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發性與次發性工具價值
每一個知識體系都具有它的「工具價值」，而工具價值通常又可分為兩種，一種屬於「原發性的」（primary），也就是這個知識體系原本所具有的功能，譬如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滿足人們的各種心理需求等，我們在前一章所提到的主要屬於此類。另一種則可稱之為「次發性的」（secondary），指的是人們利用此一知識體系而「開發」出來的其他功能，譬如以之做為從事社會教化或權力鬥爭的工具等。
這種「次發性工具價值」有點類似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患者的「附帶收穫」（secondary gain）：譬如一個膽小的士兵在槍林彈雨的前線戰場上，忽然出現雙腿麻痺的症狀，這個症狀原是因他承受不起過大的心理壓力而產生的，但在症狀產生後，不能作戰的他就被送到野戰醫院，結果他不僅因此而免除了作戰的職責，同時還得到美麗護士的同情與關懷，這些就是症狀所帶來的「附帶收穫」。而因為有這些「附帶收穫」，結果就強化了症狀的持續性，使他不想那麼快「好起來」。
我們似乎也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古典命定論「持續存在」的另一個原因：它們是真是假、所提供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否有效，其實並不那麼重要，只要它們具有「次發性工具價值」可供人利用，那麼就會「繼續存在」下去。
中研院民族所的李亦園教授，在〈說占卜〉一文裡，曾談到非洲東部阿桑德人（Azande）一種特殊的占卜，他說這種占卜「實際上是有權力的年長者藉著神的意旨來決定懸疑未決事情的手段，年長者在占卜時，從模擬兩可的問話中可以有很大的支配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占卜與年長者的權威是互相肯定、互相維護。」
這正是筆者所說的「次發性工具價值」，只要年長者想肯定、維護他的權威，那麼占卜此一理想的工具就會繼續存在，甚至必須繼續存在下去。
古典命定論的「次發性工具價值」還不少，本章先以前面所談的故事來探討其中的幾個面向：
劉公一紙書，賢于十萬兵
古典命定論的原發性與次發性工具價值經常同時存在，但看你從什麼角度或立場去理解。譬如〈屋傾有數〉這個故事，它像前章的〈城隍苦心〉，原是在強調慘禍的發生乃是冥冥中自有定數的。從罹難考生家屬的立場來看，將不幸委諸於天命、定數，具有心理寬慰作用，這是它所提供的「原發性」功能。但對主考官金德瑛來說，則有較複雜的考慮：考棚倒塌跟地震不一樣，地震也許可以歸諸於天意，而考棚倒塌則顯然有「人為疏忽」、應防範而未防範的成份。在慘禍未發生前，所謂「看見一名紅衣婦人從考棚裡走出來」云云，即使真有其事，也只是一個曖昧的訊息，金德瑛若真的「相信」它是凶兆，採取防範或其他權宜措施才是「合乎邏輯」的行動，但他沒有。而在慘事發生後，不得不寫奏摺檢討、請罪時，他才煞有介事地提起那個「凶兆」，很顯然的，他是在利用它來推卸自己的責任，他發現古典命定論裡「事有前兆」的說法對他而言，忽然具有非常實用的「次發性工具價值」。
在〈假乩語止變〉裡，陳其元與前述的金德瑛有不同的考慮：他覺得劉猛將廟旁的舊橋隨時有崩塌而釀成慘禍的危險，所以他採取「合乎邏輯」的行動——禁止廟會的進行，結果竟造成鄉民激烈的反彈，群情激憤。這時候，越「曉之以理」，事情可能就變得越難以收拾，最後出面的是廟裡的一位董事，他透過扶乩假託「劉猛將自己想取消廟會」，三言兩語就輕鬆地將一場危機化解於無形。
這純然是造假，但卻博得陳其元「劉公一紙書，賢于十萬兵」的讚嘆。古典命定論是真是假在這個關頭已失去了意義，重要的是它的次發性工具價值，也就是如何運用民間普遍相信它存在的心理，借力使力，以「超自然」的古典命定論來獲致「超乎尋常」的效果。
一種獨特的政治說服藝術
事實上，中國自古以來，即有不少「聰明」的臣子利用古典命定論來向自認為是「奉天承運」的皇帝進諫。譬如春秋時代的名臣晏嬰在向齊王進諫時，即說：「君若不改，孛(彗）星將出。」其實，從晏嬰的其他論述裡可知他相不相信占星術是很有疑問的，但利用當時普遍被認為正確的占星術來規勸國王，不僅顯得較委婉，而且也較具說服力。
東漢的張衡發明了可能是世界上第一部偵測地震的儀器——候風地動儀，他以實證的科學精神來探討地震的性質及原因。漢順帝陽嘉二年，洛陽一帶發生地震，順帝大為恐慌，認為這是上蒼的責罰，要群臣批評時政。張衡也上書了，但開宗明義卻大談「天人感應」，然後才談了幾條他認為是政治上的錯誤。馮友蘭在其《中國哲學史新編》裡，將張衡譽為「無神論和進步思想」的代表者，他對張衡為什麼要大談「天人感應」提出了如下的解釋：「其實，張衡在說這段話的時候，當然知道，他所說的並不是地震的真正原因。……但是當時的皇帝既然因地震而要反省，叫下邊提意見，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張衡犯不著對他解釋說，地震是一種自然現象，有其自然的原因，與政治毫無關係，不必恐慌，也不必反省。他樂得順水推舟，乘此機會把他的意見提出來，他所提的那幾條，大概是他心中早已有了的，只是不敢說或不便說。」這意思很清楚，張衡其實是「不相信」天人感應說的，他只是在利用它來批評時政罷了！
因為明清筆記小說裡有不少人到于謙的廟或墳地祈夢的故事（第四章的〈于廟祈夢〉即是其中之一），為了想了解這位明朝的名臣為什麼在死後會成為「賜夢之神」，筆者也去查了一下有關于謙的史料，雖然找不到原因，但卻意外發現他在上書皇帝時，也是以占星術來規勸皇帝的，譬如他在景泰二年所上的一份奏摺裡說：「今春土星恆近日，太白晝見，今又日食於朔日視朝之時，夫豈無故而然哉？其必庶官失德，朝綱不振，法度縱弛，大政乖缺之致之也。」利用古典命定論的各路人馬來曉諭「天威難測」的皇帝，在中國顯然已成為一種獨特的「政治說服藝術」。而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我們很難知道這些聰明的臣子是真的相信呢，還是故作相信狀。
入其彀中而隨之起舞
朝廷有聰明的臣子，民間自然也有聰明的百姓。〈假八字〉這個故事也許會讓窮畢生之力去研究八字奧義的人為之氣結，但既然命理學家可以如第五章所述偽造諸葛亮的生辰，以之為工具來「證明」八字學及紫微斗數的奧妙，「不見得比他們笨」的人當然也可以偽造自己或女兒的八字，來做為謀取個人利益的工具。而像〈石人一隻眼〉、〈扶乩敗露〉、〈命理殺人〉、〈計陷〉等以各種巧思來無中生有地製造假相，讓人們入其彀中而隨之起舞的情形，更不得不讓人佩服古典命定論居然有這等的妙用。
對於〈計陷〉裡所言，徐階如何利用藍道行扶乩假傳仙語來打擊嚴嵩一事，《明書》裡有較詳細的記載：
方士藍道行以奇術而得到明世宗的寵幸。但世宗想要考驗他，故意先出個問題密封起來，派中官送到藍道行的道壇焚燒，然後由藍某扶乩請真仙回答。開始時，經常答非所問，於是世宗就怪罪中官「不潔」，無法讓真仙降乩。中官為了脫罪，就和藍某勾結，先偷偷打開密函看裡面的問題，然後再予以焚燒。如此一來，藍某扶乩請仙的回答，就都能符合世宗的旨意。有一天，世宗問說：「如今天下何以無法長治久安？」藍某就答說：「因為有賢臣不用，而不肖之臣卻據位不退。」世宗又問：「誰是賢臣？誰是不肖之臣？」藍某答說：「像徐階和楊博等就是賢臣，而嚴嵩父子則是不肖之臣。」世宗亦非省油之燈，他接著說：「朕亦早知嚴嵩父子貪瀆，只是念及他們侍奉朕多年，不忍去之。但既然他們真的不肖，上天為什麼不震而殛之呢？」藍某則答得更妙：「如果上天震而殛之，那就表示任用他們的皇帝不是賢君，上天正等待皇上您親自動手！」
不久，嚴嵩即因主持庶吉士考試收受進士賄賂一事被揭發，明世宗雖然念及嚴嵩「奉君玄久」而放他一馬，但卻將嚴嵩的兒子世蕃下獄論罪，流放到煙瘴衛所，一時人心稱快。
從這個較詳細的記載可以窺知，「聰明人」不只在利用古典命定論，他們更在利用人性的弱點，使得自以為聰明的人入其彀中而仍不自知。
攀龍附鳳的最佳工具
但若要問古典命定論對什麼人具有最恆常不變、細水長流的次發性工具價值，那答案恐怕非乩童、星相學家、命理家、堪輿師、摸骨師、測字先生、擇日先生、甚至命理作家等「從業人員」莫屬，因為古典命定論乃是他們賴以謀生的工具。
雖然古往今來不乏像前述〈乩仙敗露〉、〈計陷〉、〈假八字〉及〈命理殺人〉之類，由一般人和乩童、算命先生等狼狽為奸，利用古典命定論來各遂其所欲的故事；或者像〈前定歌辭〉般，由命理從業人員自行開發出來的惑入耳目騙術；但這些都屬對謀生工具的不當利用，而每種行業都有不肖的害群之馬，我們當然不能因此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讓我們更感興趣的是像〈他日富貴莫相忘〉裡的金世忠及袁珙，憑著自己的本事而博得貴顯的情形，這才是對古典命定論的高明運用。但從故事可知，他們的博得貴顯主要是搭上了燕王朱棣這條線，即使朱棣並無謀反之心，兩人能在王府裡獻策解疑，也有不盡的榮華可享。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不得不說，古典命定論其實是他們「攀龍附鳳」的工具。
在明清筆記小說裡，大多數故事說的都是富貴顯達人士的命運，而在古代及現代的命書裡，更喜歡舉皇帝、宰相、狀元、總統、行政院長或富商來做說明的實例，從某個角度來看，這固然可說是一種「訴諸權威」的說服策略，旨在讓人聽得較易入耳；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可能也表示命理學家確實曾為很多大人物算過命，或者對替他們算命懷有「莫大的興趣」。
在一個人已經貴顯後，才說他八字好、面相好或祖墳風水好，多少給人一種趨炎附勢的馬後炮感覺。真正高明的命理學家應該像袁珙一樣，在金世忠還落難時就能預言他將來的富貴。在筆記小說甚至正史裡，我們都可看到不少這類的故事。譬如據《南史．宋武帝紀》記載，桓修曾叫當時有名的相士韋叟替劉裕看相，看他能否做得了州官，韋叟在眾人面前說劉裕可以當得了邊州刺史，但私下卻又悄悄告訴劉裕說「君相貴不可言」，劉裕內心歡喜，也對韋叟說「若中，當為司馬。」後來劉裕果然當上了皇帝，成了宋武帝。
這類故事似乎在告訴我們，古典命定論果真有那麼一回事。但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們很可能只是命理學家經常從事的押寶行為所開出的「紅盤」。袁珙在替金世忠看相時，不僅不取分文，而且還替他付酒錢、買米濟其家，這似乎沒有什麼利益可言，但關鍵在他對金某所作的叮嚀：「你將來富貴顯達，可不要忘了我！」就像當年呂不韋認為被留置在趙國當人質的秦國公子子楚「奇貨可居」，而在他身上下「投資」或「賭注」般，命理學家也很喜歡做這種押寶。如果沒有兌現，自己損失有限，但若押對了寶，則前程似錦。
預言劉裕將來「貴不可言」的韋叟，所花的只是「口水」而已，但當劉裕當了宋武帝後，沒有像金世忠對袁珙般「富貴不相忘」，韋叟立刻自己找上門來，要求劉裕兌現昔日的諾言，賞他個一官半職，劉裕無法賴帳，只好給個官讓他做。天下似乎沒有比這更「一本萬利」的投資。
一個互利的「命運共同體」
一般說來，這種押寶對命理學家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如果押錯了寶，譬如金世忠沒有富貴顯達，劉裕沒有當上皇帝，他們和袁珙及韋叟早就「相忘於江湖」，命理學家既不會有什麼損失，也少有人知道這件糗事（有誰聽說過某人因命理學家推斷他會當宰相或行政院長，卻因為沒有兌現而「到處張揚」的？）但如果押對了寶，則「富貴不相忘」，命理學家不僅因此而得以攀龍附鳳，博得本身的富貴榮華，而這個原本像「亂槍打鳥」的預言也受到了凸顯，變成「奇驗佳話」而被傳揚開來。
而大人物或想成為大人物來的人，似乎也樂於讓命理學家來剖析他們的命運，因為此類「天機之奧妙」、「命理之精微」的解說，大抵是好話居多，都在明示或暗示他們是如何的「不同凡俗」、「貴不可言」，需「好自為之」，讓人聽了心窩裡舒服。而日後若應驗了，大人物們也樂於市井傳誦這些「佳話」，因為這正可讓他們的高人一等散發出更懾人的神祕「光環」。
被命理學家預言「命好」，還有意想不到的好處。譬如在張明喜所著《洩露的天機》一書裡，就曾舉了一個例子：「北宋紹聖年間，因黨爭一批人遭受貶謫，執政官根據每個人罪行的輕重而決定貶往之地，當論及劉安世時，權貴蔣之奇說『劉某昔人推命極好』，於是筆下生花，上疏讓他去了自然條件較好的昭州」。
像這樣，命理學家和顯貴、具有顯貴潛能、或希望更加顯貴的人之間，經由古典命定論的撮合，而成為一個奇妙的、互利的「命運共同體」，彼此各取所需，互蒙其利，他們比一般人更加「鍾情」於古典命定論，也就不難理解了。（在第十章，我們將更進一步探討古代帝王如何利用古典命定論來強化其統治基礎的情形）
玄而又玄，眾妙之門
在〈辯護〉（the Apologia）一文裡，蘇格拉底曾提到一則有趣的神諭——神告訴他的朋友Chaerephon說：「世界上沒有人比蘇格拉底更聰明。」然後蘇格拉底謙虛地解釋說，這可能是因為他承認自己的無知，所以被神認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蘇格拉底的確很聰明，而可能也真的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但若自吹自擂，那就不「聰明」了，把它推給神，然後自己再煞有介事、謙虛地反躬自省，才是真正的「聰明」。
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自不同。
每個時代都有聰明人，都能從古典命定論裡擷取符合自己利益的次發性工具價值。也許他們都在心中暗暗感謝：世界上居然有古典命定論這種「玄妙」的東西，竟然能讓人如此地「舉重若輕」，產生其他知識所無法許諾的效用。但他們可能也都在心中暗暗祈禱：希望還有不少人相信古典命定論，因為只有在別人相信的前提下，這些效果才能兌現。
就像我們在前面所說，古典命定論的原發性與次發性工具價值經常同台演出，有的人因想降低焦慮、維護自尊、撫慰受創的心靈或者希望獲得趨吉避災的終南捷徑，而願意相信古典命定論的存在；有的人則想借力使力，為實現個人目的提供幌子、為從事鬥爭或遊說提供催化劑、為製造個人民間聲望或進行職業性押寶提供籌碼，而希望古典命定論能繼績存在下去。在這種雙重需求下，古典命定論就成了「玄而又玄，眾妙之門」，讓更多的人異口同聲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而古典命定論的「妙用」，當然也不只本章所說的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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