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之惑 8
《聊齋》卷三〈胡氏〉一文說，某巨室延師，一自言「胡氏」秀才踵門自薦，詞語開爽，主人知悅之。因其能穿壁入室，相驚以為狐，主人察胡意故不惡，優重之，不以怪異廢禮。胡生知主人有女，求為姻好，屢示意，主人偽不解。胡生託人作冰，主人始以「交稱莫逆，何必婚姻？」卻之，後直告曰：「實無他意，但惡其類耳。」次日，狐兵大至，聲勢洶洶，巨室率家人迎戰，兩相衝擊，互有夷傷。狐兵退，拾其地上遺刀，則高梁葉也，弓矢皆嵩梗。狐兵去而復來，如此月餘，雖不甚害，主人患苦之。一日，主人於狐兵中見胡生，呼之引入，置酒相款，曰：「先生達人，當相見諒，以我情好，寧不樂附婚姻，但先生車馬宮室，多不與人同，弱女相從，即先生當知其不可。」胡生慚，主人又曰；「如不以塵濁見棄，在門牆之幼子，願得坦腹床下。」胡生適有妹未嫁，遂喜而與巨室訂鴛盟。翌年，胡生輿馬送新婦至，奩妝豐盛。新婦能預知年歲豐凶，故謀生之計，皆聽憑之。
這個故事在《聊齋》裡別具「對比作用」。在一般的狐狸故事裡，當書生遇到女狐時，悅其姿色，雖明知其為「異類」，但亦為姻好，即使父母也不反對。但〈胡氏〉裡的男狐，縱然俊秀飽學，當他欲與世間女子結為姻好時，人類就「惡其類」、「弱女相從，即先生當知其不可。」這種心態不僅表現在人與狐的關係中，也表現在人與鬼的關係中（《聊齋》裡多的是男人娶女鬼為妻的故事，但都沒有女人嫁給男鬼的），甚至表現在人與野人的關係中，譬如卷五〈夜叉國〉裡的徐某、卷六〈羅剎海〉中的馬某，流落蠻夷之鄉，也都分別娶其族女為妻。
巨室在拒絕了胡生的求姻後，不堪其擾，最後為了表示「不是看不起他」，竟主動提出「門牆幼子願得坦腹床下」的建議，這種「女兒（女人）不可以嫁給狐狸為妻，但兒子（男人）可以娶狐狸為婦」的心態，事實上就是《聊齋》中人與異類關係之基本結構的外射，很值得我們進一步推敲。
照理說，在父系社會裡，女人是「可以交換的財物」，我們從「婚姻」皆從女旁即可知其梗概。考察歷史，我們也多少知道中國有幾個朝代曾以「尊貴的女人」去「和番」以換取同盟關係的事蹟，較有名的是漢朝的王昭君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將女兒（女人）嫁給胡人，讓胡人成為「中國的女婿」，乃是漢族與蠻夷（異類）關係的一個傳統。
如果說被人傳誦不已的文學作品（即使是像《聊齋》這種誌異小說），是一個民族集體心靈的外射，那麼《聊齋》裡「人與異類的關係」何以會違反歷史上「漢人與蠻族關係的模式」呢？我們若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即可「豁然開朗」。關於王昭君，被人傳誦不已的事實上是極度扭曲歷史的故事，在真實的歷史裡，王昭君不僅嫁給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死後，還繼續當呼韓邪單于長子復株累若提單于的皇后，又生了兩個女兒。但在文學作品裡，她變成了拒絕與「異類」共枕衾，在出塞前後就自盡的、今人哀憐的女子。歷代的騷人墨客，一到大漠也紛紛摹想王昭君在番邦的「幽怨」，而感懷賦詩。
〈胡氏〉裡巨室的一番話：「先生車馬宮室，多不與人同，弱女相從，即先生當知其不可。」正是這種「文學心靈」的寫照。文學作品經常是對無奈現實的一種「補償」，在現實利益下，不得不讓珍愛的女子與「異類」結為姻好，但在感情上，它是「不能接受的」，甚至是「不忍心的」，而文學就成了發抒這種感情的工具。
〈胡氏〉一文，乃至《聊齋》裡諸多狐鬼故事，讓男人和女狐與女鬼大譜鸞曲，但都挫折或禁絕女人與男狐、男鬼的交往，這一方面固然可以說是「男性沙文主義」與「大漢沙文主義」的表現，但另一方面，對女人的「不可」，可能也真的含有「不忍」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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