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電高層人士在電視上說：「核能電廠是個科學問題。」這種觀點及背後的心態讓人感到非常驚訝。「要不要建核能電廠」絕不是「科學問題」，對政府有關單位來說，這是一個政策問題；對社會大眾而言，則是一個立場問題。即使核能電廠在科學技術層面上已臻於「十全十美」，我們仍然可以對它說「不」──不要這種科學技術。
這是一個抉擇的問題。科學及其衍生出來的技術，在這個問題裡，是被我們評論、選擇的對象，而不是幫我們做選擇的工具，當然更不能反客為主，成為我們做出何種選擇的仲裁者。
核能電廠是「科學問題」？
四、五月間，為了核四廠，國內反核及擁核人士出現了不少爭辯和動作。其高潮是反核團體在台北市舉行了一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而台電則花了大筆經費在各媒體刊登擁核廣告，雙方互別苗頭，但也都強調要以理性訴求去爭取民眾。
在環保意識日漸抬頭的趨勢下，興建核能電廠成了考驗各國政府相關單位施政智慧的一個頭痛問題。反核這個世界性的抗爭議題在臺灣出現，而且形成一股力量，除了環保日受重視、臺灣本身的地理條件及台電本身的專業與敬業條件令人憂慮外，它還彰顯了一個特殊的意義──這是國內第一次動員那麼多人，對能提供舒適生活的尖端科技怒聲說「不」。
台電高階人士在電視上說：「核能電廠是個科學問題。」這種觀點及背後的心態讓人感到非常驚訝。在核能發電過程中，以什麼放射性物質為燃料、會發生什麼樣的核反應、產生什麼樣的核廢料、如何冷卻反應爐內的高熱、又如何處理核廢料等，也許是「科學問題」；但「要不要建核能電廠」卻絕不是「科學問題」。對政府有關單位來說，這是一個政策問題；對社會大眾而言，則是一個立場問題。
如果我們考慮到經濟成長、生活舒適、國際利益交換等問題，那麼即使明知有核能災變的可能性，我們恐怕還是會對核電說「是」──企圖以更具說服力的說辭去掩飾它潛在的危險性。但如果我們考慮到生態環境保護、後代子孫、回歸較自然簡樸之生活的可能，則即使核電在科學技術層面上已臻於「十全十美」，我們仍然可以對它說「不」──不要這種科學技術。
這是一個抉擇的問題。科學及其衍生出來的技術，在這個問題裡，是被我們評論、選擇的對象，而不是幫我們做選擇的工具，當然更不能反客為主，成為我們做出何種選擇的仲裁者。這種關係正如民主社會裡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科學像政府一樣是一部龐大的、為人服務的機器，雖然具有無比的力量，但讓它們發揮力量的乃是來自人們的認可與授權。人們可以基於自身的立場與好惡，經由投票來歡迎或拒絕某個政黨扮演國家機器，核電雖屬尖端科技，似乎也不能在這個層面「免疫」或「免議」。它無涉「科學」，甚至有違科學家所熟悉的「理性」與「真理」，但卻是台電、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科學家所必須面對的新態勢。他們所面對的不是「科學問題」，而是社會大眾對尖端科技的態度、評判及抉擇的問題。
社會大眾是「不夠格」的評估者？
社會大眾和專家對核能的看法有很大的歧異。
美國「危險性評估學會」（Society for Risk Analysis）的前會長史洛維克（P.Slovic）曾設計了一套問卷，讓一般民眾和危險性評估專家以「因死亡而對社會危害」的觀點來評估三十種科技及活動。結果，在一般民眾心目中，對社會危害最大的前五個項目依序是：核能，汽車，手鎗，吸菸，摩托車；但在危險性評估專家眼中，五個對社會危害最大的項目則依序是：汽車，吸菸，酒精，手鎗，外科手術。
一般民眾和專家的評估，雖有很大的交集，但也有不少差異。差異最大的一項就是「核能」。一般民眾將它列為最大的危害，但專家卻將它列為第二十項危害，其危害程度還不及腳踏車及鐵路（火車）。而對另一種輻射──醫用X光的危害程度，在專家眼中排名第七（僅次於前五項和摩托車），但在一般民眾心目中，卻落到第二十二項（比游泳或滑雪所可能造成的傷害還低）。
為什麼對核能或輻射線所可能造成的社會危害，一般民眾和專家會有這麼大的歧異？原因當然很多，譬如一般民眾較缺乏這方面的資訊，所以可能產生錯誤的判斷；又譬如大眾傳播媒體中有關車諾比及三哩島核能災變的大篇幅報導，可能加深社會大眾對核能電廠的憂慮等。而專家對各種科技及活動的危險性評估則是根據統計學的資料與方法去核算的，根據這種核算，核能災變所可能導致死亡，雖不若「拉思木森報告」（Rasmussem Report）所說「一個人死於核能意外的機會約等於被隕星擊斃的機會」那樣「渺茫」，但卻比「騎腳踏車自己跌下來摔死」的機會還小。
但如果因此而論斷一般民眾在核能方面是個「不夠格」的評估者及憂慮者，恐怕也失之草率。
一般民眾自有他們認知上的特點，譬如他們雖將「核能」列為「因死亡而對社會產生最大危害」的項目，但要他們評估各項科技及活動「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數時，則核電可能導致的死亡人數反而被列為最後。
這表示，一般民眾並不是以災變的可能性及死亡人數等可量化的「數字」來評估核電的社會危害的，他們還有其他的考慮。
它是一種「非理性」的憂慮？
對這種統計學以外的考慮或憂慮，有兩種說法：一是認為它們是人類「非理性行為」中
的一環。史丹福大學的特維斯基（A.Tversky）及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卡尼曼（D.Kahneman）就認為，人類的心智經常會對未確定之事做出錯誤的判斷，而產生「非理性」的抉擇行為。
這種例子確實比比皆是。譬如以前一個老菸槍搭飛機旅行，在劃位時，他會選擇吸菸區的座位。當飛機起飛後，他一邊怡然地吞雲吐霧，但一邊卻也在心裡擔心，萬一飛機失事，則自己將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
從科學的觀點來看，這個老菸槍的擔心不僅是「過慮」，而且本身的思想與行為也充滿了矛盾。因為從統計學上來看，死於飛機失事的人數遠低於死於吸菸致病的人數，做個簡單的換算，在美國，每天因吸菸致病而死的人數大概有一千人，約相當於三架滿載的巨無霸客機失事全體罹難的數目，如果這位老菸槍果真怕死的話，那麼他的理性抉擇應該是戒菸，而不是一邊猛吸菸，一邊對飛機產生過度的憂慮，或者抱怨航空公司無法提出「絕對安全」的保證。
史洛維克也一再遇到類似的情形。譬如「汽車」是一般民眾認為僅次於「核能」的社會
危害，在美國，每年死於車禍的人數約有四萬五千人，但在開車時能繫上安全帶的人卻不多
，史洛維克曾為此而擬定了一個「理性宣導」策略，他向駕駛們強調開車的「一生危險性」
──一個人在一次汽車旅行中喪生的機會雖只有四百萬分之一，比搭飛機旅行喪生的機會少很多，但若長期來看，一個人在一生中開車或坐車的次數約為五萬次，因此，一個人在一生中死於車禍的機會就躍升為八十分之一。但如果每個人在開車前都能繫上安全帶的話，即可減少半數的死亡，換句話說，養成開車繫安全帶的習慣，將是使自己在這種高機率危險性中免於喪生的重要防護措施。
但史洛維克卻氣餒地發現，接受此一理性宣導的駕駛，在走出實驗室開車離去時，繫上安全帶的人數並未增加。而這些人，卻很可能是激進的反核分子，他們當然也可能抽菸，汽車排放過多的廢氣，一再地污染他們所「珍惜」的環境。
一般民眾對科技產品的態度、估計及抉擇行為中，確實會有某些「非理性」的成分，而它們當然也不是所謂的「理性訴求」能夠輕易說服的。
人類對危險「知覺」的三大特色
史洛維克雖然認為一般民眾對不確定事物的判斷及抉擇含有非理性的成分，但也不是全無章法可循。他提出了另一種說法：在面對可能的危害時，人們判斷的依據並非「理性」（reason），而是「知覺」（perception），這種「知覺」具有三大特色：
一、人對「操之在我」的危險有較大的容忍度，而排斥或害怕「身不由己」的危險。就前述那個搭飛機的老菸槍來說，他不是不知道抽菸的危險性，但要抽幾根菸、抽什麼品牌的香菸，卻完全「操之在我」，也「出於自願」，所以他對此的憂慮較少。反之，搭飛機失事的危險性雖然不大，但飛機的維修品質、駕駛員的技術及身心狀況等，卻完全是自己「不能過問」的，完全「操之在人」的，這種「身不由己」會加深他主觀上的憂慮。
開車不繫安全帶的情形也出於同樣的心理。多數人總覺得自己開車技術很好，而且會很注意，所以繫安全帶是多餘的，但坐別人的車時，感覺就不太一樣。
二、人對熟悉的危險有較自在的感覺，對新奇的危險則會產生較大的注意與憂慮。愛滋病所帶來的死亡威脅，引起世人極大的注意與憂慮，因為它是一種新奇的危險；雖然它的死亡人數遠不及心臟病，但人們卻較少憂慮心臟病，因為它已是一種為人們所熟稔的古老危險。
在科技方面，人們對搭飛機比坐輪船有較大的憂慮，這也是出於類似的認知，因為輪船的問世比飛機要來得久遠。
三、人對一次帶來大量死亡的危險比零星而一再發生死亡的危險有更大的懼怕心理。因坐船翻覆而死的人數遠不及因游泳溺斃的人數，但多數人對前者的懼怕卻遠甚於後者。除了坐船翻覆是「身不由己」的危險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它一次即帶來大量的死亡，而游泳溺斃卻是零星的。
如果我們用人類「危險知覺」的這三個特色來評估核能電廠的危險性，那麼它確實是一個「極大的危險」。它的操之在人、自己無法控制、新奇及一次帶來大量死亡的本質都讓人感到憂慮、恐懼與排斥。
但我們絕不能因為這種憂慮、恐懼與排斥是建立在「感官知覺」上，就說它是虛幻的。一種尖端科技之所以會成為「集體的憂慮」，可能是因為它代表了人類集體潛意識裡的「危險原型」。就像結構主義大師李維史陀（C.Levi Strauss）所說，「理性思維」與「感官知覺」是人類獲取知識的「兩種平行方式」，核能電廠是科學家「理性思維」的產物，既然有那麼多擁核及反核的專家用「理性思維」去評估它，則缺乏專業知識的一般民眾以「感官知覺」對它評估或再評估，不僅不會不妥，甚至還可以提供另一個觀照方向。一般民眾最大的憂慮是「科技的高度發展終有一天會導致不可收拾的局面」，車諾比核能電廠的浩劫只是這種憂慮的初步兌現而已；對這場浩劫，到底是專家的「理性思維」或一般民眾的「感官知覺」獲「勝」，應該是非常清楚的。
經由「感官知覺」而產生的「集體憂慮」，通常具有進化學上的意義，而所謂進化學上的意義，指的是一個物種是否能在這個星球上長遠地生存下去。
有人願意「冒更大的險」
人類雖然會對某些危險產生憂慮，而避開它，甚至排斥它，但有時候也不得不挺而走險。特維斯基及卡尼曼曾做過一個實驗，實驗對象是一群專科醫師，他們面對了一種讓六百人瀕於死亡邊緣的怪病，現有A、B兩種療法，當對這兩種療法的陳述是「A療法確定可使兩百人活命；而B療法的效果較不確定，它使六百人都活命的機會是三分之一，但都一命嗚呼的機會是三分之二。」時，則多數醫師都選擇了A療法。但陳述若改為「A療法確定會使四百人喪生，而B療法使六百人都活命的機會是三分之一，但都一命嗚呼的機會是三分之二。」時，則多數醫師會轉而選擇較冒險的B療法。
其實，這兩種陳述乃是以不同的角度來呈現同一內涵，但在將呈現角度從「活存者」轉為「死亡者」時，卻影響了專科醫師對兩種療法的不同評估和抉擇。特維斯基和卡尼曼認為，這是解釋的「結構」問題，人類心靈的一個特性是對「得」與「失」有一種認知失衡的現象，當他的著眼點是「損失」時，他就願意冒更大的險去避免可能的損失，並將這種冒險合理化。
而且，立即而確定的損失看起來總是比遙遠而不確定的損失要來得「大」。在美國喬治亞州，有關單位雖一再宣導開車繫安全帶可避免半數的車禍死亡，但十個人中只有兩個人將它當一回事，在開車時繫上安全帶。而德克薩斯州除了做上述宣導外，又加上「不繫安全帶罰款五十美元」的法律，結果在這種立即而確定的損失下，每十個德州人中有七個在開車時都繫上了安全帶，也就是說有一半的人做了不同的抉擇，改變了他們的行為。
在核能電廠這個議題上，要讓一般民眾，甚至反核專家改變原先對它的憂慮與排斥心理，引進「立即而確定的損失」這個因素，是最有效、便捷，但也是最可議、最令人擔心的做法。而所謂「立即而確定的損失」就是限電所帶來的不便、痛苦和生產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就像前面所說的，有相當多的人願意「冒更大的險」，改變他們的想法和抉擇。
很巧或者說很不巧的，在反核遊行之後半個月的五月二十曰，臺灣地區因尖峰用電超過負荷而開始分區輪流斷電，台電為此向國人說抱歉，政府官員也適時出面說要「積極開發新能源」。
我們當然願意相信，臺灣的電力確實日漸不敷使用，限電乃是不得已之舉，而非某些人所說的是為核四鋪路的「處罰性動作」。但我們也必須了解，在經常的限電之後，如果擁核的聲浪加大，並不意味我們對核電的品管及防護措施已經提升，或者國人做了「理性的抉擇」，而是我們願意「冒更大的險」。
無關科技的最基本抉擇
也許有人會說：「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自從科學勃興之後，每個時代的社會大眾對當時新興的科學技術及科技產品都曾有過相當的憂慮，但後來不是都「沒事」？說得犬儒一點，科學只是改變人類的死亡方式而已。今天我們擔心核能電廠會禍延後代子孫，但後代子孫也許會認為我們有的乃是「杞人之憂」。
當然有這種可能性（專家似乎未估算出它的機率是多少），但問題是人類的需求在科學的「餵養」下越來越大，而只能以具有更大能力（也意味著更大危險）的科技來獲得滿足，長此以往，它的結局會是什麼呢？恐龍一再膨脹牠的軀體，最後終至成為負擔，是導致牠從這個星球消失的可能原因之一。從進化的觀點來看，人類無限制地發展及運用科技，未必是福，因為達爾文的進化論告訴我們，進化並非朝「更完美」的方向在進行的。
要打破這種「勇往直前」的趨勢，還是有賴人類自身的抉擇，但不是選擇何種科技，而是更基本的、選擇何種生活方式的問題。我們應該自問：是否一定要過這麼豪華奢靡的生活？是否必須維持這麼高的經濟成長率？江上的清風明月是否不如冷氣房裡的卡拉OK？以不到兩小時從台北跑到高雄的高速鐵路能增加我們什麼生命意義？如果不回頭猛省，那麼到下一個世紀，小小的臺灣需要的恐怕不是四座核能電廠，而是八座！
選擇何種生活方式，當然也不是「科學問題」，而是生命的智慧，我們已經很久沒有運用這種智慧了！當核電四度來按鈴時，在冒更大的險去開門之前，請駐足三思。
（原載《牛頓雜誌》，一九九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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