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在芝加哥大學得到博士學位（歷史）後，轉移陣地，到英國劍橋大學的莫德霖學院作博士後研究，我們夫妻利用這個機會專程去探望她，在劍橋大學裡裡外外勾留了幾天。雖然是蜻蜓點水，但也了卻了我從學生時代就有的一個模糊心願。
我剛進台大時，想要當一個知識份子，而買了好幾本自以為跟這個角色相關的書來看，其中有一本就是《羅素回憶集》。我從書裡讀到羅素對劍橋大學的回憶：「除去一點瘋狂和懶散，劍橋真是個好地方，在那兒心靈可以獲得獨立，永不受阻撓。」而且提到他周遭的師長與同學多為才華洋溢的精英份子：「能與他們生存在同一時代，有機會同躋一堂，真使我高興。」
我看了心有戚戚焉，因為那彷彿就是當年「初生之犢」的我對台大的感覺或者說懷抱的夢想。一兩年後，再讀陳之藩的《劍河倒影》，看到一個華人學者眼中的劍橋和他心中的感嘆，拿來和日漸熟悉的台大稍作對照，覺得劍橋似乎成了西天的一朵美麗雲彩，雖然讓我心嚮往之，卻已是可望而不可及。
想不到在過了「耳順之年」，托女兒的福，自己居然美夢成真，來到了年輕時代所嚮往的知識殿堂。
除了女兒所在的莫德霖學院外，我們最先參觀的當然就是當年羅素就讀，也是劍橋大學最有名的三一學院。學院正門上方有著精緻的雕刻，訴說它輝煌的歷史。但最引人注目的也許是入口右側的小花園裡，那棵青翠的蘋果樹。女兒說那是從牛頓的故鄉移植過來的，她在劍橋兩年，曾見過它開花結果，但似乎沒有人坐到樹下，想被掉下來的蘋果擊中。
牛頓當年也是在三一學院就讀和作研究，在學院入口處種一棵蘋果樹，想來是為了呼應牛頓被蘋果擊中而發現萬有引力的傳說。雖然只是傳說，但能千里迢迢、煞有介事地將蘋果樹移過來，讓我感覺在嚴肅的用心中，更有著活潑的玩心。
進了學院，寬闊的中庭綠草如茵，中間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噴泉，看來已不再噴泉。女兒說拜倫曾跑到裡面洗澡，當然也只是傳說，但的確也是他可能做的事。牛頓和拜倫，一個物理學家和一個詩人，兩個截然不同的靈魂竟然同是三一學院的高材生。
在三一學院教堂的前廳裡，豎立著牛頓、培根、丁尼生等傑出畢業生的雕像，哲學家羅素在這裡只能算「小咖」的。看了資料才曉得，在二十世紀，三一學院共獲得了三十二個諾貝爾獎。為什麼單單一個學院就能培養出從物理學家、哲學家到詩人的各色人才，而且表現傑出？
我想，除了劍橋大學本身底蘊深厚，能吸引來自英國及世界各地的菁英外，特殊的學院制（經女兒解說，我才更清楚）更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劍橋大學現有三十幾個學院，各自獨立，但它們不像台灣的文學院、工學院等以學科來劃分，而是由來自不同科系的大學生、研究生、教師混編而成，學院裡有教堂、餐廳、教授研究室、學生宿舍等，更像是老師和學生共同生活的場所。
用餐與喝茶（晚餐需穿正式黑袍）是大家交換意見的美好時光，從學術到八卦，無所不談。因為「生物複製」的先驅性研究而獲得二○一二年諾貝爾醫學暨生理學獎的約翰‧格登也在莫德霖學院，女兒告訴我，有一次用餐，發現坐在她旁邊的就是這位大師，讓她既驚訝又興奮。後來有兩三次也跟他一起吃飯聊天，我想，當「歷史」遇到「生物」，不僅可以談得很愉快，應該也會很有趣吧？
這個也正是陳之藩在《劍河倒影》裡所說的「教授與學生混合，喝茶與講道混合，吃飯與聊天混合，天南的系與地北的系混合，東方的書與西方的書混合」，在相互激盪下，很可能就會迸出意想不到的靈感和創意。
反觀台灣的大學，不同的學院之間不僅涇渭分明，而且似乎還有意加以區隔。我醫學系一、二年級雖在台大校總區上課，卻沒有跟其他學院的人上過一堂共同科目；連宿舍也都被安排跟醫、農、理、工學院（也就是「自然組」）的同學住一起。我實在搞不懂，為什麼醫學院的學生就不能和文學院的住在一起，更不要說老師和學生一起用餐、聊天了。
三年級後改在醫學院上課，跟當時的法商學院雖然只隔著徐州路，但兩個學院的人幾乎可說是「老死不相往來」。我是因為加入當時的台大校刊「大學新聞社」，才結識一些其他學院的朋友，除了搖筆桿以文會友外，更經常在學生活動中心、大王椰下、咖啡屋、路邊攤高談闊論，互相揶揄也互相砥礪，激發並檢驗彼此的夢想。
就是這些來自不同學院的同學，大大開拓了我的心靈視野，而且成了到現在依然經常聚會的終生摯友。如果沒有參加社團，和這些同學交流互動，我的大學生活將只剩下平淡與庸俗。
離開劍橋的前一天，我們搭船去遊劍河（康河）。水光瀲灩晴方好，春色空濛景亦奇，女婿撐著篙，女兒則沿途為我們指點江山，三一學院、聖約翰學院、國王學院、克萊爾學院、數學橋、嘆息橋……從眼前一一滑過，我探頭望進那清淨的河面，看到自己模糊的容顏，無端興起一股模糊的鄉愁。
良久才曉得，那是一種很久很久以前，想要在一所「理想大學」裡做一名「知識份子」的「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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