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一三二個故事為素材，對中國古典命定論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做一番剖析後，最後，似乎「必然地」要有一些「結論」或諸如此類的東西。但我實在不想賦予本書這樣一個「古典的命運」，而只想東拉西扯一些在寫作過程中所看到、想到的人與事：
從蘇東坡到費里尼
蘇東坡有一首〈夜行觀星〉的詩說：「天高夜氣嚴，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鬧如沸。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世俗強指擿，一一立名字。南箕與北斗，乃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道觀知何如，遠想偶有似；茫茫不可曉，使我常嘆喟。」在這首詩裡，他很清楚地指出占星術不過是一種「象徵主義」，而且對世人的強行附會感到喟嘆。
但在《東坡志林》裡，蘇東坡又換一種口氣說，韓愈的身宮是魔羯座，而他自己亦以「魔羯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這似乎又在表明他是相信星命之學的，或者說，當他想要為自己的生命下個定義時，他忍不住又抬頭望天，去尋找迷人的象徵。
這也許是一種矛盾，但也許亦含有生命的某些真諦。
已故的世界知名導演費里尼，在影評人格拉基尼（即《費里尼對話錄》一書的作者）問他是否「很相信占星術？」時，費里尼回答說：「我願意相信一切能激發想像、能提供更迷人世界觀、生活觀、或更能適合我生活方式的一切東西。占星術是一套很刺激的系統，也是一套詮釋事物意義為何如此如此的有趣方法。如果有人覺得靠這套方法就會有安全感，因為占星術自有其理論基礎，你又何必非告訴他這是可笑的，今天這個世界已不能再相信這種無稽之談呢？」
我想關鍵就在這裡。占星術乃至古典命定論的各路人馬，它們背後的理論基礎充滿了想像力，能提供人們一種迷人的宇宙觀和生命觀。有不少人即使明知它們在「科學」的燭照下，跡近於「神話」，但還是喜歡將天上的星辰視為自己「心靈的圖騰」，在大而化之的層面上，對自己的生命做象徵性、神話般的解釋，並因為發現心儀的某人原來和自己有著同樣的精神血緣而發出會心的一笑（也許我們還可以把費里尼和蘇東坡、韓愈「送做堆」，因為費里尼亦屬魔羯座）。
這樣的觀點，顯然比將生命視為一個「科學事件」來處理，要有趣、也有意義得多。
但問題是，並不是多數人都能對古典命定論的「想像」與「真實」做如此理想而完美的掌握。
從費里尼到紀曉嵐
在《費里尼對話錄》裡，費里尼還提到他的一次奇特經驗：
在為《揚帆》一片中的義大利記者奧蘭多尋找合適的演員時，他看過英國演員弗列迪．瓊斯的幾百張照片，也做了兩次試鏡，似乎不太滿意，在開車送瓊斯去機場的途中，費里尼看著在一旁呼呼入睡的他，越想越覺得不對勁，而在心裡嘀咕：「不，你不會是我的奧蘭多。」而就在這時，忽然從瓊斯側面後方駛來一輛巴士，車窗上一個約二十呎長的冰淇淋甜筒廣告招牌，上面竟然就寫著「奧蘭多」幾個斗大的字！費里尼說他一下子覺得「天意難違」，「就此疑慮全消，當場決定用他。」而後來也證明由瓊斯來演奧蘭多，「真是不做第二人想」。
人世間確實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奇妙、甚至邪門事件。它像生命的暗窗突然被開啟，讓人瞥見了一個迷離、神秘的世界。我們必須承認，有過這種經驗的人很多。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裡就提到他的一次經驗：
乾隆壬子年三月二日，他在直廬開玩笑地對在坐諸友說：「從前陶淵明曾自己寫了一首輓歌，今天我也要自做一副輓聯：『浮塵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待我百年之後，就請各位以這首輓聯見贈。」在坐的劉石廣說：「上聯所述和你不太符合，若用來弔輓陸耳山，就非常恰當。」三天後，紀曉嵐等人竟真的接到了陸耳山的訃聞。
紀曉嵐在事後說：「難道這是上蒼事先向我們洩露了天機嗎？」
我們必須說，這是合理的疑問。而古典命定論就在向產生這種疑問的人招手。
從紀曉嵐到佛洛伊德
很多人對古典命定論其實都是疑信參半的，但在「姑且一試」下，卻試出了更多的驚訝。在第七章的〈紀曉嵐測字〉裡，紀曉嵐因失言獲罪，在候審時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寫了「董」和「名」兩個字，請看守的軍官預測其可能的命運，結果竟是出奇的靈驗。
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個故事是紀曉嵐故意編造的，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因為這次經驗而使他相信了測字學，最少會認為它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但它其實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在這個故事裡，真正具有關鍵性的問題並非「軍官為什麼能做出奇驗的預測？」而是「紀曉嵐為什麼會在心中浮現那兩個字？」
佛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裡曾提到如下的一次經驗：當他在整理某位女性病人的病歷，而考慮在文章裡該給她取個什麼名字以代替其真名時，左思右想，腦中跳出的是「杜拉」（Dora）這個名字。基於精神分析的命定論色彩，他開始追究其宿因：「杜拉這個名字從何而來？」他馬上想到他妹妹孩子們的保姆也叫杜拉，他本以為這好像沒有什麼關係，但忽然又想起昨天晚上的一件小事：他在妹妹家的餐桌上看到一封信，信封上寫著：「羅莎小姐（Miss Rosa M）」，他覺得奇怪，追問之下，才知道原來這才是保姆杜拉的真名，因為佛洛伊德的妹妹也叫羅莎，所以保姆在這裡工作時，就不得不換個名字。當時，佛洛伊德曾感嘆：「可憐的人！他們竟連自己的名字也保不住！」而隔天，當他在想為一位「不能以真名出現」的女病人找個代名時，「杜拉」這個名字就看似偶然、但其實是必然地浮現出來（這位女病人的病歷即是《少女杜拉的故事》，台灣有中譯本）。
佛洛伊德經由自我分析想告訴我們的是：當一個人在為某個特殊目的而搜索枯腸時，浮現在心中的字眼必然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它通常是他心中某些先行意念的濃縮象徵。分析這個「字」，常能讓我們瞭解對方對該問題的思緒。
從這個角度來看，紀曉嵐在獲罪待審時，心中必然已對自己可能的命運做過種種揣測，譬如「可能被流放到千里之外嗎？」「也許會被流放到關外、甚至西域吧？」「說不定要待個三、四年！」這些想法經常是衡諸事實而來的合理揣測。當他在想請軍官測字時，上述種種的先行意念也許就濃縮成「董」和「名」兩個字浮現於心中，而軍官的解說就像佛洛伊德的自我分析，讓紀曉嵐心中的思緒顯影，而它的「若合符節」，正表示紀曉嵐原來的揣測是合理的。
當然，這樣的解釋無法令某些人滿意，他們寧願相信古典命定論的說法，但古典命定論的說法同樣也無法令另一些人滿意，歸根究柢，這是一個意識型態或者生命立場的問題。就像佛洛伊德自己說的：「我不相信跟我們的心靈活動無關的事件能洩露天機，預示未來的真相。」
從佛洛伊德到榮格
有些人似乎生來就是一個懷疑主義者、理性主義者；而有些人似乎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濃厚神秘主義傾向；佛洛伊德與榮格似乎就是這兩種不同類型的代表。這使得他們對同一現象有不同的著眼點，並隨之產生完全不同的詮釋。在《夜間風景：夢》一書裡，我曾提到佛洛伊德和榮格所提到的兩個「預知之夢」個案：
佛洛伊德的個案：一個女病人夢見她在某街某店門口遇到一個好朋友——從前的家庭醫師。結果第二天早上出去逛街時，她恰恰就在那兒遇見了他，好似夢境重演。
榮格的個案：有一名學生，他父親答應他如果能順利通過考試，要讓他到西班牙去旅行。這名學生不久作了一個夢，夢見他在一個西班牙城市裡，看見一座歌德式的教堂，還有一輛由兩匹乳白色駿馬拉著的馬車。後來，這位學生通過考試，真的到西班牙去，而真的在一個城市裡，看到了夢中的大教堂，在離開教堂轉一個彎後，又看到了兩匹乳白色駿馬拉著的馬車，仿彿夢境重演。
這兩個「預知之夢」都讓當事者產生了夢能「洩露天機」的印象。但佛洛伊德和榮格卻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釋：
佛洛伊德對這位女病人「預知之夢」的解釋，跟他對自己為什麼會在心中浮現「杜拉」這個名字、以及第十二章那位哲學博士的女命相家預言的分析一樣，認為這是當事者潛意識意念的外射。原來這位女病人多年前曾在醫師家裡認識某位男士，兩人一見鍾情，此後也一直繼續來往著，而就在作夢的前一天晚上，她空等他到深夜，但希望卻落空了。結果在第二天巧遇那位醫師時，對舊日美好的時光的熟悉感一下浮現，想「重溫舊夢」的念頭「轉移」成她在夢中與老醫師相遇的想法（事實上，她在從早上醒來到與醫師相遇之前，都沒有「昨夜作過那個夢」的印象）。
但榮格對那位學生的「預知之夢」卻有不同的解釋。他認為這是一種奇妙的「同步化」（synchronicity）現象，所謂「同步化」是指自然事物間的關係，特別是「心」與「物」之間的關係，也有不遵循「自然因果律」的，一個人內在、主觀的心靈狀態與外在客觀事件中會有一種奇妙的一致性。「自然因果律」或線性邏輯推演所描述的只是「統計學上的真理」，但它們總是有例外，而「同步化」現象就是這些例外中最值得注意的，因為裡面可能隱藏了被人類所忽視的「另一種真理」。
費里尼的那次奇妙經驗、甚至紀曉嵐的測字奇驗，都可被劃歸為這種「同步化」現象。
從榮格到胡適
榮格亦認為，做為中國古典命定論理論源流的《易經》，就是其「同步化」理論的中國先驅。
在《回憶、夢與反省》（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一書裡，榮格曾提到在一九三○年代，他和胡適的一次見面：他興趣盎然地問這位來自中國的哲學家對《易經》的看法。但胡適的回答卻是：「那不過是一種古老的魔法，沒有什麼意義！」
榮格問他有沒有用《易經》占卜的實際經驗。胡適倒是提到了下面這個經驗：有一次他和一位友人同行，友人告訴他正被愛情所困，兩人剛好經過一座廟宇，胡適開玩笑地對朋友說：「你不妨進去求個籤吧！」於是兩人進廟裡求籤。
榮格問胡適籤詩裡的神諭是否準確？胡適不太情願地說：「的確有點準。」而且胡適基於好玩的心理，自己也問了個問題，然後求籤。
榮格又問：「那它是否提供你一個有意思的答案呢？」胡適有點猶豫、不自在地說：「哦，也可以這麼說，如果你希望做這種解釋的話。」
這顯然是一次不太愉快的見面與交談。但多少也表示，榮格和胡適具有截然不同的心態。做為杜威門生的胡適，服膺的是邏輯、理性與實證，從理性與邏輯的角度來看，不管是操作四十九根蓍草、十二粒黑白棋子，或者抽籤，其所得的結果就跟擲骰子一樣，是機率的問題，「每次都不同」，我們怎麼能以其中的「一次」結果來預卜什麼未來呢？而即使有一兩次看來似乎可以做「應驗的解釋」，但純屬巧合，在大量觀察下，它們就變成「沒有什麼意義」了。
而榮格卻認為，不管是八卦、靈棋卜、擲杯茭、抽籤，雖然無法像自然因果律般「反覆驗證」，但它們的應驗率似乎總比或然率要高出一些，甚至無法用或然率來解釋。這表示當事者在問卜時的「心靈狀態」跟「外在事件」間有一種超乎自然因果律的「同步化」現象。他感興趣的是這些少數的例外、個別的事件。
基本上，胡適與榮格間的不愉快是來自「普遍性」與「個別性」間的齟齬。
從胡適到范縝
從某一角度來看，榮格的「同步化」理論——內在心靈與外在現實間奇妙的「意義與和諧」，其實是「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觀念的另一種陳述，而它也正是中國古典命定論、甚至是漢民族宇宙觀與生命觀的神髓。但像胡適這樣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對《易經》是不太可能抱持如榮格般單純的浪漫與詩意看法的，這不只是心態的問題，還有文化現實的問題。
我們幾乎可以肯定，胡適對《易經》來龍去脈的認識，特別是由它衍生出來的各種命運判讀法則在中國民間流行情況的了解，必然千百倍於榮格。縱使《易經》含有深奧的哲理，但無可諱言地，它亦是中國民間諸般迷信、魔法與巫術的淵藪，而只有每天呼吸這種文化空氣的人，才能感受到它那巨大的幽闇與可怕的陰影。
胡適是在一個充滿鬼神迷信與古典命定論氣氛的中國鄉間長大的，他在《四十自述》裡，曾提到他十一二歲時看《資治通鑑》所獲得的重大啟示。其中一則是范縝的「神滅論」主張，另一則則是范縝和竟陵王蕭子良對「因果」的討論：
范縝不信佛家的因果報應，蕭子良問他：「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范縝回答說：「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胡適說，范縝這一段「明白有理」的話像一盞明燈，「在我的思想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它不僅引領胡適走出由因果報應及其他古典命定論所編織的可怕的天羅地網，而且也使得日後的胡適想引領他的同胞走出那幽闇與蒙昧的文化醬缸。
從范縝到波恩
就像胡適所說，范縝駁斥因果報應的說法，乃是一種「偶然論」。
偶然與必然是相對的，「偶然論」與「命定論」當然也是相對的。
就像我們在第一章所說的，當人們在思考「為什麼」時，基於人類思維的特性，總是「命定論」佔上風——也就是有各種先行的因素已在冥冥中決定事情的演變和結局。「世間無偶然，凡事必有因。」所有「偶然」只是我們昧於複雜因果關係的暫時困頓，只要我們能充分掌握、完全了解各種先行的變因，那麼「偶然」又會變成「必然」，不管是天上一顆彗星的運行、心中一個意念的浮現、或是一個人在這個塵世的貴賤窮達，都有其必然的先行因素。而各式各樣的古典命定論與五花八門的科學決定論，其實只是人類的這種思維在不同知識發展階段中的產物。
但二十世紀初年，為了描述原子及次原子「行為」而出現的物理學新典範——量子論，卻告訴我們「上帝其實很喜歡玩骰子」，譬如科學家永遠無法確知哪一個電子要在什麼時候從哪一個軌道跳躍到另一個軌道，因為它們的發生完全是「盲目的」、「偶然的」，也就是「毫無道理可言」。
有越來越多獻身於窮究宇宙律則的科學家相信，這個世界並不像我們過去所認為的那麼「必然」，有些科學家，譬如波恩（M.Born）甚至認為，「偶然」才是宇宙的最初因，而在任何我們所熟悉的必然因果關係中，其實也都含有偶然的影子。「偶然」是過去被人類所漠視的另一種宇宙律則，另一種「天機」，在某些方面，沒有比「偶然」更符合科學的陳述。
翻開韋政通的《中國哲學辭典》，發現他從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論述裡，耙梳出「命」的十三個含意，而其中的一個含意是「命乃偶然性的遭遇」。也許它再過去都受到忽視了，不是「偶然」中含有什麼神秘的「必然」，而是在我們自以為是的「必然」中，一直就存在著「偶然」。對古人想「知其所以然」所發展出來的各種天機窺探術，我只能在最後輕輕說一聲：「沒有因為、所以，只是偶然。偶然才是宇宙中最大的天機。」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