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506 放縱與壓抑──漢民族的兩種性文化(論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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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份量的兩種原色

  我們雖然將性分成十一種原色,但不管是在本能或文明的範疇裡,它們所佔的份量都不相同,而有主輔之分。要了解它們彼此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並避免治絲益棼,最好是先從較重要的原色著手,以它們為綱或主體,「綱舉而目張」地帶動其他原色,然後觀察其間的演色關係。

  快樂與道德是我們最先選擇的兩種原色,因為它們在人類性意識、性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一直佔有相當高的比重,而且也一直是有著強烈對比的兩種原色,在它們的領銜演出下,人類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性文化。

  哲學家尼采在提到希臘文化時,曾說希臘文化含有兩種成份:一是戴奧尼索斯(Dionysus)精神或酒神文化,它是放縱、衝動、激情、狂亂、非理性的;一是阿波羅(Apollo)精神或太陽神文化,它是壓抑、自制、肅穆、秩序、理性的;這兩種文化都源自人類的天性,也各有擁護者。他的這種觀點似乎特別適用於性文化這個領域,由性原色裡的快樂或精神分析裡的原我領銜演出的,乃是性放縱的文化,而由道德或超我領銜演出的,則是性壓抑的文化。

  中國文化及性文化當然也含有這兩種成份。前面所舉的二十個故事,是我們從明清筆記小說裡挑選出來,具有濃厚快樂或道德色彩的故事,也可以說是中國性放縱文化與性壓抑文化的縮影。我們先看看它們各自有著什麼樣的內涵:

由快樂領銜演出的性圖像

  從〈同川浴〉到〈吹燈吸酒〉這十個故事是由快樂領銜演出的,也是中國性放縱文化的舉隅,它們為我們勾勒出如下的圖像:

  第一,性是自然而美好、賞心悅目的。〈同川浴〉裡的沈某在知道河中有男女裸浴的美景後,不但不再責罵僕人,而且每天搶先僕人一步,到河邊「養眼」。而在〈清涼老人〉裡,當李竹溪責備清涼老人種種荒唐的行徑時,他卻振振有辭地說:「男歡女愛,無遮無礙;一點生機,成此世界。俗士無知,大驚小怪!」這段偈語可以說是所有故事中人的共同心聲,性交乃「天作之樂,何罪之有?」

  第二,任何追求性快樂的方式都是被允許的。故事中人不僅在性行為及性對象方面求新求變,像〈易內〉裡的交換配偶;〈某福晉〉裡的亂倫、群交、異類相交,〈清涼老人〉裡的觀淫、扮異性、肛交等;而且不受道德、法律的約束,〈某福晉〉裡的福晉雖經慶親王屢加責罰,但卻完全不知悔改,而〈妻子的情夫〉裡的丈夫,在發現妻子與人私通後,還大方地加以寬容。

  第三,以各種手段來獲得性對象。〈父子同灶〉裡的焦芳賄賂主事的官員,將罪犯的愛妾據為己有,供其洩慾。而〈打釘窯子〉更是一種赤裸的色情行業,由裸體的妓女口唱淫曲,讓嫖客看得血脈賁張,而交出七文錢入內「打釘」,逞一時之快。

  第四,以色情小說及春宮畫等來佐淫助興。〈葡萄架下〉裡的太守從色情小說《金瓶梅》裡獲得享樂的靈感,並和眾美女共賞活色生香的春宮畫冊,按圖取樂。而〈妻子的情夫〉裡的妻子,更自己動手畫春宮,以自娛娛人。

  第五,以丹藥及房中術等來強化性能力,增加性快樂。在〈張居正與海狗腎〉裡,戚繼光善解人意地為年老體衰但侍妾眾多的張居正張羅壯陽補藥,讓他能重振雄風,楊枝遍洒。而〈吹燈吸酒〉裡的孔復,則更將一根陽具練得能吹熄燈火,吸納兩升燒酒,收發自如,像鐵杵般攻無不克,並以之炫人。

由道德領銜演出的性圖像

  反之,從〈姊姊的隱私〉到〈勾引甚於手足〉這十個故事,則是由道德領銜演出的,也是中國性壓抑文化的代表,它們為我們勾勒出如下的圖像:

  第一,性是可羞、可恥、危險的。在〈姊姊的隱私〉裡,妹妹不願再嫁給姊夫,因為她認為「夫婦在閨房之內的隱私行為乃是天下最令人羞恥的事情」,她怕因此而知道姊姊「見不得人」的一面。更有甚者,〈勾引甚於手足〉裡的婦人,看到路旁小便男子的陽具後,回家後即「羞忿」自盡。而〈節欲養身〉及〈燒殺賈寶玉〉則分別以性對身體及心靈可能造成的戕害,來強調它是危險的。

  第二,將性納入嚴格的規範中。以傳宗接代為目的的婚姻是對性最基本的規範,〈娶妻何為〉裡的劉元錫嚴守這個規範,並堅持不討妾;〈賤人未可苟合〉裡的龍復禮終身不嫖妓,因為它不合禮法的規範。

  第三,在行為上表現出克制、壓抑與逃避的傾向。像〈見色不亂〉裡的王敏,厲聲喝退夜奔的鄰女,並對某將軍為他安排的美人避之如蛇蠍,這是對外在環境中性誘惑的克制與逃避。而〈撿銅錢〉裡的寡婦,以夜夜摸撿拋落在地上的銅錢來圍堵、排解芳心的寂寞,則是對自己內心蠢蠢欲動之性慾的壓抑與昇華。

  第四,以檢查或禁止來為性規範把關。色情媒體被認為是傷風敗俗之物,〈燒殺賈寶玉〉裡的江蘇巡撫將《紅樓夢》列為淫書,下令查禁,這是官方的動作;而閨女的父母將《紅樓夢》投入火爐中焚燬,則是私人的動作。

  第五,對違反性規範者加以嚴懲。〈男女大防〉裡已經定親的僕婢,因違反了「未婚男女不准在一起說笑」的規範,結果遭到侍郎毒打,而且被延擱婚期;〈中流女子〉裡通姦的和尚被砍下頭顱,女人被綑綁棄水漂流,這兩者都屬殘酷的私刑,而〈勾引甚於手足〉裡在路旁小便被婦人撞見的男子受到絞刑,則是一種嚴厲的國法。

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

  在瀏覽了明清兩朝性放縱與性壓抑文化的大致脈絡後,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們有著不同的「色彩結構」。在性放縱文化的圖譜裡,除了快樂這個主色外,競爭、利益、權力、藝術等原色也獲得了較大的揮灑,它是鼓勵競爭、以利益來交換快樂、以權力來獲得快樂、以藝術來增加快樂的。反之,在性壓抑文化的圖譜裡,除了由道德掛帥外,法律、生殖、健康、權力等原色也受到了特別的強調,它是以法律和權力來支撐道德,以確保生殖秩序,維護個人和社會健康的。

  不同的原色在不同的比例下,結集配演出涇渭分明的兩種性文化。它們可以說「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形同冰炭,勢如水火,但卻同時存在於明清兩朝的社會裡。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它們其實亦同時存在於自古以來的中國社會裡,所不同的也許只是彼此間的消長形勢而已。

  不管是性放縱或性壓抑,文化都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如果我們把這兩種性文化視為一幅巨大的、由無數色點排列組合而成的、名為「放縱與壓抑」的新印象派繪畫的話,那麼它們顯然是由無數先人點點滴滴、集體創作出來的。其中有些色點相當光鮮,那是近人源,顯然已超出筆者的能力和耐力。但我們可以從這些故事所具有的色點出發,「按圖索驥」,去尋找它們可能的歷史根源或傳承,對中國的這兩種性文化有一個較具深度的了解。

性放縱觀念與行為的歷史回顧

  我們先從性放縱這個範疇出發。

  所有表現出放縱行為的故事中人,似乎都認為性交乃「天作之樂,何罪之有?」認為性是自然而美好的觀點,在中國可說源遠流長。《易經》裡的「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指出交媾是自然行為,而《白虎通》裡的「情性之大莫若男女……人承天地,施陰陽」,更將男女交合視為「天地大義」。唐朝白行簡(白居易之弟)在其《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裡除了說:「天地交接而覆載明,男女交接而陰陽順」外,更直言指出:「情所知,莫甚交接,其餘官爵利祿,實人情之衰也」、「人之所樂,莫樂如此,故名大樂賦」。這些話不僅和清涼老人的偈語前後呼應,更點明了男歡女愛是人世的「快樂原型」,對功名利祿的追求只是性快樂的「替代性滿足」,比佛洛伊德的「性源說」早了一千多年。

  在性行為方面嘗試各種新奇花樣,更是歷代有之。據《廣明弘集》所載,「教夫易婦,唯色為初,父兄立前,不知羞恥」的交換配偶、亂倫、群交,是東漢末年起義之黃巾集團的性行為模式。而在正史裡,更有不少皇室「求新求變」的記錄,譬如西漢的江都王命宮女和公狗、公羊等性交,由他在旁觀看取樂。五代的南漢王則要男女白晝裡裸裎於後苑,名為「大體雙」,彼此相視為樂。各種現代人想得出來的花樣,古人早都做過了。

  〈打釘窯子〉裡由妓女裸體誘客的妓院經營術,也許是明末才出現的。但說起企業化經營的色情行業,根據《中國娼妓史》作者王書奴考證,全世界第一家「國家妓院」是春秋時代在齊國所設立的「女閭」,而創辦人則是被孔子稱讚,沒有了他就「吾其披髮左袵矣」的管仲。妓院有高低級之分,「打釘窯子」可能是最下等的,純粹是解決性慾的場所,高等妓院自唐代以後慢慢發展成社交游宴的場所(現代的酒家似乎是它的遺跡),但還是難脫色相。中國的妓院不管是高級或低級,基本上是越開越多,明人謝肇淛的《五雜組》說:「今時娼妓滿佈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除了女娼外,還有男娼,《五雜組》說當時京師的「南北小唱」常兼男娼,多有以雞姦獻媚遊客者。

淵遠流長的房中術與色情媒體

  更值得注意的是也許是房中術和色情媒體,它們是中國性放縱或性原我文化中較具特色的兩個項目。

  《漢書‧藝文誌》列有《黃帝三王養陽方》、《堯舜陰道》(此「陰道」指的是「性交之道)等八本房中書,今雖已失傳,但重要的不是內容,而是它們被當做「藝術類」的書籍。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帛書和竹本簡書中,也有《十問》、《合陰陽》、《天下至道談》、《養生方》等房中書,由此亦可推知,中國人很早就將性交當做一門「學問」或「藝術」來研究,對如何增強性能力、增加性歡樂表現出無比的興趣和熱忱。這種興趣和熱忱後來被道家的一個流派和傳統中醫所接收,道家比較注重性交技巧的修鍊,並希望借此來養生、甚至長生;而中醫則比較注重藥劑的使用,希望借此來增加性能力或治療各種性疑難雜症。這兩派歷代都有專書問世,也有人身體力行,但整體說來,以南北朝及隋唐時為其「黃金時代」。

  春宮畫及色情小說等色情媒體,雖然以明朝中葉至清朝初年為其「鼎盛時期」,但它們也不是突然冒出來的。東漢張衡的《同聲賦》描寫新婚夫婦在床上「衣解巾粉卸,列圖陳枕帳,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千」,賦中的「圖」指的顯然就是性交圖,很顯然的,在東漢以前,中國就有「儀態盈萬千」的春宮畫。據記載,唐朝周昉、元朝趙孟頫等大畫家也都曾畫過「春宵秘戲圖」,只是日久煙滅失散,沒有留傳下來而已。在色情小說方面,現被選錄在《唐人傳奇小說》裡的《遊仙窟》,可能是中國現存的最早短篇色情小說,文中對男女主角如何以隱喻的方式互相歌詠性器及性交的歡暢,有頗為引入遐思的描述。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春宮畫及色情小說在明清兩朝都獲得了比以前更蓬勃的發展。在春宮畫方面,不僅唐寅、仇英等大畫家紛紛「下海」執筆,而且還四色套印,裝訂成冊,大量發行。而色情小說像《如意君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呼春野史》等更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冒出,一部比一部更狂野地頻呼「快活」。明朝政府對色情媒體在民間的流傳,幾乎是「不加聞問」,直到清朝乾隆年間,還有人上書說,這些「淫詞穢說,疊架盈箱,列肆相賃」。

儒家:中國性保守主義的代表

  在性壓抑這個範疇裡,我們同樣看到了它源遠流長的歷史傳承。

  《禮記》這本儒家經典,對性做了嚴格的規範,它告訴我們,婚姻內的性是唯一「合禮」的性活動,婚姻的目的是為了「廣繼嗣」、「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世間男女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是孟子所說的「父母國人皆賤之」。而為了「防淫佚」,《禮記》更規定「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乃至於「七年(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這些規範都成為後代中國性保守主義者用來要求自己及別人的靈感來源,王莽在篡漢後,即曾將《禮記》裡的部分規範制定成法律,要求全國人民一體遵行。而〈男女大防〉裡的侍郎,他對小僕和小婢的要求,也是循著這條路子。

  在前述道德圖譜中各種性壓抑、克制與逃避的行為,基本上也都是在履行孔子所說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復禮」、「賢賢易色」,以及孟子所說的「養心莫善於寡欲」等儒家的性教誨與自我要求。北宋有一位恪守「非禮勿視」的正人君子楊邦義,在上郡學時,被朋友騙到妓院裡,當他看到濃粧艷抹的妓女出場時,大驚失色,隨即憤然離開,回家後「解衣焚燒,流涕自責」,這種表現比〈見色不亂〉裡的王敏和〈賤人未可苟合〉裡的龍復禮都要「出色」得多。

  〈撿銅錢〉裡的寡婦堅忍守節,似乎在反映北宋理學家程頤所說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嚴格貞節觀。程朱理學「革盡人欲,復盡天理」、「以理滅欲」的性道德觀,比起孔孟的「以禮節欲」似乎要嚴格得多,但仔細推敲,他們不過是想「復古」,因為《禮記》裡早就說過:「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而且有「天理」、「人欲」對立的說法。而女子節烈也不是程朱理學興盛後才出現的,譬如唐朝有名的宰相房玄齡,年輕時有一次重症垂危,他對妻子盧氏說:「妳還年輕,我死後妳不必守寡。」盧氏聽了,即哭著到帷帳之內,挖出自己的一隻眼睛給房玄齡,表明決不再嫁。盧氏的這種「貞烈」,想必是程朱所歌頌的「古風」。事實上,中國歷代都有極端嚴苛的性保守主義者。

管制、查禁與懲罰

  在為性規範把關,及對違反性規範者施以嚴懲方面,中國歷代也都有「傑出」的表現。

  《韓詩外傳》記載,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有一次從外頭回家,在外室窺見妻子居然在內室「踞坐」(蹲坐,一種「不雅」的姿勢),立刻稟報孟母,說他無法忍受妻子的這種隨便,而要「休妻」(幸好孟母說孟子在進內室之前不先發聲打招呼,也是「失禮」,才使孟子打消了以「休妻」懲罰妻子的念頭)。漢宣帝時任京兆尹的張敞,因為在家中替妻子畫眉毛,也有人據此向漢宣帝「舉發」,說張敞違犯了禮法(幸好張敞在答辯時說「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才得以免禍)。這種動不動就要來個「閨房禮儀檢查」,看似小題大作,但歷代都有人為之,搞不好「被舉發者」就因此而身敗名裂。

  對社會上各種「非禮」或「非法」的性活動及行業,中國歷代官方也都有各種管制或查禁措施,譬如在看起來相當開放的唐代,召妓侑酒仍須「假諸曹署行牒」,也就是要事先經過有關單位的許可。明代初年,亦曾「禁文武官吏及舍人」出入妓院,「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八十」。而清朝除了廢官妓、查抄私娼館外,從順治到同治年間,更先後頒佈了十幾次法令,在全國各地查禁銷毀各種淫詞小說,譬如〈燒殺賈寶玉〉裡的江蘇巡撫丁雨生,根據史籍所載,他所查禁的誨淫小說計有二百六十八種,連《紅樓夢》都包括在內。在無數次雷厲風行的查禁後,使得不少中國古典色情小說及春宮畫冊後來都在中國本土絕跡,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大都是從日本及西方「回流」,重歸「祖國懷抱」的。

  在法律方面,《魏書‧刑罰志》裡的「男女不以禮交,皆死」,可以說是最嚴厲的。而《唐律》:「諸姦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明律》及《清律》:「凡和姦者杖八十,有夫杖九十,刁姦杖一百」,看來似乎較為寬鬆,但也有深文周納者,譬如〈勾引甚於手足〉裡的路旁小便男子,即被引用「凡調姦婦女未成,致婦女羞忿自盡者,厥罪應絞」的條文而一命嗚呼。至於〈中流女子〉裡手刃姦夫淫婦的私刑,顯然比國法來得嚴苛,但在民間卻極為流行,而它亦是國法所默許甚至鼓勵的。

搖擺不定的性天平

  在對中國人的性放縱與性壓抑文化做簡短的歷史回顧後,我們深刻了解到它們從很早以前,就已在那裡「互別苗頭」。

  客觀而言,放縱或壓抑、快樂或道德、開放或保守,都各有見地,但也各有弊端。認為人們應該放「輕鬆」點,從充滿壓抑、偏頗與虛矯的禮法中解放出來,盡量發揮人在性方面的潛能,充分享受自然賦予的最美好體驗,固然言之成理,但當這種開放及對快樂的追求過度發展,而淪於放縱時,就會像〈父子同灶〉及〈易內〉般,對各種人際關係帶來破壞,或者像〈打釘窯子〉與〈吹燈吸酒〉般,將個人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而認為人必須遵守性規範,以維護公序良俗及人性尊嚴,並讓多數人過著合理和諧的生活,更是擲地有聲,但這種保守及對道德的要求若趨於嚴苛,而淪為矯情時,也會像〈撿銅錢〉及〈男女大防〉般扭曲人性,甚至像〈勾引甚於手足〉般成為「吃人的禮教」。

  人類的一個困境是「左右為難」。但與其說中國人整體的性圖像是在開放與保守、放縱與壓抑間「僵持不下」,不如說是在兩者間「搖擺不定」。如果我們把放縱與壓抑視為中國性天平的左右雙盤,那麼上述各種分別代表放縱或壓抑的觀念及舉措,就好像「性砝碼」,而中國人情慾世界的演化,則好比為了維持天平的平衡,而不斷地在左右兩個托盤中加減砝碼的過程。當左邊的砝碼太多時,性天平即向放縱的一邊傾斜,於是有人開始在右邊增加砝碼,但往往添加得過多,而使性天平反而向壓抑的一邊傾斜;結果,又有人從過重的右邊拿掉一些砝碼、或在左邊添加另一些砝碼。如此不斷循環,但卻很難找到一個均衡的、不再傾斜搖擺的平衡點。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從春秋時代的孔子以迄西漢中葉,中國的性天平是逐漸向右傾斜的──也就是日趨壓抑、保守化;而從魏晉南北朝、隋、唐以迄北宋初年,則轉而向左傾斜──亦即有越來越放縱、自由的趨勢。但從北宋中葉以迄南宋末年,乃至於明朝初年,則又向右傾斜,產生了另一波的保守化運動,而明朝中葉到清朝初年,則又往反方向運動,日趨開放與寬鬆。然後,在清朝初葉以後,又開始各項道德重整的查禁與整飭。

  這種「左右搖擺」的描述當然只是粗枝大葉的,在每次大幅度的擺動中,還有無數的小幅震盪。我們真正想說的是,放縱與壓抑、開放與保守,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是互為消長的,而且是新舊雜陳的。

可以攻錯的他山之石

  令我們感興趣的並非放縱與壓抑在歷史中「如何」消長,而是它們在歷史消長中積累出「何種」特色。要了解這點,我們需有可以攻錯的他山之石。

  今天,不少國人在接觸西方的性文化後,常會感嘆:「西方人在性方面要比我們國人開放得多。」衡諸當前社會裡的某些事實,我們確實有保守的一面。但在十七世紀,當西方人接觸到中國的性文化後,卻也有不少西方人感嘆:「中國人在性方面要比我們西方人開放得多。」他們亦認為,當時的西方有保守的一面。

  這種感嘆牽涉到兩個問題:一是歷史,一是內涵。

  就歷史來說,中國人曾經比西方人放縱、自由過,而西方人也曾經比中國人壓抑、保守過。事實上,西方人的性也有放縱與壓抑這兩種不同的性文化,它們也在歷史裡互為消長地循環著,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刻,中國和西方的性天平有不同的傾斜度而已。我們若以「一時」的表現而下近乎絕對性的論斷,說什麼「中國人比較保守」或「西方人比較開放」,就患了「歷史近視症」。

  就內涵來說,今天國人所羨慕的西方之開放,有一大部分指的是他們能更坦然、更公開地從事性表達。而十七世紀西方人所羨慕的中國之性開放,有一大部分指的是中國人能將性視為自然活動,並將它發展成一種精緻的生活藝術。如果說「大家所羨慕的,正是他們所缺乏的」,那麼這種差異確實值得我們深思。要了解這種差異的可能來源及它們的含意,我們需先對西方人的性放縱與性壓抑文化有個扼要的認識,並和中國人做個比較。

西方的性壓抑文化

  西方的性壓抑文化,以教會為代表,整體來說,過去西方教會的性觀念要比中國儒家嚴苛得多。

  早年的基督教聖徒像聖‧奧古斯丁等,將性與色慾視為「原罪」中的兩大成份,是骯髒而令人嫌惡的,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過著完全禁慾的生活,而婚姻只是對人類柔弱的一種讓步。即使到了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仍認為性是不太健康的,他把婚姻比喻為是「治療」色慾這種疾病的「醫院」。

  婚姻既是不得已的措施,因此,教徒們除了必須嚴守一夫一妻制、不准離婚外,教會還對夫妻何時可以行房以及應採用何種姿勢等做了頗多的規定。譬如在中世紀,有些嚴格的神學家即建議,一個禮拜中有五天分別為了紀念耶穌被捕、耶穌受難、耶穌復活、聖母瑪麗亞及死者,而應該禁慾,另外,復活節、聖靈降臨節、聖誕節前四十天也都要禁慾。而不含肉慾成份的性交姿勢只有一種,也就是男上女下的「傳教士姿勢」(missionary position),其他的姿勢都在禁止之列。教堂裡更設有告解室,供教徒懺悔,並由神職人員來詢問教徒們在性方面是否犯了不可告人的「罪」。在中世紀,教會還編了一本手冊做為「詢問指南」,其中羅列了各種「罪惡」的性交姿勢,要教徒們「從實招來」。若違反了教會所訂的性規範,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甚至連男子身不由己的「夜間遺精」也要受罰。

  從這幾點即不難看出,中國的儒家雖然「保守」,但卻比西方教會要「開明」許多。兩宋的程朱理學雖然有「滅人欲,存天理」的說法,但多屬「道德文章」,並未像西方教會般在社會上佈下天羅地網。孔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而孟子也對好女色的齊宣王說「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基本上,儒家並不排斥性,甚至希望曠男怨女都能在禮的容許範圍內得到性慾的滿足。至於夫妻在床笫之間要做什麼、怎麼做,儒家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見,《禮記‧內則》反而規定「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做丈夫的對於未滿五十歲的大小老婆,必須履行五天和她們性交一次的義務,才算「合禮」。

  只有昧於歷史的人,才會說「中國人在性方面向來比西方人壓抑、保守」。

西方的性放縱文化

  雖然教會如此嚴苛,但西方的性放縱文化,整體說來並不遜於中國。下面就舉幾個具代表性的例子:

  在淫亂的性行為方面,根據卡恰多利安(H.A.Kachadourian)《性的原理》一書所載,文藝復興時代的教皇亞歷山大六世「荒淫無道」,曾在一次晚宴裡提供五十個裸體女人,由客人展開性競賽,看看誰能和最多的女人性交。而薄加邱(C.Boccaccio)的《十日談》則對中世紀西方社會裡的世俗男女及神父修女們的「荒唐性生活」,有極其寫實而又諷刺性的描繪。事實上,西方社會裡「男女私通」的情形一直非常普遍,十五世紀被史學家稱為「私生子的世紀」,而十八世紀更加嚴重,一七七二年時,在巴黎出生的小孩有四○%成為棄兒,其中有很多是非婚的私生子。

  在色情媒體方面,英人海德的《西方性文學研究》裡臚列了一大串十八、九世紀西方色情小說的書目,諸如《愛之泉的狂歡》、《假陽具的故事》、《兩位女士的淫史與她們的密信集》、《修道院裡的維納斯》、《童貞女的第十五次瘟疫》、《時髦世界的隱私》、《慾愛集錦》等,其中有的還附有春宮插畫,其「漪歟盛哉」並不下於明清色情小說。一八七四年,還有人曾利用牛津阿爾索爾學院的印刷機偷印附有性交姿勢插圖的色情詩,但不幸被發現而事跡敗露。

  在色情行業方面,據唐娜希爾(R.Tannahill)《人類性愛史話》所載,在十五、六世紀時,歐洲曾出現由教會所辦的「妓院」,但只招待基督徒,猶太人和異教徒則禁止入內。十九世紀時,歐洲及美國的一些大都市,妓女更多如過江之鯽。一八三九年,倫敦警方說,倫敦只有七千名妓女,但根據「戒除惡習委員會」的報告,則高達八萬名。一八六六年,紐約一位基本教義派的主教抱怨「街上的妓女與基本教義派的信徒一樣多」,警方被迫承認紐約有六百二十一家妓院。

  看了這些,我們不難想見,過去的西方人在快樂與道德、原我與超我間,可能面臨了比中國人更為激烈的矛盾和衝突。這種矛盾和衝突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以虛矯、偽善的維多利亞時代性道德觀勉強支撐著,但最後支撐不住,而在一九六○年代的一場性革命中爆發開來。

  只有昧於歷史的人,才會說「中國人在性方面一向比西方人來得虛偽。」

西方人何以能坦然地從事性表達?

  在大致比較中西兩種性文化的基本異同後,我們再來看前面提到的第一個內涵差異──西方人為什麼比中國人能更坦然、更公開地從事性表達?這種差異似乎不是二十世紀才出現的,整體說來,中國人一向就覺得性這種事「難以啟齒」。而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呢?它的一個原因可能就隱藏在上述的歷史脈絡裡。

  當代思想大師傅柯(M.F.Foucault)曾說,過去教會人士要求信徒們在告解室裡如實地、巨細靡遺地、毫無保留地「說出」他們所犯的「骯髒的罪」,對西方人產生了兩種影響:一是內省性、懺悔式小說的興起,如盧騷的《懺侮錄》、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等;一是精神分析的興起,精神分析師要病人在一個安靜幽暗的房間裡,躺在躺椅上,不要壓抑、自由地「說出」他們過去的創傷、幻想、卑污的願望等,這事實上是一種「現代告解」。

  若將傅柯的觀點加以延伸,則我們又可看出下面另外兩個影響:一是性的自白體成為西方色情小說的主流,西方的古典色情小說,像《我的秘密生活》、《一個快樂女人的回憶》、《一個單身漢的自述》、《一個放蕩女人的懺悔》、《約瑟芬回憶錄》等,光看書名就知道那是第一人稱的「性自白」。在筆者「碰巧」看過的《約瑟芬回憶錄》裡,還有女主角約瑟芬到告解室向神父告解,然後和神父就地顛鸞倒鳳,兩人頻呼「What a sin!」的情節。另一就是現代西方人在從事性的自我表達時,能更坦然、更毫無保留、更巨細靡遺地「說出」他們的感受。

  中國人缺乏這樣的歷史傳統和「歷史訓練」。在儒家「非禮勿言」的觀念下,中國人的性一向是「多做少說」的。而在中國的古典色情小說裡,也甚少「性自白」的型式,就筆者閱讀所及,似乎只有《癡婆子傳》一書屬之。相反的,在這些色情小說裡,卻充滿了壯陽藥、房中術等屬於中國傳統的東西。

中國人何以將性發展成一種生活藝術?

  至於第二個內涵差異──西方人為什麼羨慕中國人能將性發展成一種精緻的生活藝術?所謂「生活藝術」,在這裡指的主要是「房中術」(包括丹藥),而西方人的這種羨慕,似乎也不限於十七世紀,在西方性革命後才出版的一本《性的歡愉》(The Joy of Sex)裡,在談到性交姿勢時,也說中國人對性交賦予「歡樂的名稱」,有著「無壓抑的性」,言下仍充滿羨慕之情。筆者考察它列舉的兩種性交姿勢,正是來自隋朝房中書《洞玄子》裡的「砂猿抱樹」和「背飛鳬」。在過去,中國的房中術確實比西方要來得發達,而究其原因,我們仍需從上述的歷史脈絡裡去探察。

  從某個角度來看,以丹藥或房中術來強化性能力,可以說是為了增加性快樂的放縱之舉;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在過去的中國社會裡卻也有一些現實上的需要。不管是為了「廣繼嗣」、為了快樂或所謂展現「男性雄風」,中國過去有辦法的男人都是一夫多妻(或說一夫一妻多妾)的,而讓妻妾獲得性滿足(或說讓男人自己獲得性滿足),更是《禮記》所說的「齊家」之道,因此如何強化性能力、講求性技巧,「雨露均沾」,甚至於多交而不洩,就成了一種必要的知識。

  在東漢的《白虎通》這本儒家教義問答裡,有一章專門討論當時儒家學者理想中的學府──辟雍。所謂「辟雍」是類似於西方的貴族寄宿學校,貴族子弟在辟雍裡除了研習禮、樂、射、御、書、數等課程外,還要接受「性教育」,它可能是全世界最早提出將性教育納入學校課程的主張,而所教授的內容是「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裡面顯然了就包含了房中術。

  不管這樣的學府和課程後來是否真的付諸實現,但從這點可知,在以丹藥及房中術來強化性能力、增加性快樂或者「廣繼嗣」、「齊家」這個議題上,儒家和道家有很大的交集,而當這兩者聯手,它對中國人所造成的影響自然就既深且遠(當然,中國人的喜好房中術,還有其他文化上的原因,我們留待第六章「臨床工藝學」時,再予以詳論)。

  從這些分析裡,我們看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不同的民族不僅有不同的性放縱與性壓抑文化、不同的消長情勢,而且其快樂與道德的原色還會在消長循環中相互滲透,配演出不一樣的色澤和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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