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小學時，台中市鬧區——中正路和自由路的路口新蓋了一棟七層高的商業大樓，是當時台中的最高樓。經鄰居通報，我們興沖沖地前往（離我家走路不到半個鐘頭），搭乘新穎的電梯，來到頂樓的遊樂場，雖然沒有花錢遊樂，光看就覺得大開眼界，心滿意足。
隨後有鄉下親戚來，我主動帶著妹妹和同齡親戚前往，但要搭乘電梯時，我卻被電梯小姐趕了出來（前次來還沒有電梯小姐），因為我只穿內衣和內褲（可能還赤腳）。看著華貴的電梯關門、往上升，我覺得很丟臉、沒面子。
在進入文壇後，結交了一些文友，有一位剛認識不久的作家出了一本書，請我替他寫序。在他對我大灌迷湯後，我答應了。雖然覺得他寫的東西不合我的品味，有些地方還讓我皺眉，但總不好意思說壞話，所以我還是言不由衷、甚至有違信念地說了一堆美言。
書出來後，看自己所寫的序言，感覺一點也不像是自己所寫的，越看越覺得有失格調，越後悔自己為什麼要答應，而做出有損尊嚴的事。也因為這樣，所以我後來就都不再為人寫序，也從未請別人為我的書寫序（當然，這純粹是我個人的問題，跟他人的書與序完全無關）。
面子與尊嚴不同。面子是外在的，擺出來給人看的，想滿足的是自己的虛榮心。而尊嚴是內在的，留給自己看的，要維護的是自己的生命格調。前面所說第一個經驗讓我覺得沒面子，因為我的穿著讓我在人前丟臉；第二個經驗則因寫了有失格調的序，讓我內心自覺有損尊嚴。
每個人都各有他的面子與尊嚴，很多人把面子看得比尊嚴重要，但我倒是把尊嚴看得比面子重要。在跟人互動時，就會出現兩個面子與兩個尊嚴，讓對方有面子自己也有面子、自己有尊嚴對方也有尊嚴，是最理想的情況；但在不理想而必要的情況下，我還是會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而不給對方面子；或者折損自己的面子，讓對方感到有尊嚴。
做個有尊嚴的人，才會得到別人真正的敬重。亞里斯多德說：「一個人的尊嚴並非在於獲得榮譽，而是在於他真正值得這榮譽。」問題是很多不值的人卻自認為或要別人相信他「真正值得」。尊嚴，其實含有真假的問題。
小說家大仲馬對有志於寫作的兒子小仲馬說，只要在稿件附上一句「我是大仲馬的兒子」，就能如虎添翼。但小仲馬卻說：「我不想坐在你的肩頭上摘蘋果，那樣摘來的蘋果也沒有味道。」所以他投稿時一直使用不同的筆名，直到他寫的《茶花女》獲得出版社青睞而決定出版，編輯驚訝問他為什麼不讓人知道他的真實身分時，小仲馬說：「我只想擁有自己真實的高度。」
很多人靠家世、長相、奉承而獲得地位與榮耀，但唯有靠自己掙來的，才是真正的尊嚴。
貝多芬曾受李希諾夫斯基公爵的照顧，寓居於他的城堡。當公爵要他為佔領奧地利的法國軍官演奏鋼琴時，貝多芬拒絕了。公爵以有恩於他要脅，貝多芬認為這是在踐踏他的尊嚴，憤怒地離開城堡，並給公爵一封信：「你之所以成為公爵，是出於偶然，是由於你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為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公爵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很多，但貝多芬只有一個。」
對別人的無理要求說「不」，就是在捍衛自己的尊嚴，即使可能因此而失去一些現實利益，那更表示這種尊嚴的可貴。
有人踐踏我的尊嚴，那通常是我自己先躺在那裡。但如果是對方推倒我，再踐踏我，那為了維護我的尊嚴，我就必須站起來反擊。
很早就提醒自己：「我要捍衛我的尊嚴。」但時間久了，卻發現自己總是在誘惑與壓力下，恍神失察，而做出隨後方覺有損尊嚴的事，但木已成舟，後悔也莫及。所以，我後來轉而提醒自己：「我要讓我的尊嚴來捍衛我。」在面臨誘惑與壓力時，先想到自己的尊嚴，然後再決定做不做？怎麼做？一段時間之後，發現自己已較少後悔，而且還維繫了尊嚴。
聽一個住在洛杉磯的朋友說，洛杉磯附近有一些華人聚居的地區（並非門禁森嚴的封閉式社區），雖然是開放性社區，有公共的活動空間，但都乾淨而又美麗，路邊也沒有美國常見的遊民。剛到的人稱讚在這裡生活真好，比其他地方都更像天堂，也更有尊嚴。但他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孩子卻說：「好個屁！這些華人把遊民趕走，為了維護自以為是的體面，卻剝奪了別人生存的權利和想過自己生活的尊嚴。」
一個重視自己尊嚴的人，也會尊重別人的尊嚴，而不會隨意地加以揶揄、剝奪或踐踏。反之，任意剝奪、踐踏別人的尊嚴，卻自以為是在維護自己的尊嚴，他所維護的其實只是他的特權，而非尊嚴。
看到一則報導：哥本哈根街頭的垃圾桶，原來高度為一．五米，拾荒者必須踮起腳尖，上身伸進桶裡，才能掏出裡面的空瓶，辛苦而骯髒。熱心人士認為「應該讓願意自食其力的國民得到應有的尊嚴」，倡議縮減垃圾桶高度。市政府從善如流，將新垃圾桶的高度改為一．二米，而且可以翻轉，方便拾荒者搜尋。後來更推出專門放置飲料瓶罐的回收桶，讓拾荒者不必再東翻西找；但它不叫「愛心回收桶」，而被稱為「尊嚴回收桶」。
讓弱勢者也享有生活尊嚴，不是愛心，亦非慈悲，而是進步國家、社會和公民必須有的責任。當我們不要老是講希望大家發揮愛心，而改說大家必須盡到應有的責任時，我們才能對什麼是「尊嚴」有更深刻的體認。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