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對酌斯人 8
前些時候，淡江中學的學生團購了我的《青春第二課》，我因想去馬偕墓園拍照，就自己開車送書過去。老師特地安排了兩個學生為我導覽。
其實，馬偕墓園我以前就來過，但經由學生導覽，也知道了以前不曉得的一些事，譬如學生告訴我，馬偕夫人張聰明是第一個環遊世界的台灣女子。我也告訴學生他們可能不知道的事，張聰明的名字是馬偕幫她取的，但為什麼叫做「聰明」？因為她原來的名字叫「蔥仔」，「蔥」與「聰」的發音相近。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張聰明確實也是當時的一位聰明人。
張蔥仔是淡水對岸的五股坑人，從小就送給人家當童養媳。但在十二歲時，
她的未婚夫不幸過世，養母認為她破格剋夫而逆待她，終日勞役，備極辛苦。幸好她未婚夫的祖母陳塔嫂同情她，給她不少精神上的慰藉。
就在這段期間，馬偕傳福音傳到了五股坑，招呼青年男女來讀羅馬字，吟唱「養心神詩」，做禮拜敬畏上帝，參加者每月發白銀一元（當時一斗白米約二角）作為獎勵。在聽了馬偕講道而成為台灣首位女信徒的陳塔嫂，鼓勵張蔥仔報名參加；她努力向學，成績也非常優異。能讀書又可賺錢，養母也就不再阻擾。後來馬偕要回加拿大，他交代學生讀聖經，半年後回來要做測驗。結果蔥仔又考得第一名，獲得白銀三元的獎金，養母更加高興。
張蔥仔在一八七八年二月三日（時年十七歲）正式受洗，也由馬偕將她改名為張聰明。隨後，五股坑教堂落成，已經受洗的陳塔嫂見三十五歲的馬偕依然孤家寡人，而想把養孫女張聰明許配給他，馬偕認為這是上帝善意的安排而欣然接納，兩人遂在同年的五月二十七日於淡水英國領事館完成終身大事。
婚後，張聰明除了照顧馬偕的飲食起居外，更經常隨同馬偕到各地佈道，而民眾也因馬偕成了「台灣女婿」，對他所宣揚的基督福音增加了不少好感，讓傳教更順利。一八八○年，張聰明隨馬偕遊歷印度、歐洲大陸、英國等地，最後抵達加拿大；為在淡水創辦神學院到各教會募款，並在隔年返台前，穿著台灣傳統服飾在歡送會上用英語暢談她在旅途中的見聞與人生感想。
一八八二年，馬偕在淡水創辦了理學堂大書院（即牛津學堂），擔任校長，張聰明則是五位教師之一，後來更成為稍晚建立的女學堂的義務教師。對近代西方文明在台灣的傳播，盡了不少心力。
張聰明和馬偕育有二女一男，長女偕瑪連嫁給陳清義牧師，次女偕以利嫁給柯維思長老，都成了「台灣媳婦」。兒子偕叡廉在返回加拿大接受大學教育，並在美國得到碩士學位後，又回到台灣，創辦了淡江中學。如今，馬偕和張聰明夫婦，還有他們的兒女及配偶，都安息於馬偕墓園裡。
馬偕到淡水傳教時，當地人呼之為「鬍鬚番」，對他、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多抱持懷疑、排斥的心態。張聰明能夠從一個苦命的童養媳搖身變成通曉並傳播西方近代文明的馬偕夫人，她養祖母陳塔嫂固然功不可沒，但若非她本人有開闊的心胸、高超的眼界、過人的才智、豐沛的愛心，也無以致之。放眼她所處的時代，像她這樣的聰明人的確是有如鳳毛麟角。
張聰明的事蹟讓我想起另一位也以聰明為名的淡水人——杜聰明。杜聰明出身北新庄的農家，家境不錯；三歲時台灣割讓給日本，六歲時為避土匪之亂，曾舉家暫時遷到滬尾（即淡水）街上，讓他對淡水港口的熱鬧和國際氛圍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別是馬偕醫館就在住家附近，他長兄杜生財還是教會義學書房的老師，書房和醫館就成了他時而遊玩之地。
杜聰明從小就喜歡讀書，九歲開始隨長兄讀漢文，十一歲進入淡水公學校，當時接受這種現代化日本教育的台人並不多，他是該校的第七屆畢業生（全班十九人），從一年級第三學期到六年級畢業，都是第一名。畢業後去報考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據他後來自述，並非他對當醫師有興趣，而是因為醫學校最難考，他把考醫學校當作自己能力的一種考驗。
結果不僅入學考的筆試第一，而且五個學年及畢業時都是第一名。畢業後，決心做學術研究而前往京都帝大醫學部深造，成為台灣史上首位醫學博士。返台後，擔任台北帝大醫學部教授，以對蛇毒和鴉片的研究而蜚聲國際。台灣光復後，曾擔任台大醫學院院長及台大代理校長，後來更南下創辦高雄醫學院，對台灣醫學教育及研究的貢獻，也無人能出其右。
我畢業後辦雜誌，曾去採訪過杜先生兩三次，也詳讀了他的《回憶錄》，讓我感觸最深的是他對兩位日本老師發自肺腑的感謝：
一位是淡水公學校的小竹德吉校長。當時還單身的小竹校長叫在淡水街上租房子的杜聰明到校長官舍跟他同住。「小竹先生愛護筆者如親生子一樣，米及菜錢一任筆者管理，每日往滬尾街市場買菜，朝夕炊飯，同吃三食，在同一蚊帳內睡眠。」
六年級時，小竹回日本結婚，不久帶著新娘子回台灣，雖然此時已不需杜聰明下廚，兼且兩人新婚燕爾，但小竹夫婦還是要他住到畢業，於是「繼續三人同住一家，同吃三頓飯，同睡於一蚊帳內。」而在要投考總督府醫學校時，因擔心他體格過不了關，小竹夫人還特別帶他到台北醫院做身體檢查。
另一位是當時總督府醫學校的代理校長長野純藏。杜聰明的入學筆試雖然第一，但體格卻被判丙下，照規定是不准入學的，不過因長野校長惜才，特別破格錄取了他，否則就沒有日後的杜聰明。而杜聰明也不負期許，入學後除了認真學習，更勤練身體，後來活到九十四歲的高壽。
當杜聰明到京都帝大醫學部留學時，經常在周末搭車前往大阪，去探望已退休的長野校長。「其夜必受先生娘準備的二人御膳，與先生同吃晚飯，及同一蚊帳內過夜，待到禮拜一始回京都。」
杜聰明在《回憶錄》裡，並未提起早年和父母、兄弟及後來和妻子、兒女同睡一蚊帳內的種種，也許此乃天經地義，不必贅述。唯獨對其實大可不必，但卻邀他同睡一蚊帳內的兩位日本恩師和師母多所著墨，正表示他對他們的衷心感念，那不只是「無人種之差異」，更是「如家人一般」。直到八十幾歲想起往事，仍然要說：「這是對筆者實在的好意，筆者衷心永久感謝其愛我之情。」
也因為這種感念，而使杜聰明在當台大醫學院院長後，每次到日本，都會去探望小竹和長野的家人（兩位老師都已過世）。一九六三年，他到奈良市探問七十八高齡的小竹夫人，並到京都問候八十三高齡的長野夫人。長野夫人感激涕零，向杜聰明說：「故舊朋友散亡，還來探望我的唯你一人而已。」
雖然整體上，日本對台灣施行的是殖民統治，但也無須否認當年確實有一些懷抱理想與熱情的日本教育工作者來到台灣，想為這裡的人做點事；就像更早前馬偕等西方傳教士為台灣的付出一般。身為一個人，實在不必拘泥於什麼夷夏之別、反殖民、文化洗腦這些政治用語，而應該看清誰才是真正關愛自己、為自己的人生指引一條明路的人，也許這才是比較聰明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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