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命」的兩個層次
在第二章，我們談到漢民族的命觀時，曾介紹了道家的安命觀、儒家的立命觀與陰陽五行家的窺命觀。其實，中國人還有另一種命觀——以墨家為代表的非命觀。
《墨子》裡有〈非命〉三篇，都是在批駁「有命」這個觀念的。墨翟以「力」來取代「命」，他說「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豈可謂有命哉？」他認為個人的窮達、國家的盛衰，都是由於人的努力，而不是有什麼預先決定的命運。
在《墨子．貴義篇〉裡，另有一個故事說：墨翟有一天要到北方的齊國去，在路上遇見一位擇日先生，擇日先生對他說：「天帝今天要在北方殺黑龍，你衣服的顏色是黑的，不可以往北方去。」墨翟不聽他的話，還是往北邊走。到了淄水，過不去，只好又掉頭回來。擇日先生遂又對他說：「我本來就說你不能往北方去。」墨翟說：「淄水不能渡過，南邊的人不能往北邊去，但北邊的人也不能到南邊來。而且這些人衣服的顏色有黑的、也有白的，為什麼都不能過呢？照你的說法，天帝於甲乙日在西方殺青龍，丙丁日在南方殺紅龍，庚辛日在西方殺白龍，壬癸日在北方殺黑龍，天下人的行動動輒得咎，這是在拘束人心，限制人的活動呀！」
從這個故事我們不僅可以看出墨翟反對命運說的另一個理由，而且很顯然的，他亦將推算命運的方法視為無稽之談。
「非命」其實有兩個層次：一是徹底反對「有命」的說法，一是不相信那些預測命運的方法。就第一個層次而言，如果我們把「命」視為「個人之外」的其他決定因素，則很難找到「絕對的非命者」（包括墨翟）；但屬於第二個層次的「非命者」——也就是不相信古典預知術的人則所在多有。譬如戰國時代的荀子，他既不相信星墜、木鳴是什麼禍事的「徵兆」，也不相信體相術，還特別寫了一篇〈非相篇〉。又譬如西漢的司馬遷也不相信陰陽五行家的那一套，他在《史記》裡就說，鄒衍只是「深觀陰陽消息，而作迂怪之變」。
就像我們在前面兩章所指出的，中國古典命定論用以判讀命運的方法，基本上是一種「文化玄想」，它被某些明智的古人「所非」，可以說是很自然的事。
對古典命定論的理性質疑
在明清筆記小說裡，當然也有一些「非命」的故事，它們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像〈夢兆不符〉、〈一年改三次灶〉及〈唐雅亭扶乩〉，主要是以單一的事例來呈現古典命定論的預測方法並不準，甚至因相信了它而遭致家破人亡的。一類則是像〈嘉禾祥瑞〉和〈八字同命不同〉，以宏觀的角度對這些預測方法提出理性的質疑。
所謂理性質疑，在這裡指的是將重點放在「普遍性」上。譬如八字學和紫微斗數，如果它們對命運的判讀代表一種「宇宙律則」的話，那麼就應該適用於大多數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人應該有同樣的生死禍福、貴賤窮達才對。但衡諸事實，顯然並非如此，〈八字同命不同〉就以此來質問命理學家。
事實上，連命理學家本身都有這種疑問。譬如在《三命通會》這本命理經典著作裡，作者育吾山人就說：「大貴人莫過帝王，考歷代創業之君及明朝諸帝，無一合者。余嘗謂天下之大，兆民之眾，如此年、月、日、時生者，豈無其人，然未必皆大貴人。要之天生大貴人，必有冥數氣運以主之，年、月、日、時多不足憑。」
當然，有人會說，除了生辰八字外，還需考慮其他變項，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但問題是古典命定論的其他人馬也都像八字一樣，「多不足憑」，沒有一種能通過「普遍性」這個起碼的要求。引進更多的變項，只是讓人陷入更繁瑣而虛幻的迷宮中而已。
源於古典命定論的玄想本質，它們的預測可以說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不準」的，但像〈夢兆不符〉或〈一年改三次灶〉這種暴露其「失靈」的故事，在明清筆記小說中卻如鳳毛麟角，而稱道其如何「奇驗」的故事反倒如過江之鯽。當然，我們可以說，這只是在反映人們的普遍心理：多數人總是牢牢記住偶而兌現的一個預言，而輕易忘懷其他九十九個沒有兌現的謊言。
但我們不得不說，這種「選擇性的認知」嚴重地扭曲了事實的真相。而人們之所以會對事情做「選擇性的認知」，通常跟意識型態有關。
哲學家湯姆金斯（S.Tomkins）說，意識型態是一種「觀念與情感之戀」，它含有一組觀念網，能表達當事者對人世諸般事物的基本看法，對當事者來說，這些基本看法是先於問題而存在的，是不驗而自明的；在情感上，他覺得他的這些看法是「對」的，而會不遺餘力地加以護衛。
在前幾章，我們對古典命定論的「觀念網」已做了相當程度的探討，現在則不妨來看看它的「情感面」。
使「不驗」變成「驗」的彈性解釋
從〈驗而不驗〉到〈推背圖〉，都是對古典命定論「不遺餘力地加以護衛」的故事，它們很生動地呈現了漢民族在這方面的「觀念與情感之戀」。
在〈驗而不驗〉裡，老叟跟據董文恪的相貌和八字推算他將來會當知府、布政使、總督等，沒有一樣「兌現」，而在〈大將與屠夫〉裡，左宗棠和他表弟的生辰八字完全相同，但日後的發展卻雲泥殊途。這實在是「失了準頭」，但兩個故事卻都以另一種更具「彈性」的解釋來「反敗為勝」。
董文恪後來當的庶吉士、內閣學士、工部侍郎、禮部尚書等，沒有一樣被老叟說中，但因「官階」和老叟所預測的同等，所以「其實也是應驗」。而左宗棠和他表弟「一個殺敵」、「一個殺豬」，都是「命中帶有煞刀」的表現，所以反而是「非常準」。
當然，這種「彈性」似乎有個譜，是以「結構上的類似性」為依歸的。但何謂「類似性」，卻有很大的「自由心證」成份。
在明人謝肇淛的《五雜組》裡，另有一個故事說朱元璋在當了皇帝後，下令在各地尋找和他生辰八字相同的人，準備將他們除掉。結果只在江陰地方找到一個鄉下老頭。朱元璋問他做何營生？老頭說：「在家裡養了十三籠蜜蜂，靠收取牠們釀造的蜜以求溫飽」，朱元璋聽了，笑說：「那麼天下的十二布政司豈不就是寡人的蜂籠？」結果不但沒殺他，反而賞賜他一些禮物。
這也是一種「結構上的類似性」，但舉凡耕種一甲二分的田地，養了十一頭牛、雇了十四個夥計等，只要有點「類似」或「差不多」，那在自由心證之下，也都成了「不驗而驗」。
其實，第五章的〈兩夫人〉及〈水火之功〉、〈貫索星照命〉等，也分別以命祿的「總量」及「出生地」來化解生辰相同而貴賤窮達不同的尷尬。當然，我們可以說這是對原有八字學及紫微斗數理論的「延展」，使它們在從事解釋時能更加「完備」，這原也是知識進化的常軌之一，但史夔「整夜苦思，難以成眠」所想出來的「水火之功」，只是一種淺顯的象徵主義；其實，我們只要花十秒鐘，就可以想出一個可能更合理的解釋：史夔的兒子因出生於富裕的官家，所以有較好的發展條件；而鐵匠的兒子卻出身於需靠體力來糊口的勞動階級，自然是處於較不利的地位。但因為這個解釋和五行生剋、八字學、乃至整個古典命定論是「不相容」的，所以就被抹煞了。由此可知，他的「整夜苦思」，不過是想「曲意維護」古典命定論罷了！
事後諸葛亮及靈活的象徵主義
在〈需候一萬年〉及〈西瓜〉這兩個扶乩與測字的故事裡，我們也看到了其他形式的彈性解釋。當乩仙判說姚安公「登第需候一萬年」時，依常理推斷，這個預言乃是意味著「無望」，而姚安公也自認為是科舉無望，需靠其他門路進身，但當他在癸巳年的萬壽恩科登第後，卻又忽然「醒悟」萬年之說的緣由。這是典型的「事後諸葛亮」，也是一個相當「曲折」的解釋。
也許有人會說，神的意旨或自然奧律原本就是「祕而不宣」的，所謂「天機不可洩露」，神或自然只能提供給人們「隱晦」的訊息。但如果我們接受這種觀點，那麼訊息表面的意思就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它真正的意思，結果使得它們在解釋時「命定地」擁有極大的彈性空間。特別是當事情發生後，人們再回過頭去找解釋時，總是有很多「曲徑」可以「通幽」。
在第三章〈扶乩猜題〉那個故事裡，乩仙所書「唐伯虎」三字，也是一個隱晦的訊息，應考諸生雖然不是在看到考題後才「事後諸葛亮」地恍然大悟，而是在考前就猜到了《論語》裡的「執圭」一節，但如果我們翻查《論語》，就會發現「執圭」一節共有「七」個如字，而非「六」個如字（唐伯虎號「六如」），嚴格說來，這還是「不準」，它之所以被認為「準」，主要還是來自人們的「通融」。
以訊息的「隱晦性」來增加詮釋時的「彈性」，跟古典命定論在判讀時的大量運用「象徵主義」可說互為表裡。但就像我們在第四章介紹中國傳統占星術的象徵主義時所說的，天上的每個星象都具有「兩種以上」的象徵意義，譬如廿八宿裡的斗宿，既可象徵「天子壽數」、又可代表「宰相爵祿」、同時亦是「揚州」的分野之地，越多的象徵意義，就能使詮釋者在事後找到越多的對象來「應卯」。
而最妙的是〈西瓜〉這則故事，當某人那個隱晦的夢境被解釋成象徵「多子多孫」，但卻沒有應驗後，方大古卻可以來個一百八十度大逆轉，將它解釋成象徵「沒有子孫」。這種彈性詮釋學真可說是登峰造極，臻於「顛倒乾坤」、「東方不敗」的境界。
其他各種「有力」的說辭
但即使在事後提出各種彈性解釋，仍不免有時因在事前把話說得「太滿」、「太肯定」，而面臨「無法收場」的局面。另一些故事對如何化解這種尷尬，為我們提出了「有力」的說辭：
〈因人而準〉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算命先生其實是很準的，當他在推算達官貴人時所以不準，是因為他有了畏怖之心，「言不由衷」的關係。而〈關神斷獄〉這個故事更告訴我們，當初關帝爺在判斷「誰是偷雞賊」時之所以判錯，其實是「故意」的，祂「寧可蒙受不靈的罪名，也要挽救生人的生命」。結果，責怪祂不靈的馬某，反而被訓了一頓！
其他故事雖然不是因為已經詮釋失靈才來亡羊補牢，但從故事所流露出來的觀念，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它們也是隨時可以派用上場的「答案」。譬如〈有心與無心〉這個故事，原是在讚美測字先生的靈驗，但測字先生所提出來的，需根據求教者的「有心」或「無心」來從事判讀，卻也是不少術者在詮釋失靈時常搬出來的說辭，所謂「一定要有誠心才會靈，因為你沒有誠心而不靈，我也沒有辦法」，「如果人先懷有機心，那就不靈了」是也！
〈老屋不毀〉原也是在讚美擇日先生的靈驗，但從故事可知，那是因為陳紫衣奉上一百兩白金，擇日先生以一個月的心血推算出來的。靈不靈還要看「代價」，想以「一百塊錢」買「真理」，自然必須有所「保留」，而自然也就「不那麼準」啦！
〈推背圖〉則跟前述的〈關神斷獄〉一樣，是一種「故意說」。故事告訴我們，〈推背圖〉的每個預測原都是很準的，它之所以有些地方讓人看不懂、不太準，是趙匡胤「故意」混淆視聽的。
在上述的諸種說辭下，四兩撥千斤，不僅將因詮釋失靈而產生的尷尬化解於無形，而且讓原有的詮釋體系毫髮無傷。結果，中國古典命定論依然是「東方不敗」，照樣「笑傲江湖」！
為相信而相信的信仰體系
心理學告訴我們，當一個人的想法或信念與外在事實不符時，即會出現「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讓人產生某些心理困擾。為了減少心理困擾，他可以採行下面兩種不同的對策：一是接受事實，改變或放棄原有的信念；一是對事實做選擇性的認知、彈性或扭曲性的解釋，以維繫原有的信念。從這些故事可以看出，當古典命定論的預測與外在現實不符時，多數人採行的是後一種對策，也就是「不遺餘力地護衛」他們對古典命定論的信念。而這也可能是古典命定論能「繼續存在」下去的最大動力。
法國知名的統計學家高奎寧（M.Gauquelin），曾花了二十餘年的時間，收集歐洲五個國家，自十八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年，一五、五六○名十種行業傑出人士的出生年月日，根據西洋占星術所提供的方法，算出與他們生辰相關的黃道相、月亮相、行星相等五種不同的星相，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這些人職業上的成就與星相的關係跟「盲目」組合一樣，也就是看不出有占星術裡所說的「特殊關係」。
這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對古典命定論這種預知術所做的最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但這樣的結果似乎無法讓占星迷改變他們的想法。因為高奎寧又做了一個簡單而有趣的實驗：他在報紙上刊登啟事，說要免費為人提供星相解說，然後在來信註明生辰而索取星相解說的人中，隨便挑出一百五十個，不看他們的生辰而逕給他們一份同樣的星相解說。事後他再做一次追蹤調查，詢問這些人覺得星相的預測是否準確，結果有九四％的人都說「很準」，星相解說中所描述的「正是自己」。
很多人其實是「為相信而相信」的。
這也使我們了解到，古典命定論並不只是一個知識體系而已，它更是一個信仰體系。就像哲學家齊克果所說，信仰是「荒謬的」、「非理性的」，也許我們不必寄望以「理性」去遊說古典命定論的信仰者，但卻可以做另一件事：看看古典命定論想要滿足人們的是什麼？
因為，所有的信仰體系都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某些心理需求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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