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自由」所代表的經常是「更多的苦惱」；而「更大的力量」代表的也經常是「更大的危險」。即使「基因工程」能創造出「完美的人」來，也難以讓人相信它能徹底消除人類的危險和苦惱。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它雖然能解決人類所面對的部分危險和苦惱，但也將為人類帶來另一種危險和苦惱。
綿延一千年以上的「煉金術」到最後美夢成空。要預言剛起步的「煉基因術」會有什麼樣的發展結局，顯然是超乎現代人類的「智慧」極限。瞻前顧後，總是讓人產生矛盾的歷史情結，一方面希望它獲致空前的成功，而使人類真的能跳出歷史的泥沼，但一方面卻又希望它美夢成空，以免人類重又掉入另一個更深的泥沼……。
一篇發人深省的科幻小說
張系國曾寫過一篇相當有趣的科幻小說《望子成龍》，大意如下：
在未來的某個年代裡，為了控制人口，臺灣成立了「人口計畫局」。每對夫妻都須先領得「生育許可證」才能有小孩，而且只能有一個小孩；每千名新生兒中，男女的比例為五三八比四六二；來申請的夫婦通通依照這個規定抽籤決定。
李志舜夫婦結婚十年，但卻一直還「無法」有小孩，因為李志舜希望有的是「兒子」，結果每年抽一次籤，連續抽了十年都名落孫山。最後，他以比別人高百分之五的所得稅率，去購買每年剩餘的人口配額（因據精確計算，每對夫婦可有一．二個小孩，多出來的○．二個即由人口計畫局統一處理，另行分配），而且可以自行選擇生男孩或生女孩。
於是，李志舜夫婦拿著「生育許可證」，興沖沖地趕到醫院裡，醫師以真空吸管吸出李太太的卵子，以精蟲分離術分離出李志舜的Y精子，讓它們在試管內受精，然後再將胚胎植入「代孕護士」的子宮內。李志舜夫婦所選擇的「代孕護士」是一個主修鋼琴的藝術學院學生，他們給未來的兒子住的是一天五百元的「頭等房」（即在「代孕護士」的子宮內，只「住」他一個胎兒）。
在這期間，李志舜憤怒地拒絕了「龍種公司」所推銷的偉大科學家、企業家、小說家、圍棋國手等的「優良精子」，但卻對「創基公司」所推銷的基因工程技術甚感興趣，這種技術可以改良精、卵的遺傳基因，「雙眼皮五萬元，大眼睛十萬元，身高每增高一公分一萬元，聯考分數每增加一分一萬元……。」
李志舜夫婦最後花了二十萬元，選擇「身高一百八十公分，聯考成績六百分，皮膚白哲」三個項目。他們滿懷期待，天天盼望著麟兒的誕生。欣喜若狂的時刻終於來到，孩子在預定的時辰來到人間，但卻是個「三角眼、蒜頭鼻、大餅臉、又黑又肥」的男嬰。
李志舜既失望又憤怒，他要找人算帳。事情的真相是「人口計畫局」在基因工程技術裡動了手腳，因為政府賦予它「改變任何新生嬰兒遺傳基因」的權利。「人口計畫局」說，這樣做是為了大家好，因為一個社會不能只有一種人，「如果社會上都是聰明人卻沒有笨人，都是美人卻沒有醜人，大家豈不是爭執得更厲害，問題豈不是更多了？」
不再是科幻的基因工程
這篇小說對「試管嬰兒」及「基因工程」等生物科技蓬勃發展之後可能帶來什麼結果，做了相當發人深省的人性探討。
如今在世界各地（包括臺灣）早巳誕生了難以計數的「試管嬰兒」（其實，它正確的名稱應該是「試管受精」），而「基因工程」也不再是「科幻」，改變大腸桿菌的遺傳基因，
利用它們來製造為人所用的干擾素、胰島素及生長荷爾蒙等，也已經陸續問世。雖然離小說所描述的還有一大段距離，但既然可以改變單細胞生物的遺傳基因，不久也可以改變老鼠的遺傳基因；而可以改變老鼠，再不了多久，也可以改變人了。
事實上，在數年前（一九八三年）華盛頓卡內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e）的幾個分子生物學家已經成功地將「紅眼基因」嵌入褐眼果蠅生殖細胞的染色體中，讓他們生出了紅眼果蠅。果蠅因為發育時間短，而且可以任意交配、任意生產人為突變種，科學家利用這些特性，以精巧的方法尋找攜帶各種特質（譬如眼睛的顏色）的遺傳基因在牠們染色體上的座位（loci），然後繪製出果蠅的「基因輿圖」(gene map)，它就好像一幅「臺北市街道圖」，科學家們可以按圖索驥，翻修某些地段。
既然可以繪製出果蠅的「基因輿圖」，那麼假以時日，「應該」也可以繪製出人類的「基因輿圖」。事實上，已有不少尖端的研究機構投入這項工作，雖然它就像「大海撈針」般艱難，但很多生物學家還是滿懷憧憬，他們相信在三百年內，科學界必可繪出完整的人類「基因輿圖」。
這項龐大的跨世紀大計畫，當然不是為了滿足科學家「塗鴉」或「拼圖」的興趣而已，就像改變大腸桿菌的基因，是想製造價廉物美的藥物；改變農作物的遺傳基因，是想帶來綠色革命一樣；繪製出人類的「基因輿圖」，也預含了消滅遺傳疾病及治療致命疾病的遠景。
如果我們知道某種遺傳疾病是那個染色體上的基因出了問題，那麼就可以「翻修」父母生殖細胞裡的不良基因，讓他們生出健康的下一代，久而久之，這種不良基因也許就會從人類的「基因庫」（gene pool）裡消失。
但這可能只是科學家「單純的好意」，因為歷史告訴我們的卻是不同的故事。
優生學的歷史夢魘
十九世紀，英國的科學家高爾頓（F.Galton）首創「優生學」（eugenics，意為「遺傳上的貴族」）一詞，主張透過配偶選擇，來提高超過正常遺傳水準的優質人口比例。高爾頓是達爾文（S.Darwin）的表弟，他的「優生學」和達爾文的「進化論」（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互相唱和，成為當時的新潮思想。高爾頓的「優生」觀念也許是出自「單純的好意」，但落到別人的手中卻變了質。從十九世紀末起，美國、瑞典、丹麥等紛紛立法禁止心智殘障、罹患遺傳疾病者結婚，甚至對他們強制實施「絕育」手術。而最狂熱者莫過於納粹德國的「遺傳健康法庭」，在短短三年間，就「斷」了二十幾萬個「劣等人」的生育之路，最後更視猶太人為「劣等民族」，將他們送進毒氣室。希特勒這樣做，據說是為了提升日耳曼民族的「優良品質」。
人類從這個歷史夢魘醒來還不到半個世紀，「基因工程」又像一道光環出現在遠方的地平線，向我們招手。餘悸猶存的人已從它的光環之外看到邪惡的暗影，一九八四年，一個分子生物學的門外漢利夫金（J.Rifkin）提出了一份別開生面的「科學訴訟書」，要求美國聯邦法院下令禁止「基因工程」的研究。
利夫金所持的理由如下：「基因工程」雖然預含了消除不良遺傳基因的許諾，但到底什是「不良的基因」？導致遺傳性亨丁頓舞蹈症（Huntingtons Chorea）的基因是「不良」的，那麼黑皮膚的基因是不是也是「不良」的？身體矮小、反應速度慢、害羞、暴躁易怒、反抗權威等是不是也都是「不良」的？如果能「改變」，誰不想改變呢？但是誰有權決定什麼是「好的基因」、什麼是「壞的基因」？由誰來決定什麼人有「資格」改良他的基因呢？
來自生物學的「基因工程」，就像來自「物理學」的「原子分裂」般，蘊含了一種「難以節制的過度力量」，所以在人類還未認真思考一切可能的後果之前，利夫金主張「讓某些東西退回原位，把某些東西留在後頭。」
美國聯邦法院根據他所提的訴訟，下令終止了一項改變生物體遺傳基因的田野實驗。製造完人乎？作法自斃乎？
但歷史也告訴我們，「命令」無法終止人類對知識的追求及對未知預域的探索。古老的猶太法典早就說過：「究竟要完成一項工作或中止它，我們是沒有自由的。」而剛過世不久的一個睿智猶太人弗洛姆（E.Fromm）也曾語重心長地說，科技社會的第一個引導原則是「任何事物，只要在技術上認為是可以做到的，那麼一定要努力去完成它。」看來科學家和整個人類社會都將「身不由己」地被推向由「基因工程」所建構的「美麗新世界」；張系國的《望子成龍》也許不是純屬幻想的杞人之憂。
利夫金將「基因工程」謔稱為「煉基因術」（algeny），意指它是現代的「煉金術」（alchemy）。「煉金術」嘗試將各種金屬依各式比例熔於一爐，想煉製出最完美、最珍貴的「黃金」；而「煉基因術」則嘗試剪裁各種遺傳基因，嵌入細胞核的「基因輿圖」中，想製造出最優秀、最完美的「完人」。某些遺傳學家──譬如霍爾丹（J.B.S.Haldane）確實這樣夢想，他說藉著「基因工程」之助，可使人類的子孫都成為健美、聰明、友善、長壽的「完人」。
但這個「完人之夢」卻讓人想起瑪麗．雪萊（Mary Shelly，浪漫詩人雪萊的妻子）的恐怖小說《科學怪人》（Frankenstein）。從一九一○年愛迪生電影公司首度將它拍成電影後，它即讓人百看不厭，並因一再地被重新詮釋，而獲得更深刻的意涵。重新詮釋後的故事如下：一個孜孜於探索自然奧秘的偉大科學家弗蘭肯斯泰因，企圖扮演上帝，創造出「完美的人」來；他費盡心血，從死屍裡「切割」下最完美的各個部分，將它們組合在一起，然後在一個閃電之夜，經由自然力與人力的奇妙運作，賦予了此一完美的組合人「生命」。弗蘭肯斯泰因對自己的「傑作」發出讚嘆，但最後，這個完美的、顯然比弗蘭肯斯泰因更強而有力的「人」，卻回過頭來毀滅了科學家。
每一個時代都有這樣的弗蘭肯斯泰因。基因工程師似乎成了我們這個時代「不做第二人想」的最佳候選人。
但翻開任何一本英文字典，你將發現Frankenstein已成為一個專有名詞，它意指「作法自斃的人」。
改變與抗拒的連環套
遺傳學家、進化學家、分子生物學家可不這樣想，因為他們看到的是不同的歷史。
現代解剖學之父偉沙留斯（A.Vesalius）對人體的觀察就像伽利略對天體的觀察一樣，帶來突破性的發現，但卻也引起強烈的反彈。大家都知道，解剖學是醫學的基礎，但在十五世紀以前，卻少有一個醫師親自解剖過屍體，他們大多是根據西元二世紀名醫加倫（Galen）所留下來的解剖學著作照本宣科，但偉沙留斯卻更希望自己拿起刀鉗從事解剖──而且是大量的解剖。在缺乏屍體的情況下，他不得不到墳地去盜取屍體，就在這種令人髮指的艱難工作中，他完成了劃時代的解剖學著作，修正了加倫諸多錯誤的說法，同時也暗示加倫「可能沒有解剖過人體」──他解剖的其實是猴子、山羊等低等動物。
在過去，解剖屍體被認為是褻瀆上帝傑作、侵犯自然的瘋狂行動，但現在，我們每一個人卻都因這種行動而受益。
金納（E.Jenner）剛發現預防天花的牛痘接種法時，也曾遭致強烈的反對，很多人無法接受牛與人之間的這種曖昧關係，神聖羅馬帝國甚至下令禁止她的子民嘗試這種接種法。但現在，透過預防接種，世界衛生組織（WHO）終於正式宣布：自古以來即不斷折磨人類的天花，已從這個星球上「消失」。
科學家改變了「自然的意旨」，改變當然會遭遇抗拒，但難道我們不想要這種改變嗎？
有人會說，任何改變都必須付出代價，科學經常是解決了一個問題，卻又滋生出另一個 可能更嚴重的問題。譬如預防接種，雖然大大降降低了嬰兒的死亡率，但卻也帶來了「人口爆炸」的問題，很多國家沒有足夠的糧食、足夠的設施去養育那麼多人。
科學家對此的說法經常是：「對科學所產生的問題，我們唯有靠更好、更進步的科學來加以解決。」譬如對人口爆炸的問題，科學界不是又發明了各種避孕方法來加以控制了嗎？而「基因工程」事實上也預含了此一目的，譬如改變農作物的遺傳基因，正可以解決第三世界常見的饑荒問題；而改變人類的遺傳基因，也可以減少人類基因庫中不良基因（如糖尿病等）日增的負荷。
獲得自由，然後付出代價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平心而論，自然所賦予人類的命運是相當「悲慘」的。人一直想改變這種命運，而科學似乎就是它的不二法門。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力量就是控制，控制就是安全。」我們似乎還可以再加上一句：「知識就是力量，力量就是自由。」科學不僅使我們免於過去威脅人類的諸多危險，而且也使我們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
在過去，有誰能「隨心所欲」地想生個「身高一百八十公分，聯考成績六百分，皮膚白皙」的小孩？但「基因工程」卻提供了張系國小說中的李志舜夫婦這種「自由的許諾」。
令我較感興趣的是李志舜夫婦為這種「自由」所付出的代價。在小說裡，李志舜有一天在床上和妻子一邊恩愛，一邊喘著氣說：「從前生兒育女多麼簡單，就這樣……也就水到渠成…現在要養個兒子……真累……。」
為了要生個「像樣」的兒子，他們可能比古人多花了「一千倍的心血」。這不禁使我想起一則有關毛利人（Maori）的歷史故事：
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南太平洋的毛利人過著落後的傳統生活，四十幾個部落以刀箭進行落後的傳統戰爭。歐洲人不僅帶來了西方文明，同時也帶來了科技產品──滑膛槍。當毛利人看到歐洲人居然能用槍射下遠方樹上的大鳥時，他們大為驚奇，很快就愛上這種「新武器」，於是有些人開始用土產、亞麻布向歐洲人買槍，擁槍自重的毛利人立刻在族群戰爭中獲得了優勢。
但落敗的一方不甘示弱，他們以更多的土產和亞麻布向歐洲人買更多的槍。為了在「武器競賽」上壓倒對方，結果毛利人陷入了始料未及的悲慘境地，族人不僅需花更多的時間去生產亞麻布，而且還要遠徙到更潮濕的低窪地去種植亞麻，而這一切都是為了獲得槍──讓他們擁有更多「安全與自由」的科技產品。
李志舜夫婦花二十萬元為未來的兒子選擇「身高一百八十公分，聯考成績六百分，皮膚白皙」三種優良基因，但別人可能花五十萬元選擇「身高一百八十五公分，聯考成績六百二十分，皮膚白皙又細膩」的優良基因。結果，所有「望子成龍」的父母都不得不「窮畢生之力」投入這場「基因競賽」中。
矛盾的情結，牢騷的基因
「更多的自由」所代表的經常是「更多的苦惱」；而「更大的力量」代表的也經常是「更大的危險」；核子武器的問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事實上，即使「基因工程」能創造出「完美的人」來，也難以讓人相信它能徹底消除人類的危險和苦惱。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它雖然能解決人類所面對的部分危險和苦惱，但也將為人類帶來另一種危險和苦惱。
前面所說的毛利人，因「武器競賽」而喪失了約四分之一的人口。他們最後從「苦惱」中解脫出來的方法不是去獲得「更好的武器」，而是「皈依基督教」，大家放下武器，握手言和，齊聲同唱聖歌。事實上，我們從最近國際上的趨勢也可看出，解決「核武競賽」的方法不是「更好的科學」或「更好的武器」，而是「和解」、「改變意識型態」等非科學方法。
也許我們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更和諧、更圓融的生命態度，但社會生物學家威爾森（E.O.Wilson）卻滿腔熱情地認為這也須靠「基因工程」，因為透過「基因工程」可以讓未來的人類變得更仁慈、更無私、更有宗教心、更具家庭觀念。看來唯一不可改變的似乎是科學家這種「熱情而好意」的基因。
歷史告訴我們，綿延一千年以上的「煉金術」到最後美夢成空。要預言剛剛起步的「煉基因術」會有什麼樣的發展與結局，顯然是超乎現代人類的「智慧」極限。瞻前顧後，總是容易讓人產生矛盾的歷史情結，一方面希望「煉基因術」獲致空前的成功，而使人類能真的跳出歷史的泥沼；但一方面卻又希望它美夢成空，以免人類重又掉入另一個更深的泥沼……。
但，慢著！未來的分子生物學家也許能證明這種「矛盾的歷史情結」乃是某一個或某一組「牢騷基因」在作祟所致，他們建議「刪之可也！」於是……唉！
（原載《牛頓雜誌》，一九九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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