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匹利說：「人腦本身很容易出錯，你可以任令你內在的邏輯思考程式鬆懈下來，而得到各種合理化的結論，這是大腦的本質。大腦雖然有天生的邏輯思考程式，但它並非完全無懈可擊，大腦本身會自行產生各種奇妙的、符合個人願望的結論，而科學則要求對這些想法加以驗證，並與外在現實做雙向驗證，這是科學與其他信仰不同的地方。」
從這個角度來看，科學不只是改善人類物質生活的工具，同時也是「治療」人類心病的一帖藥方，它要治療的是人類的傲慢與偏見，包括科學家本身的傲慢與偏見。
伽利略──宗教信仰下的犧牲者
十七世紀初，伽利略開始用他自製的望遠鏡觀察天體，很快就帶來了一些重大的發現，譬如他「看到」了月球表面的不規則起伏、木星的衛星、土星的光環及太陽的黑子等。但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發現：他覺得他證實了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地球乃是繞著太陽在運轉。
當年，哥白尼雖然確信他的學說才是對天體運行的真實描述，但他深知這與教會的觀點勢同水火，所以遲遲不敢發表，其手稿只流傳於幾個友人之間；直到他彌留之際，才在友人的勸說下，正式出版他的《天體運行論》。
伽利略跟哥白尼不一樣，他不只在生前（一六三二年，時年五十八歲）就將這些發現寫成《兩大世界體系間的對話》一書公開出版，而且在書中以一位「愚人」來代表古老的「地球中心說」。
「地球中心說」乃是教會的教義之一，伽利略身為教徒，如此出言不遜，等於是公開和教會為敵。當時的教皇烏爾班八世雖是伽利略的私人好友，對此卻甚為憤怒，他認為伽利略犯了不可原諒的「欺世罪行」，堅持伽利略必須公開否認他的太陽中心說。但一身硬骨的伽利略不肯屈服，於是烏爾班八世把伽利略送入牢籠，而且下令將《兩大世界體系間的對話》列為禁書。
羅馬的宗教裁判所對伽利略做出終身監禁的嚴厲判決，而且規定他每個禮拜需背誦七篇的悔罪詩篇。伽利略在獄中生病，視力嚴重衰退，因不堪折磨而不得不讓步，佯為屈服，懇求其老友烏爾班八世的原諒。烏爾班八世也見好就收，法外施恩地允許伽利略回返老家「養病」，但仍需悔罪，繼續背誦悔罪詩篇，後來這件工作改由伽利略的妹妹瑪麗亞代勞。
大家對這個故事應該都非常熟悉，在人類歷史上，它幾已成為科學家受非科學勢力迫害的一個範例。
瓦維洛夫──意識型態下的犧牲者
除了宗教外，政治勢力也常成為科學家的迫害者。
蘇聯知名的植物遺傳學家瓦維洛夫（N.I.Vavilov），早年曾在英國劍橋大學受業於貝特森（W.Bateson），貝特森是個達爾文主義者，也是今日遺傳學的奠基者。在史達林當政的一九三○年代，瓦維洛夫是蘇聯「列寧農業科學院」的院長，史達林要求增加農業生產，瓦維洛夫基於對遺傳學的認識，想以「交配選種」的方法來改良作物品種，但這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提高生產量。
當時，另外一位來自烏克蘭的生物學家李森科（T.Lysenko）卻反對這種遺傳論，他說「環境重於遺傳」，而主張以「春化法」來縮短冬麥種子的休眠期，冬麥種子在用水和冷藏處理後，於春天播種，也可以在降霜前成熟，這原是古老的方法，先進國家均已揚棄它，而改用遺傳學知識來栽培小麥的新品種。但李森科卻宣稱冬麥種子經春化所引起的變化，可以遺傳給下一代，只要一次春化，即不需年年再進行。
瓦維洛夫無法贊同這種觀點，曾在連續幾次的植物育種代表會議上和李森科針鋒相對。這原是一場科學爭論，但最後卻以非科學的方法收場。
李森科的春化雖然並未大量增加農作物的生產，但卻獲得了史達林的青睞。因為他的觀點符合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史達林正想以馬克斯主義的教條「改造環境」，讓蘇聯人民「脫胎換骨」。於是在史達林的撐腰下，得勢的李森科在科學會議上公然宣稱：由西方孟德爾及達爾文所建立的遺傳進化論完全是一派胡言。結果，瓦維洛夫被指為「西方的間諜」、 「人民的公敵」，而在一九四○年被逮捕，流放到薩拉托夫集中營，後來又轉到馬加丹集中營，而死於該處。
這個事件並未就此落幕，李森科在成為「列寧農業科學院」的院長後，又強迫多位遺傳學家改變他們的遺傳進化觀點，不屈從的就是「人民公敵」，而被投入監牢。史達林也下令關閉「醫學遺傳學研究所」，在一九四八到一九六四年間，蘇聯境內禁止老師講授孟德爾的遺傳學及達爾文的進化論。
瓦維洛夫比起伽利略事件來，雖然較乏知名度，但卻慘烈得多。
非科學家的傲慢與偏見
在科學發展史上，科學家受到嚴重迫害的當然不只這兩個例子，有人也許會認為，只有在極端保守、封閉或專制、獨裁的社會裡才會發生這種情形，其實不然，即使在自由、開放的當今美國社會裡，仍然有很多科學家飽受惡意地辱罵、排擠、恐嚇乃至攻擊。
譬如在一九七八年，哈佛大學的動物學家威爾森（E.O.Willson）正準備在一個科學研討會上發表學術論文時，示威的群眾突然衝上講台，對他當頭潑下一桶冷水，威爾森還當場扭傷了一條腿。為什麼他會如此受人奚落？因為他所倡言的「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將人描繪成「醜陋的動物」，同時也含有種族與性別歧視的嫌疑。
又譬如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心理學家詹森（A. Jenson），上課需經常換教室，以避免受向他示威的學生騷擾，有一陣子還收到不少辱罵與恐嚇的黑函，而使得警方不得不派炸彈偵測專家代他拆開包裹，校方也需派警衛隨行保護他的安全。為什麼他會受到如此的恐嚇？只因為他主張「智能是大腦的一種生理性稟賦」「不同的種族，其平均智能有顯著的差異」。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科學家之所以受到迫害或恐嚇，通常是因為他們的發現或觀點威脅到人們賴以安身立命的某些信念，而這些信念又都是先驗的、預設的，是信仰與意識型態的問題。它們也許既「善」又「美」，但卻可能失「真」，科學家在求「真」的過程中，不小心或直統統地戮破它們，必然會引起反彈，反彈雖有大小之分（大則讓科學家喪命，小則受到辱罵），但在本質上均屬非理性的情緒反應，其目的並非在求「真」，而是想透過「活生生的教訓」，讓科學家「閉嘴」。
但歷史告訴我們，「真理」經常是站在科學家這邊的。烏爾班八世想給伽利略某些教訓，就好像他試圖「教訓太陽」一般，而史達林的流放瓦維洛夫，無異是在「流放真理」，他們所彰顯的乃是人類的「傲慢與偏見」。
真金不怕火煉
好運無法永遠眷顧信仰或意識型態。
符合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李森科，被史達林封為「勞動英雄」，赫魯雪夫當政時他仍炙手可熱，不只繼續封殺遺傳進化論，而且還進一步將他那一套歪理從農業推廣到畜牧業上。原來澤西種的母牛所分泌的牛奶油脂含量很高，但他不引進這種乳牛，卻反而進口澤西種公牛，讓牠們和蘇聯土產泌乳量高的母牛雜交，而在母牛懷孕時，再餵以豐盛的飼料，試圖培育出將來能分泌油脂高且乳量多的小牛。
在赫魯雪夫的贊許下，蘇聯的牧場大力推行這種沒有科學根據的計畫，結果事與願違，它摧毀了數代來辛苦選種交配、點滴累積起來的成果。
赫魯雪夫下台後，李森科隨之失勢。在較寬鬆的意識型態下，受到長期箝制的遺傳進化論終於又重獲生機，但蘇聯的遺傳學發展，已因此而整整落後了西方世界二、三十年，更重要的是，在意識型態的作祟下，蘇聯的農業和畜牧業一蹶不振，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出它的後遺症。
其實瓦維洛夫和李森科意見的相左，就好像達爾文和拉馬克的觀點不同，到底「真理」站在那一邊，原本可以用科學方法來加以求證。
一九一八年，奧地利的生物學家卡梅勒（P. Kammerer）在以兩棲動物做了一系列實驗後，發表報告說，他將不具帶色素拇趾肉墊的產婆蟾飼養在不同的環境中，結果有些產婆蟾的拇趾肉墊會產生色素。這似乎印證了拉馬克的學說：一種生物從後天環境中所獲得的特徵可以傳遞給下一代。
當時的科學界對此深表懷疑，要求他「提出證據」，供其他科學家檢查及重做實驗的參考。但卡梅勒一再迴避，一九二六年，幾個科學家察看他所保存的產婆蟾標本，發現其拇趾肉墊曾用墨汁加以染色。到此「真相」大白，而卡梅勒也因此身敗名裂，羞憤自殺。
科學家求的是一個「真」字，真金不怕火煉；而任何違背真實的理論與假說、任何不顧事實的傲慢與偏見，都無法在科學的反覆觀察及實驗下長期存在。
科學家的傲慢與偏見
但這並不是說科學就萬無一失，科學家是人，他們也有他們的傲慢與偏見。
一七六八年九月十三日，在法國盧斯（Luce）附近，一群在田裡工作的農夫先是聽到如打雷般的巨響，然後再看到一顆巨石從天上掉下來。大家一傳十、十傳百，鬧得滿城風雨，法國科學院決定調查這件事，他們請當時最偉大的科學家拉瓦謝（(A.Lavoisier）親自出馬。拉瓦謝雖然看到了巨石，也聽了目擊農夫的說辭，但他在調查報告裡卻說：「那些作證者不是看錯了，就是在說謊。」
現在我們知道，盧斯的農夫們沒有說謊，錯的反而是拉瓦謝，他的錯誤在於他「不相信」巨石會從天而降。雖然科學講究的是「眼見為憑」，但我們也無法否認在這個事件裡，有拉瓦謝的傲慢與偏見成分在內（直到十九世紀，法國科學院才接受隕石存在的事實）。
心理學家阿隆森（E.Aronson）在提及人類的偏見時，曾談到自己的一個經驗：他在其所著《社會動物》（The Social Animal，本書獲美國心理學會的國家傳播獎）的第一版裡，引用了簡尼斯及費德（I.Janis&P. Field）所做的一個實驗來做為「女性比男性較易被說服」的佐證。這個實驗以民防、癌症研究等問題來調查兩性可被說服的程度，結果得到上述的結論。
當時，阿隆森覺得這個實驗及結論都無懈可擊。但一出書，即有一位女性主義的社會心理學家提醒他，該實驗是「男性沙文主義的偏見」，因為民防及癌症研究是女性較不感興趣的議題，她們容易被說服可能只表示她們對這些議題較「無所謂」，而不是真的有什麼「易被說服性」。
後來，西斯楚克及麥大衛（F.Sistrunk & J.McDavid）以更多的議題來調查兩性可被說服的程度，果然印證了那位女社會心理學家的看法：當議題是女性較感興趣、且知道得較多的烹飪、裁縫項目時，即清楚地顯示出「男性比女性較易被說服」的結果。
阿隆森將他原先的誤入歧途稱為「無意識的意識型態」（nonconscious ideology），在對女性充滿偏見的社會氣氛中，他對自己的這種偏見渾然無覺。當然，有類似偏見的不只他一個人，更不只存在於心理學這個領域。
科學是驗證思維的過程
威爾森的「社會生物學」和詹森的「智能稟賦說」，是不是也含有傲慢與偏見的成分？要辯證這個問題，似乎只有以更多的觀察、更好的實驗才能獲得解決。
以對大腦功能的傑出研究而榮獲一九八一年諾貝爾醫學獎的史匹利（R.Sperry），在提到人類的思維特性時，曾說：「人腦本身很容易出錯，你可以任令你內在的邏輯思考程式鬆懈下來，而得到各種『合理化』的結論，這是大腦的本質。大腦雖然有天生的邏輯思考程式，但它並非完全無懈可擊，大腦本身會自行產生各種奇妙的、符合個人願望的結論，而科學則要求對這些想法加以驗證，並與外在現實做雙向驗證，這是科學與其他信仰不同的地方。」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科學」其實就是「驗證」人類想法的過程。在科學的領域裡，沒有不驗自明的道理，甚至也沒有只做一次實驗就能全盤被接受的真理。
前面我們曾多次提到孟德爾，眾所周知，孟德爾選擇具有明顯對立性的碗豆進行雜交實驗，而找出建立在數學基礎上的遺傳學定律，他的實驗結果發表於一八六六年，但並未引起任何的注意。
直到一九○○年，德國的科倫斯（C.E.Correns）、荷蘭的德弗里斯（H.de Vries）、奧地利的切爾馬克（E.Tschermak）不約而同地進行類似的實驗，在準備撰寫論文時，查看過去的文獻，三個人又不約而同地發現孟德爾已在三十四年前以碗豆實驗得到同樣的結論，他們不敢掠美，後人也因此才知道有孟德爾這位偉大的科學家。
在科學史上，這是一則近乎「奇蹟」的美談。但奇蹟中還有「奇蹟」，三個人都發現孟德爾的實驗結果比他們都來得「完美」（也就是說，具有不同性狀的子株比例最接近理想的概率值）。
後來有人再重覆孟德爾的實驗，但都無法得到像他那樣「完美」的結果。統計學家說，對碗豆的遺傳實驗要得到像孟德爾那樣「完美」的數據，其機率只有萬分之一。
孟德爾是否在他的實驗結果裡「動了手腳」，我們不便揣測。但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只要是真理，必然可以經得起反覆驗證，而在反覆驗證中，不僅使人類的傲慢與偏見無所遁形，更可以修正「太過符合自己願望」的結論，不是使它益趨「完美」，而是益趨「真實」。
治療傲慢與偏見的藥方
一九八三年，教宗保祿二世語重心長地說：「伽利略受到太多的苦難，從人類或教會組織的立場來看，我們都無法否認這點。」這是梵諦岡第一次向科學家說「抱歉」，但它已整整遲到了三百五十年。真正讓我們無法否認的是，人類因信仰與意識型態而產生的傲慢與偏見是相當執拗的。
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繆（A.Camus）在提到伽利略時，曾語帶調侃地說：「伽利略曾堅持某個極為重要的科學真理，可是一當這真理危害到他的生命的，他就輕鬆自如地拋棄了它。就某種觀點來說，他做得不錯，那種真理並不值得和生命打賭。地球繞日或太陽繞地球根本是個無所謂的問題，老實說，這問題瑣碎無聊。」
我覺得卡繆在這件事上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第一，它絕非瑣碎無聊，由伽利略所開拓出來的天文學研究，深深影響了現代人的宇宙觀及生命觀。第二、伽利略並沒有「輕鬆自在地拋棄了它」，在回到故鄉養病後，他仍秘密地從事他的研究工作，並在完成他完整的太陽中心說之後，將著作偷偷送往荷蘭，以維也納大學的名義出版。
科學家在追求真理這件事上，也是相當執拗的。在研討會上被示威群眾潑冷水、扭傷了腿的威爾森，也只是拿出手帕擦擦臉和眼睛，忍著腿痛，繼續他的論文報告。
如果科學家在被迫害、恐嚇、辱罵之下，就輕易地放棄他們的信念，則人類可能仍處於中世紀的蒙昧狀態中。伽利略的《兩大世界體系間的對話》，指的雖然是「太陽中心說」與「地球中心說」這兩個思想體系間的對話，它同時也拉開了另外兩個體系對話的序幕：那就是科學與信仰、意識型態間的對話；真理與傲慢、偏見間的對話。
這種對話將一直持續下去，因為基於大腦的本質，人類的思維和情緒都有漏洞與瑕疵，我們只有不斷地以科學方法做反覆的、雙向的驗證，才能彌補、修正它們。
從這個角度來看，科學不只是改善人類物質生活的工具，同時也是「治療」人類心病的一帖藥方，它要治療的是人類的傲慢與偏見，包括科學家本身的傲慢與偏見。
（原載《牛頓雜誌》，一九九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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