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是「命」的動態面
人類心智的一個特性是以各種方法將他周遭的世界分類，譬如一個嬰兒在有活動力後，即會把他拿得到手的東西放到嘴巴裡吸吮，依感官將周遭世界分為「可吸吮」和「不可吸吮」兩大類。而當人類仰觀天象時，也依據他的肉眼所見，將天上的星辰分為「會動」與「不會動」兩大類，這種分類成為我們在前章所述，占星術判讀時的一個重要參考座標。
我們在第二章提到的命的兩種本質，其實也可視為是這種分類法的產物。「天命不易」指的是命中「不會變」的一類，而「天命靡常」指的則是「會變」的一類。就命的內涵來說，中國人同樣將它分為「命」與「運」兩大類，一般而言，「命」指的是它的靜態面，而「運」指的則是它的動態面。「命運」一詞正同時表達了冥冥中決定人事之力量的靜態面與動態面。
在兩漢以前的古籍裡，我們較少看見「命」與「運」聯用。較常和「命」同時出現的反而是「時」與「遇」，譬如《列子．力命篇》：「死生者，命也，貧窮自時也。」《說苑．雜言篇》：「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新論．通塞篇》：「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
「遇」與「時」可能就是「運」的不同說法，它們要表現的正是決定人事之力量的動態面：第一，所有的人與物都各有其靜態性的「命」，當兩個「命」在時空中相「遇」時，即會因相吸相斥，而表現出動態的一面，隨之影響人的吉凶禍福。第二，靜態性的「命」並不是恆常保持原狀，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自行消長、屈伸（或與他「命」相遇而消長屈伸），所謂「時來運轉」，在不同的「時」會表現出不同的樣貌。
我們在前章所談的中國古典命定論的理論基礎與判讀法則，特別是「天人合一」與「象徵主義」，都比較傾向於靜態性的「命」。而對動態性的「運」，中國人則另有一套觀念和判讀法則，本章前面所舉的幾個故事，就是這些觀念和法則的文學顯影：
兩「命」因遇而生「運」
〈監生巧遇〉是一個讓許多「懷才不遇」者羨慕的故事，一個原本沒沒無聞的太學生，因為和當今天子同桌而飲，得到他的賞識，結果就因此而平步青雲，我們不得不說，他真是「交了好運」。
而在〈夫壽可以妻延〉裡，袁尚寶根據王驥夫人「一品命婦」的貌相，即斷定還未做到一品大官的王驥「不會死」。所謂「父命推其子祿，夫壽可以妻延。」這也是在表示像父子、夫妻這樣關係密切的兩個人，雖然各有其命，但卻會因彼此的糾葛，而形成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不只人與人相遇會產生不同的「運」，天地之間的很多變化也會讓人因遇而生運。人有「人命」，地有「地命」，〈高塔的玄機〉描述的即是因「地命」與「人命」遭逢而產生的動態變化。因為筆架山是一個特具人文氣勢的鍾祥寶地，所以在明朝時，襄陽一帶的讀書人在這種好「地命」下，靠「筆」博得功名者特別多，每個人的命都獲得最大的發揮。但在郡守以高塔壓制筆架，使「地氣」鬱積不得發洩後，則襄陽一帶的讀書人就都交上了「霉運」，「再也沒有人金榜題名」。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這個故事，則是在表達因「天時」而產生「地利」，並進而使得「人旺」的概念。當天上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此一千古難見的最佳排列時，木星所對應的人間分野之地——兩湖及淮北（古之楚地）就顯得特別興旺，於是曾國藩、左宗棠等出身於楚地的人士，在天時、地利的配合下，就都意興風發，建立了彪炳的功業。
這些故事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動態性的「運」會對靜態性的「命」產生一種「生剋」作用，而使它有所「消長」。「消長生剋」是中國古典命定論在描述命的動態面時，最重要的一個觀念。
期數自至，人行偶合
「消長生剋」的觀念不僅使古人對命能做較整體的觀照，同時也解決了古典命定論裡的某些困境。東漢的王充在《論衡》裡曾提出一個疑問，他說：「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人同時皆死……如必有命，何其同也？」照理說，這四十萬名趙卒生辰不同、相貌有別，應「各有其命」，那為什麼會在同一天、以同樣方式慘死呢？王充的回答是「國有國命」、「人有人命」，而「國命勝人命」，趙國慘敗且大軍被殲滅乃是趙國的「國命」，四十萬的趙卒雖然各有其命，但在「遇」到這個「國命」後，都交了「壞運」，結果就「同年同月同日死」。
人的心理是趨吉避凶，但王充及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並不認為這個「運」是個人可以隨心所欲去「遇」的。他說：「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丈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像〈監生巧遇〉裡的太學生，他的遇上朱元璋；或是像〈夫壽可以妻延〉裡的王驥，他的娶得一品命婦之妻，其實也都是「冥冥中自有定數」的，是所謂的「期數自至，人行偶合」。這裡所說的「自至」，跟《列子》裡所說的貧窮「自時」一樣，都在表達命的動態面——時、遇、運等，也都有它們「自己」的一套法則，或者更正確地說，是數種命的運作法則「相遇」後，而產生的另一套法則。
這一套法則，也就是中國古典命定論的另一種重要判讀方法——「數」。就像《左傳》所說：「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是比前文所說的「象」（象徵主義）較晚出現的判讀方法，而且是在「萬象滋生」後，為了統合它們而產生的另一種更基本的動態性法則。
算術學：命運的加減乘除
「數」，在中國古典命定論裡，有深淺不一的內涵。如果用現代的「數學」語彙來理解的話，它較簡單的內涵類似「算術」，而較深奧的內涵則好比「代數」。
在〈祿數〉這個故事裡，當方士說某顯要「再吃米二十石，麵二十石」祿數始盡後，顯要以自己「每天吃米多少？吃麵多少？」去推算，認為自己「還有二十多年」才會吃完。想不到他得了消渴症，每天多餐而又食量大，結果「不滿一年」就吃完了二十石米和二十石麵。這就是一個非常清楚的「算術」問題。
在〈兩夫人〉這個故事的後半段，紀曉嵐的第六位姪兒和僕人兒子的八字相同（表示命相同），但一個生於富貴之家，平日錦衣玉食，很快就將祿數消耗完而早夭，而另一個卻生於貧賤之家，平日省吃儉用，祿數的消耗較緩慢，所以反而長命；這跟前述的「算法」完全一樣。至於故事前半段的鄒夫人和陳夫人，其「演算」的項目雖然比較多，包括丈夫的地位、俸祿、壽數及個人的健康狀況等，但基本上還是一個「算術」問題。
紀曉嵐所提出來的「盈虛消長」解釋，其實也就是算術裡的「分配問題」和「比例問題」。「數的總和」是一定的，但卻可以有不同的分配和比例，而它也很生動地反映了命的「不變」與「變」。
在坊間的一些算命書裡，我們還可以看到另一些「算術」的運用。譬如有一種「秤骨算命法」，將一個人出生的年、月、日、時各化為「幾兩幾錢」，然後將它們相加，計得「幾兩幾錢」，而每種「重量」都各有一個代表其命運的解說。另有一種簡單的「姓名學」則是算出一個人姓名的筆劃數，然後分段將它們相加，得到幾個數字，而每個數字也各有一個代表其命運的解說。
這些，其實也都是算術裡的「加法」問題，它們比前面的「除法」問題更簡單。
代數學：命運的符碼系統
但在從〈靈棋卜〉到〈腹中星盤〉這些屬於八卦卜、八字學、紫微斗數甚至測字術的故事裡，它們對命運的判讀就無法讓人有「望文生義，一目了然」之感，因為它們涉及的都是中國古典命定論裡較深奧的「代數學」。
所謂「代數學」是將複雜的表象先化為一些簡單的「符碼」（就好像代數學裡的X、Y、Z），然後再根據符碼的性質、它們的排列組合去推算的一種方法。中國古典命定論所使用的符碼系統很多，我們只介紹跟本書所舉故事有關的二氣、五行、八卦、十天干與十二地支。
古人認為天地之間含有兩種「氣」——也就是「陽」和「陰」。其性質為「陽者剛而陰者柔」，它們彼此相爭而又相補。後來，古人又認為宇宙間有五種基本元素——也就是水、火、木、金、土，其性質為「水性潤下，火性炎上」，五行之間有「相生相剋」的關係，其「相生」順序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剋」關係為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
八卦則是以人為操作而產生的另一組符碼，它的基本符號是「陽爻」與「陰爻」，這兩個符號若三個一組，可以形成八種組合，即乾、坤、坎、離、巽、艮、兌、震八卦，其性質為「乾者健，坤者順，坎者險，離者明」。這八卦若兩兩相組，又可變成六十四卦（在第三章〈胡弘卜筮〉裡所提到的「鼎卦」及「比卦」，就是這六十四卦的卦名）。
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及子、丑、寅、卯、辰、巳、午、末、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則是取意於樹木的樹幹（干）及樹枝（支）而來的另兩組符碼，其性質為「戊著茂也，己者起也」，「子者孳也，寅者演也」。十天干與十二地支又可相配成甲子、乙丑……等六十種干支組合符碼。
代數法的判讀原則
大多數的自然現象與人事都可利用上述的符碼系統加以「符碼化」，譬如自然界的天、白晝、太陽、人間的男人、丈夫；人事裡的慶賞屬於二氣系統裡的「陽」，反之則屬於「陰」。方位裡的東方、四時裡的春天、顏色裡的青色、人體的肝臟及五常裡的「仁」、屬於五行系統裡的「木」。而自然界裡的地、牛，顏色裡的黑色、人間的母、人體的腹、人做的布與釜等，則屬於八卦系統裡的「坤」。而所有的年、月、日、時等也都可以化為干支系統裡的某一個特定組合符碼。
此外，這些符碼系統之間又可以彼此排列，而產生另外的組合，譬如表一就是五行符碼、八卦符碼、天干符碼、地支符碼和方位及月份所產生的組合關係。
表一 五行、八卦、天干、地支、方位、月份等符碼的組合關係。
這種將自然與人事符碼化，然後依符碼性質及排列組合關係來判讀的方法，事實上非常繁瑣（前面所介紹的只是較簡單的），但我們唯有掌握了這個原則，才能理解下面這些故事的內涵：
在〈靈棋卜〉裡，張瀚用十二粒黑白棋子卜得「乾卦」（靈棋卜為八卦卜之變形），我們查看表一，發現乾卦和「月份符碼」的「九月十月」配對，又和「方位符碼」的「西北方」配對，將這種符碼關係轉換成人事，就成了白某的解釋：「在今年秋冬之際，您就要到西北方蒞任了！」
而在〈西字謎〉這個故事裡，當測字先生說鄭某寫的「西」字有「兩」字形，又是「酉」字頭時，運用的是「象」；但在說「西」字屬「金」，理應在「秋」天得利時，運用的則是「數」。我們查看表一，果然發現「西方」是和五行符碼裡的「金」、以及四時符碼裡的「秋」相對應。
八字推命裡的符碼組合
將這種代數法發揮到極致的應屬八字學和紫微斗數。在〈熊庠推命〉這個故事裡，熊庠顯然是以八字學來推算的，但故事除了指出陸粲的外祖父在某年七月「因金星得旺」，所以會在「西方得利」（這個查表一即知），及語焉不詳地說「會在庚辰年不利」外，我們根本看不到什麼。事實上，在筆記小說的故事裡，很難看到八字學判讀方法的完整呈現，為了彌補這種不足，筆者特別以袁樹珊《命譜》裡所舉諸葛亮的八字為例，做個簡略的說明：
八字學的推算方法是將一個人出生的年、月、日、時先化為「干支符碼」，變成四組八個字（故稱為四柱八字），然後再找出各干支間的五行關係（部分見於表一，推算本命以日柱為主，並參酌它們和年柱、月柱及時柱的關係，譬如諸葛亮日柱為癸丑，癸屬水，而誕生在立秋節後，金正當令，「水得金生」，所以「正氣充足」。而且他年柱裡的辛、酉都屬金，月柱裡的申藏有庚金、壬水，而日柱裡的丑也藏有辛金、癸水，「疊疊生之助之」，所以是個「金白水清」的奇男子。
八字雖然固定，但卻會因時間的推移而產生不同的「運」。「大運」以十年為一階段（需先利用公式推算出當事者的起運歲數），每一階段的「大運」各有其干支符碼和五行符碼，它們和原有的八字符碼會產生不同的生剋關係，而在每一階段表現出不同的運勢。另外，每年、每月、每日也各有其干支符碼，它們也會和八字符碼互動，而有不同的運勢（稱為流年、流月、流日）。以諸葛亮為例，他五十四歲時的「大運」干支符碼為庚寅，「流年」的干支符碼為甲寅，寅和八字月柱中的申「相沖」，又與時柱中的巳「相刑」，是所謂的「流年不利」，而在當年八月癸酉（癸為水），二十八日庚辰（庚為金），「金水」洶湧，終於「難逃厄運，死於軍中」。
從這個簡略介紹可知，八字推命基本上是以干支及五行符碼的排列組合及其間的生剋關係來從事判讀的。
在傳統的八字學裡，並沒有考慮到「出生地」這個變項，〈水火之功〉似乎就是為了彌補這種不足而產生的（筆記小說裡倒是有不少這類故事）。但它所說的「四柱裡面惟火太盛」，史貽直因生於水上，「以水補火」 ，而鐵匠的兒子生於火旁，「以火濟火」，用的卻是淺顯的五行生剋觀念。
紫微斗數裡的數學遊戲
〈周中立推命〉及〈貫索星照命〉這兩個故事，似乎是以紫微斗數來判讀的，但就像〈熊庠推命〉及〈水火之功〉，它們除了在誇耀命理學家的推算是如何靈驗及提出「出生地」這個補充變項外，我們還是看不出紫微斗數的判讀方法。因此，筆者只好再舉宋人陳希夷《紫微斗數全書》裡的一個實例來說明，很巧的，該書裡也有諸葛亮的命盤《見表二》。
從這個表大致可知，紫微斗數在推算命運時，與八字雖然有些差異，但原則卻是一樣的。它亦是先將個人的生辰及性別化為陰陽及五行符碼，然後根據陰陽五行原理及由此衍生出來的一些公式與對照表格，將干支符碼、十二宮位（即命宮、夫妻宮、財帛宮、疾厄宮等「人生符碼」）、大運、甲級正星、干系、支系、月系、日系、時系諸星等星辰符碼填入有十二個框框的命盤中，然後由不同框框中的宮位、年齡、星曜配置及框框與框框間的對應關係等，來推算一個人在人生不同階段的事業、財帛、疾厄、交友及親屬狀況。
表二《紫微斗數全書》裡的諸葛亮命盤
陳希夷對諸葛亮命盤的推斷是：「左右同宮，日卯月酉並明，為明珠兩照，一生富貴多材多能。五十四歲大限太歲天傷忌耗，太羊流陀，三方迭併故死。」
表面上看來，紫微斗數的推算似乎跟前面的八字推算「殊途同歸」，都在「斷言」諸葛亮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會在五十四歲遭厄運而死。但如果我們仔細看，卻也不難發現，陳希夷和袁樹珊所賴以推算的諸葛亮生辰「居然不一樣」，一個說他在「七月二十三日巳時生」，一個說他在「四月初十戌時生」。事實上，這兩個生辰極可能都是「假」的，因為在最可信賴的《三國志．蜀志》裡，諸葛亮的年譜僅載有「出生年月」，沒有人知道他「何日何時生」。
面對命理學家的這種「大膽偽造」，我們若再亦步亦趨地對他們所提供的各種符碼間的繁瑣配對及解讀「小心求證」，似乎就顯得有點「不識時務」了。因此，對中國古典命定論裡的各種繁瑣「數學遊戲」，我們的介紹就到此打住，否則不僅會沒完沒了，而且也無甚意義。
西方姓名學裡的算術法則
事實上，讓我們更感興趣的是這種「算術」或「代數」學並非中國所獨有，在其他文化裡，我們也看到與此非常類似的觀念運用。
譬如在西方，有一種姓名學也是以「算術」裡的「加法」來判讀命運的，其方法是先將姓名中的每個字母化為一個數字（見表三），然後再相加、化簡，變成一個個位數（１到９），而每一個個位數都分別代表了某種特殊的人格、才能、興趣等。茲舉一例如下：
表三 西方姓名學裡的數碼系統
一個叫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ＭＥＲＥＤＩＴＨ的人，依表三將字母化為數字後相加：
因為得到的數字是３，所以這個人就「聰明、活潑、機智、才華洋溢、熱愛金錢與異性」。
有趣的是，在中國的姓名學裡，除了將姓名的所有筆劃相加，而得到「總格」（主中年以後之命運）外，還有其他「加法」，譬如將名字部份相加而得到的「地格」（主中年以前的命運）。西方的姓名學裡也有類似的情形，只是他們是將姓名中的所有母音相加，得到的稱為「內數」（代表個人內在的自我），而所有的子音相加，得到的則稱為「外數」（代表個人外在的一面）。
此外，西方也有一種根據一個人出生年月日來預測命運的「算術」法，其方法非常簡單，譬如某人出生於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１日，則從日加起：１＋１＋８＋１＋９＋５＋０＝２５＝２＋５＝７，然後再查看７這個數字所代表的含意，就可以預測這個人的性格、才能、興趣等。
這種方法跟我們在前面提到的「秤骨算命法」也頗為類似。雖然它不像「秤骨算命法」，將一個人出生的時辰也數碼化「併入演算」，但卻提供另一種演算，譬如要看前述這個人在２０１２年的運勢，那麼只需以２０１２取代１９５０來演算，即可得到另一個數字，然後根據這個數字所代表的意義，而判斷２０１２年對他而言，是「動盪」或者「平靜」的一年。
希臘占星術裡的代數學
而在希臘占星術裡，我們看到的則是與中國古典命定論非常類似的「代數學」。
希臘占星術同樣涉及幾個符碼系統，會動的「七個」行星與不會動的「十二個」星座是最基本的。另外，至少還有下面三個符碼系統：一是他們跟中國人一樣，認為宇宙間存在著「兩種」相反的力量，而稱之為雄性（mascuIine）與雌性（feminine）。一是他們認為物體可依其動作模式而產生「三種」性質，分別是「基本型」（cardinal）、「固定型」（fixed）、「變動型」（mutable）。一是他們認為宇宙萬物由「四種」基本元素所組成，其名為「火」、「土」、「氣」、「水」，其中火代表狂熱，土代表實際、穩重，氣代表智慧、溝通，水代表感性、直覺。這四種元素又分別和人的四種體液黑膽汁、血液、黃膽汁、黏液相對應。
這幾個符碼系統在希臘占星術裡形成如表四的排列組合關係。
為了便於比較，我們將中國古典命定論中同屬「十二」的地支符碼和其他符碼系統的排列組合關係列於表五。
從表四及表五可以清楚看出，中國和希臘的符碼系統配對關係具有「結構上的類似性」，所差別的只是要用四個或五個、七個或八個符碼去參與「配對遊戲」而已。
希臘占星術在研判命運時所繪製的「出生圖」及「推運圖」，也跟中國的紫微斗數非常類似。它同樣有十二個框框（但卻是圓形的），同樣是根據一個人出生的年、月、日、時，依複雜的計算公式或對照表格，將他的守護行星、上升星座、守護星宮位、各星座上的行星、強勢行星、弱勢行星、下降行星、基本點行星等「星辰符碼」及子女宮、財帛宮等「十二宮符碼」填進去，然後再根據框框內的符碼、行星與星座間的配置關係、幾何關係、生剋關 係等去判讀。當然，這種判讀也跟紫微斗數一樣繁瑣。
「一拍即合」的普同觀念
很顯然的，這種類似性有部分是來自各民族在漫長歷史中的文化交流，譬如中國紫微斗數裡的十二宮與希腦占星術裡的十二宮非常類似，為了存真，筆者將《大英百科全書》裡所載希臘占星術及印度占星術中十二宮的名稱、連同紫微斗數裡十二宮的中文名稱謄列於表六。
表六 希臘、印度及中國的十二宮
看起來，中國紫微斗數的十二宮似乎是希臘及印度占星術中十二宮的「翻譯」及「調位」而已。筆者這樣說是有理由的，因為如果我們考察歷史，就會發現希臘占星術在西元二、三世紀時即已傳到印度，而在唐朝貞元年間，西域康居國一位名叫李弼道的術士，又將印度占星術的《聿斯經》帶進中國，而中國的紫微斗數是唐朝以後才逐漸形成的。當然，筆者的意思並不是說中國的紫微斗數是「抄襲」自希臘或印度，其實，中國早有星象會決定人命運的想法，也早有「數」的觀念與陰陽五行、消長生剋的理論，紫微斗數可能是將中西兩種古典命定論融會貫通而成。或者說，中國人、希臘人和印度人在這方面不僅「英雄所見略同」，而且「一拍即合」。
但歸根究柢，不管是中國或西方的古典命定論，當它們在想從混亂中找出秩序、想釐清自然與人事運作法則的過程中，都不約而同地表現出天人合一、天人感應與消長生剋的觀念，而且也有志一同地用「象」與「數」去從事判讀。對這種雷同性，我們只能再次說，它們是在反映人類心智的普同特徵。
因文化而異的「民族數學」
從某個角度來看，古典命定論裡的象數之學可以說是中國乃至人類最早的「物理學」，就像方以智在《物理小識》裡所說的：「象數者，天理也……天示其度，地產其狀，物獻其則，身具其實，心自冥應。」只要「俯仰遠近而互觀之」，觀察、比較事物的外在表象，推敲它們內在的數理結構與運作法則，就能窺探天機、參透天命，鑑往知來。這可以說是人類自古以來就具有的偉大夢想和抱負。
本章最後一個故事〈腹中星盤〉，就是在表達這種夢想和抱負，精通天文地理的介然公，躺在床上就可以用他「腹中的星盤」推算有一顆巨星正從東北飛向西南。但這並不是天方夜譚，因為現代天文學已實現了這種夢想，天文學家對哈雷彗星何時會出現、其飛行路徑如何等，部已能做「絲毫不爽」的預測。
而在天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更有如下一則膾炙人口的故事：十九世紀有兩位天文學家在「紙上」演算已經被發現的天王星軌道問題，而認為在太陽系裡的某個位置「應該」還有一顆行星。他們寫信將這種見解告訴另兩位實際以天文望遠鏡觀測天象的科學家，其中一人對這種「紙上玄想」嗤之以鼻，但另一人則真的架起天文望遠鏡去觀察，結果發現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海王星。
天文學家在「推算」時，運用的也是數理法則和公式。但我們必須說，它們和古典命定論裡的「數」是判然有別的。因為沒有一種數學公式是容許一個民族用「四」去演算，而另一個民族用「五」去演算的，由這種「民族數學」而推算出來的結果，就像前章所說，仍然只是一種「文化的玄想」。
在以人類知識發展史的角度檢驗了中國古典命定論的知識體系後，也許我們應該問：為什麼這些「初階」而又「粗糙」的知識能讓人如此著迷？特別是人類的知識成就已進展到直接探測「大宇宙」與「小宇宙」世界的今天，還能讓不少人認為它們是一種「顛撲不破」的真理形式？
這顯然已不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心理、文化和社會的問題。因此，從下章起，我們的探針將轉移到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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