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神話。已往的神話多在解釋宇宙及人類的過去，現代神話則旨在描繪人類及宇宙可能的未來。神話是人類想像力的產物，在古老的神話裡，天空曾玻一個洞，是一個叫女媧的英雄煉五色石將它補起來的；而火種則是由普羅米修斯這個英雄從天上盜取送到人間來的。在以未來學為主軸的現代神話裡，人類將遠征外太空和深海，在那裡建立殖民地；將製造出具有情感、意志的機器人與生化人，但完成這些豐功偉業的卻不是什麼「英雄」，而是科技，或是IBM、三菱集團。
這不只是在未來的領域裡，我們無法指名誰是「英雄」的問題，而是我們可能已踏入了一個「英雄沒落」或者說「英雄被解構」的年代。
托佛勒的未來學三部曲
托佛勒（A.Toffler）的未來學三部曲：《未來的衝擊》 (一九七○）、《第三波》（一九八○）與《大未來》（一九九○），每本書一問世，均造成舉世注目與轟動，托氏並因此而成為當今最重要的社會思想家之一。
未來意味著改變。在《未來的衝擊》裡，托氏指出「一時性」、「新奇性」與「多樣性」是未來的趨勢，一用即棄的物品如紙製的結婚禮服、可移動的運動場、組合性的娛樂宮等將日趨流行；而隨著核心家庭的崩潰、生化革命的興起，受精卵銀行及專業撫育父母機構將日漸抬頭；同時，電腦將進入教室從事個別教學，都會將出現專屬青年人的街道、專供同性戀者觀賞的電影院等。
在《第三波》裡，托氏則指出，以電腦、電子、資訊、生化等為基礎的未來新產業，將成為經濟的最高原則，「資訊」是最基本的原料與最可貴的財富，龐大的電腦挾帶著飛速運轉的磁帶和複雜的冷卻系統，將無數晶片安置在每一家庭、醫院、旅館、汽車零件，甚至每一塊建築磚塊之內；工廠不再生產大量而劃一的產品，電子裝置撤銷了辦公室裡的舊工作，並打開新機會，不少職員和工人將從辦公室和工廠回到家中，在家裡的電子化小屋工作。
在《大未來》裡，托氏指出眼前的世界正進行解構，一場大型的權力轉移戰已然展開，知識將成為權力的真髓。一方面，原由少數特權分子壟斷的知識正擴散給普羅大眾，另一方面，任何致勝的行動──譬如軍事行動都必須完全依賴裝配在武器和監視系統上的知識。知識在進行重分配，權力也將流往新方向，隨著共產集團的崩解、少數民族的分離運動、跨國企業的併購與重整，世界將出現有別於傳統國家及聯合國的新型態組織與聯盟。
沒有英雄的現代神話
托佛勒的未來學三部曲的確相當吸引人。未來必然含有「預測」的成分，但他不喜歡人家稱他為「預言學家」。他曾說：「要對未來進行精密的預測簡直是無稽之談，生命本來就充滿種種超現實的意外，即使是那些看來最紮實可靠的數據和模式，都只能奠基在微弱的假設上，尤其是針對人的事情。」未來含有相當多「不可知」的成分，但在邁入不可知的未來之時，與其盲目前行，他說：「我們手中最好先握有一張雖不完整但卻有粗略雛型的地圖，一路摸索一路更正修改，這總比完全摸不著方向要來得好。」
托佛勒所提供給我們的「地圖」，主要是用經濟學的測量儀器繪製的，而讓這些測量儀器在地圖上峰迴路轉的是科學技術──諸如電腦、基因工程、試管嬰兒、機器人、傳真機、雷射、太空梭、抗癌新藥等。
科學知識與技術的確是塑造人類未來的最大力量。但托佛勒比一般泛泛之輩的「未來學家」高明，他並不以這些東西做線型的「外推」（extrapolation），而是將它們放在一個更大的模型裡來思考。他說：「未來的變化是衝突的結果，而不是自然的演進。」科學雖是未來最大的推動力，但並非單一的推動力，未來的鉅變是由各種新、舊的推動力相互牽引、抗衡或合流所造成的。
在托佛勒的未來學三部曲裡，正充滿了這樣的「勢」、「波」與「力」，但卻找不到一個「英雄」。個人在這方向、大小不一的滔滔歷史洪流裡，不僅顯得微不足道，而且似乎被淹沒了。
如果說「未來學」是新興的「現代神話」，那麼很顯然的，它是一則「沒有英雄的現代神話」。
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神話。已往的神話多在解釋宇宙及人類的過去，現代神話則旨在描繪人類及宇宙的未來。神話是人類想像力的產物，在古老的神話裡，天空曾經破一個洞，是由一個叫女媧的英雄煉五色石將它補起來的；而火種則是由普羅米修斯這個英雄從天上盜取，送到人間來的。在以未來學為主軸的現代神話裡，人類將遠征外太空和深海，在那裡建立殖民地；將製造出具有情感、意志的機器人與生化人。但完成這些豐功偉業的卻不是什麼「英雄」，而是科技，或者IBM、三菱集團。
科學拼圖遊戲中的英雄解構
這不只是在未來的領域裡，我們無法指名誰是「英雄」的問題，而是我們可能已踏入了一個「英雄沒落」或者說「英雄被解構」的年代。
如果我們說愛因斯坦是近百年來最偉大的「科學英雄」，那麼耶魯大學的科學史學家普萊斯（D.S.Price）就是愛因斯坦英雄性的「解構者」。普萊斯承認愛因斯坦確實是最偉大的天才之一，但他說：「如果愛因斯坦不存在，也不做他所做的事，則其他人還是會在十年內發現他所發現的東西！」
普萊斯將科學發展視為一場「拼圖遊戲」，它跟普通拼圖遊戲不同的地方是，不僅沒有可資參照的完成縮小圖，而且還是一幅非常巨大的、三度空間的拼圖。科學家們分成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幾組，盤據在不同的區位裡拼圖。較容易的部分很快就被拼好，但更多的是撲朔迷離、需一再「試誤」的角落，最後終於有一個人放下關鍵性的一小塊，因為它的嵌入，產生新的情況，讓其他科學家看出新的契機，於是又有幾人迅速地拼入周邊的數塊，然後大家再度陷入長考。
當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區位的科學家各自擴充它們犬牙交錯的版圖後，數學所伸出的某個狹長「半島」接近了物理的一個「斷層」，中間出現了有待填補的「空隙」，於是很多人湧到這個空隙附近，根據周邊的地形圖樣，嵌下合適的圖塊，將「數學半島」和「物理斷層」銜接起來。
根據此一拼圖模式，普萊斯指出，愛因斯坦是一個因緣際會地走到物理和數學版圖所形成的某個「海峽」地帶的科學家。他的E=mc²是填補這「海峽」關鍵性的一大塊拼圖，這當然有賴他的才智，但如果沒有「海峽兩岸」已拼好的物理及數學圖樣，他即使再天才也無能為力（如早生個一百年）；而即使他在大學畢業後就改行去當小提琴家，到頭來還是會有後繼的科學家從那「海峽兩岸」的相關圖樣，拼下E=mc²這關鍵性的一塊。
「如果某件事已經水到渠成，總有人會去完成它，至於是什麼人，則是隨機的。」在普萊斯的心目中，所謂「天才」，只是上帝從某些「夠格」的人中隨便挑一個來完成科學的歷史任務而已。
英雄與物質性社會存在條件
具有這種觀點的並非只有普萊斯一個，哈里斯（(M.Harris）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但卻是從文化唯物論（CulturaI materialism）出發。他承襲了馬克斯「並非人的意識決定其存在，而是他的社會存在決定其意識」的論調，認為當一個社會的「下結構」（infrastructure，物質性的社會存在條件）成熟時，人類即會產生與之相應的思想，進而發展出各種技術來，從火、輪子、農業、曆法到船、汽車、飛機等，它們都在類似的社會「下結構」中被不同的個人發明或發展出來。而且，除非社會物質性存在條件已趨於成熟，否則你再有多好的「獨特創見」，也將被認為不值一顧。譬如亞里斯他可士（Aristarchus）在西元前三世紀就提出了「地球繞日說」，達文西也在十六世紀就發明了「直升機」，但卻都孤掌難鳴，因為這些觀念和發明脫離了當時的社會物質性條件。
在科學史上，確實不乏符合普萊斯及哈里斯觀點的例證。就拿「發明大王」愛迪生來說吧，他所置身的社會「下結構」是一個由工業革命、資本主義、清教徒思想等所形成的「科技大拼圖」時代，愛迪生抓緊這個社會脈動，「絕不發明沒有商業價值的東西」。他是當時最傑出的拼圖者，但卻非唯一的拼圖者，舉凡自動電報機、電燈、留聲機、電影等，當時都有人爭先恐後地在從事開發研究，愛迪生只是在某些方面拔得頭籌或做得最好而已，任何略懂科學史的人都知道，即使沒有愛迪生，照樣有人會發明出自動電報機、電燈、留聲機、電影。
不僅應用科學如此，理論科學也有這種現象，其中較有名的例子如牛頓和萊布尼茲（C.W.Libniz）幾乎同時在英德兩地發展出微積分來；而達爾文和華萊士（A.R.Wallace）對不同地區的生物觀察同樣獲得了「天擇說」（naturaI selection）的進化理論，更妙的是，兩人在形成其理論的過程中，也都同樣獲得馬爾薩斯（T.Malthus）《人口論》的啟發。但兩人若只待在英國本土，可能都無法形成他們的進化論，達爾文的漫遊加拉巴哥群島和華萊士的遠征馬來群島，又都和當時英國的物質性社會存在條件有關（他們的理論就是建立在對這些群島的生物觀察所得上）。
科學英雄的另一種偶然
「時勢造英雄」，科學史上某些英雄人物的豐功偉業也許可以用上述方法加以解構，但如果我們換個角度來看問題，卻也會發現科學上的很多發現與發明含有「時勢」之外的另一種「偶然」因子。
弗萊明（A.Fleming）雖然自醫學院畢業後（一九○六年），即像當時很多的醫學家般一直想找出對人體組織沒有毒害的抗細菌物質，但搞了二十幾年，都沒有什麼突破。直到一九二八年的某一天，他的葡萄球菌培養皿因「不小心」而受到點青黴菌（Penicillium notatum）的孢子污染，在黴菌菌落周圍出現沒有葡萄球菌生長的一個圈圈，他研究這個黴菌菌落，才發現其中有一種物質可以抑制葡萄球菌的成長，這種物質就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青黴素（penicillin），它開啟了人類對抗感染的新頁。
當然，我們可以說，即使弗萊明的培養皿不受到污染，或他不去注意那個異常現象，「早晚」還是會有人發現抗生素，甚至是經由不同的途徑。但只要晚個二十年，今天的人類社會和科學發展可能就會完全改觀，因為不少今天在從事「拼圖」的科學家，說不定在還未走進科學的殿堂前，就已在童年時代死於致命的感染症！而如果在一九三○年代也有所謂的「未來學」，則當時對感染症治療的預測及考慮其死亡率而推演出來的社會趨勢報告，也可能因此而變為一堆廢紙。
很多發現和發明可能是大勢所趨，我們也許可以衡量科學拼圖中的圖樣或物質性社會存在條件，而「前瞻性」地思考「什麼」將會出現，但卻無能預期「誰」會是促成者。一個重大的發現和發明若由「不同的人」來完成，極可能造成完全不同的後果，譬如發現美洲新大陸，若不是受到西班牙政府支持的哥倫布，而是受到英國政府支持的另一個人；或是發明原子彈的不是在美國的科學家，而是在納粹德國的科學家，則誰能告訴我們今天的人類社會會有怎樣的「勢」、怎樣的「力」和怎樣的「波」呢？
這些「時」、「地」、「人」的因素，雖然是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不過卻像普萊斯自己所說是「隨機」的，但在「未來學」的領域裡，它們若失之毫釐，往往就會差之千里！
後見之明與先見之明
事實上，當我們想藉回顧過去而前瞻未來時，對過去的詮釋往往陷入「後見之明」的錯覺中。我們認為在各種「非人」力量的相互激盪下，很多事情在過去都一一發生了，於是我們也就認為在目前各種「非人」力量的相互激盪下，也可以預期在可見的未來必將或極可能發生某些事情。
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它的「現在」，如果我們忘記現在的「現在」，而進入某些歷史階段中的「現在」，則不難發現，當時不少科學家的發現和發明，不僅不是當時的「現代人」所渴望、所預期的，甚至是讓他們感到拒斥、憤怒的。
在孔恩（T.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裡，多的是這樣的例子。倫琴（W.Roentgen）的發現X光也是一種偶然的發現，據孔恩說：「當發現X光的消息傳出後，科學界的反應不但是驚訝，簡直就是震動。凱爾文爵士最初還認為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騙局。其他的人……也感到不知所措。」因為X光的發現「破壞了科學界對研究工作的一些根深柢固的期望。」大家心慌意亂，因為「許多已知的物理現象可能也涉及X光，而先前的解釋卻根本沒有把X光考慮進去。」「它使以前與實驗的儀器、操作、設計、解釋等有關的典範都失效了 。」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既然過去很多科學上的重大發現與發明都是在當時人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偶然或突然冒出來的，那麼在可見的未來也將充滿我們目前毫無「心理準備」的發現與發明，但我們卻誤以為我們有「先見之明」。
從某個角度來看，托佛勒的「社會未來學」或普萊斯的「科學未來學」，更類似於孔恩所說的「常態科學的解謎活動」，它只預期「可以預期」的事情。在倫琴發現X光的那個年代，大家認真地在尋找新的化學元素以填補週期表的空位；而在我們這個年代，大家則興奮地想發展第六、七、八代電腦，但這些都是「可以預期」的事，而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未來學」，事實上只是在分享過去科學革命遺產的「利息」！
未來主義的豐饒與貧困
社會哲學家波普（P.Popper）在《歷史主義的貧困》一書裡說，人類歷史的演進受知識成長的強烈影響，我們無法用理性或科學的方法去預測科學知識的發展，因此，我們也無法預測歷史的進展。他認為歷史主義或未來主義是一種「思想貧困」的產物。
但托佛勒的未來學三部曲似乎一點也不「貧困」，不僅「豐饒」而且還有高度的「兌現性」。除了我們正處於資訊革命及生化革命開花結果的年代，而他是在此「豐收」季節從事短期預測這個因素外，我們還可做另一種推敲，我將它稱為「未來與英雄的衝突關係」。
在《第三波》問世後不久，有人請教托佛勒「社會主義是否可以繼續生存到第三波？」托佛勒說：「第三波的壓力可能迫使東歐或蘇聯的中央計畫機能有所改變，但這些國家的大部分，由於官僚制度與黨機構的改革抗拒力是如此根深柢固，因此除非來一次徹底的政治革命，否則根本無法進行真正的變革。」戈巴契夫的出現與作為，顯然暴露了托佛勒在這方面的「貧困」，而戈巴契夫卻讓人想起傳統定義裡的「英雄」！只有「英雄」能證明「未來」主義的貧困；而「未來」主義的兌現，可能意味著社會群體的貧困──無能產生扭轉乾坤、創造時勢的「英雄」。
科學是未來的最大推動力，但它和未來主義卻存在著某種衝突關係。未來主義的一再兌現與得勢，多少表示現階段的科學並沒有出現難以逆料的重大突破，沒有出現像牛頓、伽利略或愛迪生、愛因斯坦那樣的英雄。
英雄不世出。在英雄缺貨的年代裡，也許我們只能讀一些未來主義的著作來掩飾自己的貧困；但沒有英雄的未來，就像沒有意外的人生，只是一個乏味的劇本。在這被托佛勒稱為「權力大轉移」的年代裡，也許多數科學家都已被「轉移」成一部巨大機器上的小齒輪，在生產線上做工業化的知識生產，也許英雄真的是沒落了吧！
（原載《牛頓雜誌》，一九九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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