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汗牛充棟的明清筆記小說中，《聊齋誌異》是名氣最大的一部。王漁洋說蒲松齡寫《聊齋誌異》是「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孤墳鬼唱詩。」長期以來，《聊齋》一直被認為是別有寓寄的文學作品。
筆者以《聊齋》為對象，從事「搜鬼」的工作，主要來自下面兩個基本認知：
一是我認為包括《聊齋》在內的眾多明清筆記小說，基本上是中國知識份子對儒家思想的一種反動和補償。充斥於這些筆記小說裡的「怪力亂神」是「子不語」的，但明清文人對此卻大書特書，他們要宣洩的乃是被儒家思想所壓抑的「幽闇意識」。雖然這些故事的結尾經常會加上一個含有教化意義的「道德尾巴」，但它就像色情小說在最後讓男女主角懺悔或死於非命一樣，是不能當真的。將「教化意義」視為這些故事的「主題意識」，無異雞毛當令箭，是一種嚴重的錯估。
一是我認為《聊齋》雖有很高的文學造詣，但目的並非在參加文人間的「作文比賽」，而是在「記錄異象」，蒲松齡自己說得很明白：「雅愛搜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篇」。這些神鬼異象雖然多屬「超自然」（supernatural），但「超自然乃是我們尚未瞭解的自然」，在三百年前的中國民間，老百姓以符合他們認知結構的扭曲模式傳誦他們「尚未瞭解的自然」，然後再由蒲松齡以其生花妙筆加以潤飾，在「扭曲的認知模式」與「華麗的辭藻」背後，隱藏的是有關生物學、醫學、心理學、超心理學、人類學、文化等的豐富素材。
這兩個基本認知影響了我「搜鬼」的動機，也決定了我「搜鬼」的方向。充滿「怪力亂神」的明清筆記小說，可以說是五百年間中國庶民階級「黑暗心靈」的大結集，它們很自然地成為我理解中國人心靈的理想材料，因為我所學的醫學告訴我。由「異常面」和「黑暗面」著手，是「理解問題」的一個有效途徑。而我所用的方法，是以生物學、心理學等「科學知識」來解構《聊齋誌異》此一「文學作品」，在由「今」觀「古」，以「洋」析「土」的過程中，嘗試從「科學真相」與「文學想像」的夾縫裡，找出某些有意義的東西。
我這種「搜鬼法」雖然和學院派文人極不相類，但萬流歸宗，我終極的興趣，依然是想要「搜尋」那最大的「鬼」——中國文化裡的「幽靈」。只是我所用的「照妖鏡」和別人不太一樣而已。
「聊齋搜鬼」原是我在中時晚報副刊上的專欄，感謝張大春兄與羅智成兄兩位主編，讓我能在以「時代」為名的園地裡撰寫這個「違反時代潮流」的專欄。一年多下來，積篇為章，竟可成書。因屬報紙專欄，當初撰寫時每篇均在一千五百字左右，大致是每個星期翻到什麼就寫什麼，原意只想寫個一二十篇，拉拉雜雜竟寫了五十八篇，其中濫芋充數者有之，削足適履者亦有之。出書前本欲有所增刪，但一旦結束了一件工作，就疏懶了起來，結果只將它們依性質大致分為七大類，改了幾個錯字。知我罪我，其惟讀者乎！
王溢嘉 一九八九年八月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