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四 生活的男低音 8
凌晨五點多，在暗藍色的天空下，暗灰色的奇峰怪石間，迎客松逐漸顯現它暗黑色的身影。我有一種比作夢更奇怪的感覺。在年輕時代，我是作夢也想不到有一天清晨，我會從黃山之巔醒來，看著那靜靜佇立近千年的迎客松，為世事之難料發出無聲的驚疑。
天色漸亮，從玉屏樓賓館下來的遊客漸多。我正欲折返，看到一名男子從下面的石階「跑」上來。我認得他，他是昨天就從山下一路跟著我們的轎夫；他也認得我，因為我很好認，而且昨天他似乎就認定我會「後繼無力」，沿路緊跟著我。
轎夫兩人一組，我們一行十餘人，昨天有四組轎夫一路跟著我們，雖然中途只有一個胖女人坐了轎，但他們很有耐心，藤轎等生財道具都擺在山上，算準了第二天醒來腿痠，會有更多人後繼無力。我們才走一半的路而已。
「您今個就坐我的轎吧？」他滿臉堆笑地對我說，氣還有點喘。我好奇地和他攀談，方知他家在離黃山五里路的地方，早上三點多就出門，連走帶跑，為的就是希望早點拉到生意。「您就賞個臉，早坐早舒服，價錢一樣的！」
雖然覺得他很辛苦，我還是勸他盡快去找別人。幾年前在漳州，一個六十幾歲的乾瘦老頭一直要我坐他的三輪車，我實在不忍心，但又不能直接給他錢。眼前這位轎夫雖然只有三十出頭，看起來也蠻壯的，但我就是不想坐轎子。坐計程車就不會有這種問題，我想大概是對享受對方付出原始的勞力這檔事感到不自在吧。自己雙腳健全，卻要人大汗淋漓、氣喘吁吁地抬著，這不是「作威作福」、「剝削」嗎？但如果大家都心懷「罪惡感」而不坐轎，那這些轎夫沒收入，餓著肚子回家，面對嗷嗷待哺的妻兒，豈不更加可憐？
這是個兩難。在這種兩難裡，我通常扮演鴕鳥。還好，那天離開玉屏樓不久，在蓮花峰下，就有人坐了他的轎。我又做了一次愉快的鴕鳥。
最近，看到大陸很多風景區陸續興建纜車、索道、甚至電梯，而威脅到傳統轎夫生計的報導。我想，更重要的應該是這些纜車、索道、電梯對自然景觀的破壞，但為了不破壞自然景觀，是否就要轎夫繼續大汗淋漓地抬著大家上山？
那要先問你對轎夫有多少認識，又為什麼會對轎夫產生特殊的看法？爬黃山已是多年前的舊事，那群我唯一接觸過的轎夫早已面貌模糊，但他們那日漸消散的身影，卻讓我對某些問題日漸感到不安起來。
一九二○年，英國哲學家羅素應邀到中國，在北京、上海等地講學九個月，回英國後，在各大媒體表了一系列他對中國看法的文章，後來還出版《中國問題》一書。在〈中國人的性格〉一文裡，羅素特別提到他在中國坐轎子的經驗：「我記得在一個炎熱的夏天，我們幾個人坐在轎子裡，被抬過山丘，道路崎嶇難行，轎夫非常的辛苦。到了山頂後，我們停下來十分鐘，讓他們休息一會兒。轎夫們立刻並排坐下來了，抽出他們的煙袋來，又說又笑，好像一點憂愁都沒有似的。」
羅素為什麼會特別提到這件事？我想對像羅素這樣的一個西方哲學家來說，當他坐在轎子上時，心中想必會有在「剝削他們」的罪惡感，而覺得這些轎夫「真可憐」，但後來卻發現轎夫們「又說又笑，好像一點憂愁都沒有」，絲毫沒有埋怨天氣和怪罪坐轎人的意思，也絲毫沒有悲嘆自己的命運或為此感到憤怒的意思。他不僅鬆了一口氣，而且覺得剛剛認為轎夫「不幸」的想法可能錯了，他們有屬於他們自己的幸福，一種樂天知命的幸福。
根據羅素的觀察和描述，他認為中國人的性格有逆來順受、被動、隨遇而安、樂天知命、愛面子、貪婪、懦弱、缺乏同情心等幾個面向，這些「又說又笑的轎夫」應該是屬於「樂天知命」型的。「每個人都有他的幸福形式，用自以為是的眼光去衡量別人是否幸福是錯的。」單從「哲學家」與「轎夫」的角度來看，這種說法自有它的見地；但如果換成「有良知的西方哲學家」和「中國人」，就會讓人覺得有點不是滋味。
我以為羅素真正要說的其實是：
從十九到二十世紀初，中國人飽受西方列強的欺凌、踐踏，任何「有良知的西方哲學家」都應該對此感到慚愧和罪惡，而為「中國人」灑一掬同情之淚。但，且慢！中國人「真的」像你認為的那樣可憐、不幸嗎？他們可能有他們自己的幸福形式，「又說又笑，好像一點憂愁都沒有」呀！羅素的「轎夫論」很容易讓人產生這樣的聯想。
魯迅在〈燈下漫筆〉這篇文章裡，也提到羅素坐轎子的事。他先對西方人之所以讚美中國的幾種「居心」做了一番批評，然後話鋒一轉說：「至於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不知道魯迅所說羅素的「別有意思」，是否就是我上面所說的那種意思；但魯迅的重點是在指陳轎夫的「又說又笑」，並非羅素所認為的「樂天知命」，而是「奴隸性格」使然：「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於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這是魯迅一貫的觀點，他希望被奴使的轎夫能夠覺醒，所以當他看到他們居然「又說又笑」時，就為他們感到痛苦、感到悲哀。
很顯然，每個人對幸福有不同的定義，不僅「什麼是自己的幸福」有別，連「什麼是別人的幸福」也不同。「什麼是（中國）轎夫的幸福」，羅素和魯迅顯然有不同的看法，我以前也有我的看法，但我現在最想知道的其實是轎夫自己的看法。
羅素有羅素的幸福，魯迅有魯迅的幸福，轎夫有轎夫的幸福，我有我的幸福。轎夫的幸福是什麼，那要轎夫自己說的算。想從別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幸福，是不幸；想把自己認為的幸福強加在別人身上，是另一種不幸。
這就是某些人的身影日漸消散時，我日漸感到不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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