於責人,寬以待己」,他不只倡導寡婦要守「柏舟之節」,而且對男人風流也極為感冒,當時的名臣胡銓曾題詩贈給歌妓黎倩,朱熹知道了,即「憂憤」地作了一首《自警詩》:「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尚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來嘲諷胡銓。而在他巡視台州時,聽說和他有過嫌隙的台州太守唐仲友與妓女嚴蕊有染,即將嚴蕊以「傷風化」的罪名下獄,逼她招供和唐仲友有見不得人的關係。但這樣一個道貌岸然的理學大師,最後卻也被監察御史參了一本,沈繼祖指控朱熹是個言行不一的偽君子,曾引誘兩個尼姑作妾,而且到各地為官都帶著她們。結果朱熹向皇帝承認了罪狀,並說自己是「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
雖然說在本能與文明、快樂與道德的矛盾和衝突中,每個人多少都是虛偽的,但主張「以理滅欲」的程朱理學卻使得這種虛偽在中國變得更加嚴重。從某個角度來看,所有的道學家都是「假道學」,因為「欲」是不可能被「滅」的,自己無法「滅欲」,但卻「得理」不饒人地要求或責備他人,這就是虛偽和暴力。清初大儒戴震除了引經據典指出程朱理學違背了孔孟學說外,更指出因為沒有人能達到「以理滅欲」的超高境界,結果就成了「尊者以理責備卑者,長者以理責備幼者,貴者以理責備賤者」的「吃人」情形,這真是一劍刺中了理學家的要害。
在亂世裡的慚愧呻吟
禮教除了為權貴者欺壓卑賤者提供「合法暴力」外,更為男人扼殺女人提供了「漂亮工具」,而它的具體表現就是禮教的第二個「雙重性」──男女有別。就拿「烈女不事二夫」這個針對女人的禮教魔咒來說,表面上它是和男人的「忠臣不事二主」對等的,但實際上卻充滿了虛偽性。
在〈當此亂世〉裡,投降清朝的明末大臣錢謙益所說的「當此亂世,士大夫尚且不能堅守氣節,何況一個婦人?」可以說是一個平日以「烈女不事二夫」來要求女人的大男人,在發現自己不能「忠臣不事二主」時所發出的慚愧呻吟。這個故事的真實性雖然待考,但卻反映了一個殘酷的事實:不管將「烈女」和「忠臣」劃上等號恰不恰當,但自古以來,不事二夫的「烈女」不計其數,而不事二主的「忠臣」卻寥寥可數。
在清人朱象賢的《聞見偶錄》裡,有一則〈七姬廟〉說,元朝末年張士誠的女婿潘元紹,有七位美麗的姬妾,他「每聞閭間婦女能以節概自立者,歸必為語其事」,後來朱元璋派徐達圍攻蘇州,潘元紹出戰回來,見大勢不可為,召來七位姬妾說:「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宿,誡若等宜自引決,毋為人嗤也」,結果七位姬妾為了表明心跡,相繼自縊而死。但在徐達攻破蘇州城時,「受國重寄」的潘元紹竟然投降了!後來蘇州人為了紀念這七位「殉節」的女人,遂在當地蓋了一座七姬廟。
而在清人劉鑾的《五石瓠》裡,另有一則故事說,南明大臣馬士英,在南京城破後,他自己想逃走,但卻命令他的妻子高氏必須當場殉節,高氏抱著幼子哭泣,馬士英還派人再三催促她快點「殉節」,做個「烈婦」!
像錢謙益那般,能老著臉皮對此發出一兩聲慚愧呻吟的,已算是有點「良心」的了!當然,他的慚愧呻吟正暴露了在「道德」和「文化」的美名下,女人是如何地被男人所扼殺。
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也
在〈隔窗喊話〉這個故事裡,當拋妻離鄉的某甲在多年後再娶,發現新婦竟然是自己的舊妻時,認為妻子不應該沒有得到他死亡的真憑實據就輕率改嫁,而憤怒地對她又打又罵,這同樣是「嚴於責人,寬以待己」。而靳乙在窗外對某甲的吶喊:「你的再娶難道就有妻子死亡的真憑實據嗎?而且她流離失所,等你等了八年才改嫁,你也應該體諒她是情非得已的了吧」!這不只是同情女性的聲音,更要求「得理」的男性在「不饒人」之前,應該先自我反省。
「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是很明顯的性道德雙重標準,理學大師程頤曾對此提出「反省」,他說:「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他認為男人再娶乃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而女人呢?依然是即使「餓死」也應該「守節」的。這完全是男性本位主義的說辭。
清人俞正燮對此曾提出嚴厲的批判,他不只同情女人地說:「再嫁者不當非之;不再嫁者,敬禮之斯可矣」,更指出男人存心再娶卻不許女子再嫁乃是「無恥」:「古言終身不改,身則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禮義無涯涘,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也。」這段話很清楚地指出,男人應該反省地是在詮釋禮義時,何以能導出那麼多「男女有別」的無恥觀念?
對三寸金蓮的抗議與指控
相對於前述這些男性的嘲諷、呻吟、反省與批判,我們也聽到了女性在文化暴力統治下所發出來的抗議,指控、質問與反撲。
〈土重〉及〈裹足作俑之報〉這兩個故事,針對的是中國性文化裡的獨特產物──三寸金蓮而發的。在〈土重〉裡,李女的「三寸弓鞋自古無,觀音大士亦雙趺;不知裹足從何起?起自人間賤丈夫。」直把喜歡小腳的男人奚落了一頓。而在〈裹足作俑之報〉裡,除了對纏足之苦與纏足之害做了相當的指陳外,更以幽冥果報的方式讓李後主在陰間受到了替無足婦人織鞋的懲罰。
故事裡說張獻忠攻陷四川時,砍掉不少婦女的小腳,應是史實。彭遵泗在《蜀碧說》裡即提及此事:「張獻忠據蜀時,偶染瘧疾,對天曰:『疾癒,當貢朝天蠟燭二盤。』眾不解也。比疾起,令砍婦人小足堆積兩峰,將焚之,必要以最窄者置於上,逼斬無當意者,忽見己之妾足最窄者,遂砍之,其臭達平政門。」從前章〈禦敵妙策〉裡所說,被入侵的北蠻擄回塞北的漢人女子,因行動遲緩,竟都被砍下小腳,結果百無一活的記載看來,這種血跡在歷史上顯然是斑斑的。所謂「數十萬名無足婦人群集天門外喊冤」,向上帝提出控訴,雖屬子虛烏有,但卻也是一種替代性的女性悲憤之發洩。
因同情婦女而反對纏足的男人當然也有一些,除了這兩個故事的收錄者袁枚外,前面提到的俞正燮還有與他同時代的李汝珍也都屬之。俞正燮主要從生理的觀點來反對纏足,他認為纏足把女性弄弱了,「陰弱,則兩儀不完」。而李汝珍則說得更明白,以殘廢為美的纏足事實上是在將女人變成一個「淫具」──也就是我們在前章所說的,讓女人由「外」到「裡」滿足男人情慾的需求,「此聖人之所必誅,賢者之所不取」,在他所著的《鏡花緣》這部小說裡,他更以反諷的方式讓被女兒國選做王妃的大男人林之洋,也去受那纏足之苦,在林之洋好端端的一雙腳如何在反覆的被狠纏、密縫及用藥水薰洗下,由「鮮血淋漓」而「腐爛」而「膿水流盡」而「兩足甚覺瘦小」的描述中,對纏足的慘無人道做了相當沉痛的指控,讓人「感同身受」。
對寡婦守節的女性自主呼聲
〈節婦臨終贈言〉和〈再嫁婦責夫〉這兩個故事,則是針對「寡婦守節」這個套在中國女性頭上的禮教緊箍咒而發的。
〈節婦臨終贈言〉裡的老節婦,在臨終前的一番切身經驗談,大膽而坦然地道出了一個寡婦在快樂與道德、本能與文化的矛盾和衝突中所曾有過的徘徊與掙扎,以及寡婦強行扼殺自己情慾的「苦」。她後來雖然選擇了守節,但她卻希望同是女人的兒孫輩媳婦不必像她這樣再受這種「苦」。她對兒孫輩媳婦所說的「自我衡量可以守寡的才守寡,否則就稟告長輩,改嫁他人,落得大家都方便」,更是在強調女性的「自主意識」,要不要守寡完全由當事者自己來抉擇,他人不必置喙。
老節婦要兒子將他的話筆之於書,做為子孫奉行的家法,讓人想起明朝末年的《溫氏母訓》,它是溫璜對母親陸氏訓言的記錄,在談到寡婦守節時,雖然陸氏也難免對守節的正面意義多所肯定,但她卻強調:「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強之改」,要嫁要守節都由寡婦自行決定,不必用「烈女不事二夫」這種大帽子來束縛她,也不必故示大方地要求她改嫁。
〈再嫁婦責夫〉則更具體地將這種女性自主意識付諸實現。故事裡的婦人,在第一任丈夫死後不滿一年就再嫁,違背了傳統的性道德觀,但在第二任丈夫死後,卻又能終身守節無虧,完全符合傳統的性道德觀,這似乎是一種矛盾。但所謂「矛盾」是從男性觀點來看的,若從女性觀點來看,則一點也不「矛盾」──因為第一任丈夫不值得她守節,而第二任丈夫卻值得她守。要不要守節由她自行依她和兩任丈夫的感情來判斷,而不是被傳統的性道德觀牽著鼻子走,他對前任丈夫鬼魂的一番吶喊,除了在指責男人的欠缺反省外,更在顯示她的女性自主意識。
對兩性不平等的質間
〈各以一人試之〉和〈妻效夫行〉這兩個故事裡的女性則更加大膽,她們以犀利的言辭戳破霸道的性文化羅網,並進行反撲。
過去中國男人以「無後為大」及「廣繼嗣」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來三妻四妾,對這種「納妾文化」,女人通常只有認命的份。但在〈各以一人試之〉裡,當王菊軒以久婚不育為由而想納妾時,他妻子卻不答應,最後更直言表示:「不能生育也不知道是錯在誰?不如我們都各找一個對象來試試看,你意下如何?」此一頗符合「科學實證」精神的搶白,不僅讓想以無子為由納妾的男人灰頭土臉,而且更替因無子而受丈夫冷落(甚至休棄)的女子出了一口怨氣。
王菊軒妻子的吶喊,也讓人想起《鏡花緣》這部反諷小說中「兩面國」的押寨夫人,當強盜頭頭想收唐閨臣等為妾時,押寨夫人大怒,將丈夫打了四十大板,而且當面斥責:「假如我要討個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歡喜?你們作男人的,在貧賤時原也講些倫常之道,一經轉到富貴場中,就生出許多炎涼樣子,把本來面目都忘了,將糟糠之情也置之度外……只想置妾,那裡有個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別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驕傲全無,心裡冒出一個忠恕來,我才甘心。」雖然說是文學筆墨,但卻很生動地呈現了女性不滿的心聲。
〈妻效夫行〉裡的某甲妻子更是決絕,在苦勸四處拈花惹草的丈夫無效後,她乾脆自己也和家裡的僕人私通,而在被丈夫發現後,則對憤怒的丈夫說:「你勾搭的女僕不可計數,而我只是和一個男僕相好而已,我是在效法你,你自己下反省,卻反而來責怪我?」說得丈夫語塞,最後只好不了了之。
某甲妻子的行徑和吶喊,讓人想起南北朝時的山陰公主。根據《宋書‧前廢帝紀》:「帝姊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但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之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雖然山陰公主因此而背負了「淫恣過度」的千古罵名,但所謂「事不均平,一何至此?」這種對「兩性不平等」的質問卻也讓任何稍具反省能力的男人無詞以對。
不平則鳴的解構語言
心理學家維京(H.A.Witkin》曾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受測者坐在一個特殊房間的特殊椅子上,房間和椅子都能在實驗者的操控下而左右傾斜,有時是各自傾斜、有時是一起傾斜。當椅子和房間在各自或一起傾斜數次後,實驗者問受測者:「你覺得是所坐的椅子傾斜?還是房間傾斜?」結果有些人認為是房間傾斜,而自己所坐的椅子是正的;另有些人則認為房間是正的,自己所坐的椅子才是傾斜的。
我們在前面提到過,本能與文化為世間男女所鋪就的床榻其實是相當傾斜的,但在各種人為的「撥弄」下,有些人認為這張床四平八穩,「不正」的是那些抱怨的人;有些人則認為自己「問心無愧」 ,「傾斜」的是床榻。本章故事裡的吶喊與呻吟顯然就是針對這個問題而發的。整體而言,它們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國人的性床榻在「自己」與「他人」、 「男人」與「女人」間有著嚴重的傾斜,而這種傾斜一直被文化的虛偽性與暴力性所遮掩。
從某個角度來看,〈俎上裸婦〉裡的少婦視快樂與生命如無物,要求「絕對道德」的吶喊,就跟第三章〈清涼老人〉裡的清涼老人視道德禮法如無物,要求「純粹快樂」的吶喊一樣,一個極左一個極右,都是「以傾斜為正」的,也是所謂的「暴力語言」,只是在彰顯他們各自受到文化與本能的暴力統治而已。反之,其他故事裡的吶喊與呻吟,不管是由男人或女人發聲,都是一種「不平則鳴」的「解構語言」,他們並不想「打碎」那張床,而只是對它的傾斜進行不同程度的「顛覆」,想重新調整、重新安排「自己」與「他人」、「男人」與「女人」在床榻上的位置。
雖然整體說來,這種「濟弱扶傾」的聲音並不多,對傾斜床榻調整的幅度也不大,但少了它們,中國人的情色圖譜必然會「遜色」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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