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呼吸的其實是一種雙重標準的科學空氣，在這種空氣的薰陶下，我們都患了一種「思想分裂病」：一方面以嚴苛的、排斥的、挑剔的心態來面對祖先留傳下來的東西；但另一方面卻又以寬容的、歡迎的、不加批判的心態來面對西洋流傳過來的東西。這種心態絕非「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修養，而是一種知識上的「雙重人格」。
台灣，有能力、有權利也有義務對全人類科學知識的進展做出貢獻。但不管要做出什麼貢獻，首先都必須去除科學買辦心態、雜貨店老板心態，因為這種心態反映的不只是「偷懶」而已，更是一種集體的、隱密的自卑情結的投射。
台灣沒有自己的東西
一位年高德劭的醫界前輩，兩三年前以私人身份前往大陸，參觀彼岸的醫學教育與醫療措施，回來後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大陸的醫學院與醫療院所，在硬體方面是不如台灣，不過卻有一些他們的特色。雖然很窮，但也搞了一些自己的東西，我覺得他們很可能對人類醫學知識的進展做出某些貢獻。反觀台灣，表面上有很多新穎的、尖端的設備和技術，但卻都是美國和日本的翻版，我們走容易的路，只是在抄襲、利用別人的智慧。」
短短幾句話，切中四十年來台灣醫學發展的要害。我想，在其他科學教育與科技發展上，恐怕也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所謂的「台灣奇蹟」，其實就是將台灣變成一個龐大的「翻版工廠」，讓具有聰明才智而又勤勉的國人，大量「複製」別人的成果，在經濟起飛之後，我們的醫療與科技似乎也跟著起飛了，但若仔細觀察，則不難發現那只是在隨著別人的樂音起舞，只是像月亮般在反射別人的光輝罷了！
我很難想像當音源與光源消失後，我們是否還能有屬於自己的舞姿與光芒？當然更不用說是否能讓美國人或日本人「分享」我們的光澤了！
這是台灣科學發展的弊病。我們沒有自己的東西，只能跟在人家的屁股後面亦步亦趨地、熱忱地「學習」。以醫學為例，台灣的醫學工作者多屬極優秀的菁英份子，素質不可謂不好，但四十年來，台灣醫學界對增進全人類醫學知識進展上的貢獻卻少得可憐！（這裡所說的「貢獻」是指帶來突破的「創見」，而不是在別人的基礎上搞一些枝節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開的是「科學雜貨店」
早年，在艱困的環境中，台大校長傅斯年曾以「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此一豪語和全校師生共勉。雖然搞不出什麼名堂，但這是窮人的「骨氣」和「志氣」。
曾幾何時，台灣「發」了，但還是搞不出什麼名堂。幾年前，我的母校──台大醫學院的某任院長，在新上任後說：「台大醫學院存在的目的不是為了培養諾貝爾獎得主，而是為了培養素質優秀的醫護人員。」我記得還有幾位醫師在報章上為文響應這種觀點。
能不能得諾貝爾獎固然無法「預設」，但像這樣發表聲明「主動放棄」、「斷念」的，倒也是怪事一椿。我覺得這種話一點也不像全國最高學府的一院之長所應說的，聽起來反倒更像是一個「雜貨店老板」的口吻。
台大醫學院「是什麼」呢？國外有人發明了「電腦化斷層掃描儀」，我們就去訂貨；有人做了「心臟移植」，我們就引進來；有人搞「試管嬰兒」，我們也依樣畫葫蘆……。醫療設備與醫療技術琳瑯滿目、美侖美奐，可惜沒有一樣是自己「生產」（發明）的。這不是「雜貨店」是什麼呢？
很多人在聽到李遠哲榮獲諾貝爾化學獎時，都以為他像丁肇中一樣是到美國唸大學的，後來曉得他是在台灣唸完大學時，又以為他是到美國唸研究所的；大家難以相信他是在台灣唸完研究所才出國的。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呢？說穿了就是前述「雜貨店老板」的心態在作祟。在科學發展上，台灣怎麼可能有自己的創見、自己的東西？在台灣從小學泡到研究所的人，怎麼可能獲得諾貝爾獎呢？
在不知不覺間，我們已喪失了傅斯年時代的那種「骨氣」和「志氣」，安於做一個「科學買辦」，上焉者做個「科學雜貨店」的老板就顧盼自雄，下焉者是長年做「店小二」，學「美」仿「日」，不改其志。
所謂「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幾已成為一個令人難堪的神話或者笑話。
對「病理按摩」的一種標準
長期置身於這種「科學雜貨店」買辦氣氛中的人，呼吸的是一種雙重標準的「科學空氣」。這種空氣無色、無臭、無味，只有仔細析離，我們才能知道它是什麼樣的「雙重標準」。
幾年前，國內流行過一陣子的「病理按摩」，據稱具有神效，能治百病。經過報章雜誌的大幅報導及市井口耳相傳，一時之間，長途跋涉到台東找吳神父治病的病人絡繹於途，而坊間也出現不少以此為號召的專書及密醫。
吳神父雖是一位外國神父，但他說「病理按摩」乃是源自中國古老的傳統醫學。它的基本假設是：腳底乃是人體的「縮影」，人的五臟六腑、四肢百骸在腳底各有其對應的部位，也就是「反射區」。按摩這些「反射區」不僅可以診斷出身體那個部位有毛病，而且可加以治療。
當時，國內的一些醫學專家自願或被迫地出面發表他們對「病理按摩」的看法，幾乎每個人都說它是「江湖騙術」、「荒謬」、「古老的幼稚想法」。但說這些話並非來自他們對「病理按摩」長期、大量的臨床觀察心得，而是出於「直覺」（或者說是基於所謂的科學「良知」吧）；因為「病理按摩」違背了現代醫學（其實是西方醫學）的基本觀念，腳底無非是一些皮膚、肌肉、骨骼、血管和神經，怎麼可能具有「反映」身體各部位器官的「訊息」呢？
這一兩年來，「病理按摩」似乎已漸漸為人所淡忘，想來它原先所宣稱的能治百病，果然是「古老的幼稚想法」，國內醫學專家的「直覺」相當正確。
但這是我所說的「一種標準」。我們只有再看下面這個例子才能曉得它反映什麼樣的心態。
對「複製人」的另一種標準
同樣在幾年前，美國有一位新聞記者寫了一本書──《照他的形象》（In His Image），聲稱有一位富豪，根據最尖端的生物科技，花費鉅資委託科學家利用他體內的一個細胞「複製」了一個跟他一模一樣的人。書一出即舉世轟動，對「美國新聞」從來不落人後的國內報章雜誌，自然也是大篇幅報導，而我們的醫學專家也不得不出面發表他們對「複製人」的看法。
「複製人」的基本假設是：細胞可以不斷分裂、分化，而每一個細胞中的染色體都含有關於這個人身體發育的「藍圖」，因此只要條件合宜、控制完美，刺激一個體細胞，就可以讓它發育成同它主人完全一樣的人。
國內的醫學專家說，「複製人」在理論上雖然有可能，但離實現這個夢想似乎還相當遙遠，如果國外真的有人完成了「複製人」，那真是不可思議、「奇蹟似」的生物科技突破。他們這樣說，當然也是基於自己的科學「良知」。
後來證實國內醫學專家的看法沒錯，因為《照他的形象》事實上是一本「科幻小說」，也許是為了促銷，所以搞了個「以假亂真」的噱頭。但國內醫學專家對「複製人」的反應，卻是我們所說的「另一種標準」，拿它來和「病理按摩」相對照，即可清楚看出我們呼吸的到底是什麼樣的「科學空氣」。
雙重標準的「科學空氣」
「病理按摩」能不能治病是另一回事，國內的醫學專家幾乎是不假思索地斥之為「荒謬」、「古老的幼稚想法」。但「腳底含有人體各部位訊息」的想法會比「一個細胞含有人體各部位訊息」的想法更加「荒謬」嗎？為什麼沒有人挺身而出，也將「複製人」斥為「荒謬」、「時髦的幼稚想法」呢？
這不得不讓我思及一個令人難過的原因：因為「病理按摩」是中國舊有的東西，而「複製人」卻是西洋新興的產物。「病理按摩」和「複製人」的基本假設其實非常類似，當然，「病理按摩」著重的是「後天的訊息」，而「複製人」著重的則是「先天的訊息」，其間仍有一定的差距，但在「局部能反映全部」這個層次上則是類似的。令人難過的是，為什麼國內的專家會獨厚於來自西洋的觀念，而菲薄源自中國的想法呢？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科學良知」？
專家們也許是不自覺地做出這種反應，但正因為不自覺，更顯示我們呼吸的其實是一種雙重標準的「科學空氣」。在這種空氣的薰陶下，我們都患了一種「思想分裂病」：一方面以嚴苛的、排斥的、挑剔的心態來面對祖先留傳下來的東西；但另一方面卻又以寬容的、歡迎的、不加批判的心態來面對西洋流傳過來的東西。這種心態絕非「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修養，而是一種知識上的「雙重人格」。
令人扼腕的「針灸現象」
這種心態讓筆者想起更早以前的「針灸現象」。
針灸亦是中國古老的醫術之一。在過去，台灣的一流醫學院和醫院是沒有人做針灸研究的，但十幾年前卻忽然熱門起來，連國科會都積極鼓勵和資助針灸研究。
為什麼突然想到要「發揚國粹」呢？原來是美國總統尼克森到大陸訪問，目睹了針灸的麻醉效果，返國後在美國科學界掀起了一陣「針灸熱」。是美國的科學家先認為針灸是一個「令人著迷的、預含許諾的研究領域」，我們才後知後覺，跟在他們屁股後面開始研究的。
現在我們知道，針灸絕非「江湖騙術」，它確實可以讓受針者的腦內產生一些神經生理及化學變化，而達到止痛、麻醉及其他效果。它也許是近百年來，中國人在全人類醫學知識進展上所做出的最大貢獻。但我們在這方面做了什麼呢？
利夫金（J.Rifkin）在提到科學與文化的關係時，曾說：「在一八三一或三二年，西方人發現氯仿（chloroform）可做麻醉用，但好幾個世紀前，中國人就發現了也可做麻醉用的針灸。為什麼西方人就不會發現針灸，而中國人就不會發現氯仿呢？這是因為每個文明的文化指向規範了他們可能發現的領域。」言下之意似乎是：具侵略性的西方文化指向覺得要將人麻醉，就必須讓他「陷入昏迷」（這是西方麻醉術的主流）；而具和諧性的中國文化指向卻想出了仍可讓對方「保持清醒」的麻醉方法。
「文化指向」是否能「規範」一個民族「可能發現的領域」，固然有待商榷；但如果一個民族的科學工作者只亟亟於「邯鄲學步」，對自己文化所孕育出來的一些觀念及心得「棄之如敝履」，甚至「視之如寇讎」，則他們顯然是要喪失有別於其他民族的「獨特靈感」的。
當然，並非所有的「靈感」都是經得起考驗的。來自中國文化靈感的「病理按摩」是否是「江湖騙術」，有待科學的驗證，但國內的醫學工作者有誰想要虛心、認真地去求證一下？也許要等到美國有人在研究「病理按摩」，才能激起我們的「熱忱」，跟他們「學習」吧？
讓人汗顏的「氣功研究」
「氣功」亦是中國的國粹之一，最近，國內的一些研究單位也開始研究起氣功來了，但這似乎不是向美國「學」的，而是受到大陸的影響。
大陸在知名科學家如錢學森等人的大力提倡下，對被「西方科學主流」排擠到邊緣地帶的祖先遺產──如中藥、針灸、氣功、各種奇奇怪怪的民俗療法，乃至特異功能等，都給予相當程度的重視。錢學森說得好，他說在現階段，中國人要想對人類科學知識的進展「做出貢獻」，恐怕要在這些東西上面多下一番功夫。這種見解跟我在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位醫學前輩的感想、傅斯年的勉勵以及利夫金的「科學與文化關係論」是前後呼應的。
對氣功的科學研究所獲得的初步結論指出，氣功師在運氣時，腦部腦波的振幅會增強，頻率變得單純、有秩序，而且腦波之振盪與「氣」所行經之內臟的機械性蠕動呈一種「共振態」。在西方醫學的觀念裡，內臟的蠕動（包括放氣時手掌溫度的局部上升）是受自律神經控制，不能憑「個人意志」自如收發的；但氣功研究顯然已對過去人類對自律神經系統的看法帶來某些修正（當然，在此之前，印度的瑜珈術也做過類似的「貢獻」）。但更重要的是：「氣」到底是什麼呢？它是不是長期以來被西方科學界所忽略的一種「生物物理現象」？
氣功似乎充滿了中國人對人類科學進展做出貢獻的「許諾」，但跟針灸一樣，台灣的科學工作者研究它，並非出於「自發性」，而是跟在人家屁股後面依樣畫葫蘆的。我們不僅失去了祖先的「原創性」，連「自發性」都沒有了！
進退失據的「龍發堂事件」
台灣的醫療制度也幾乎是美國和日本的「翻版」，而且比日本更「美國化」。日本的厚生省（相當於我國衛生署）研究、核准了一些「漢方」（中藥），日本的醫師可以開西藥或這些中藥給病人（通常是應病人的要求）；但在台灣，看西醫的病人如果兼吃中藥，就會受到醫師的斥責和鄙夷。在輿論壓力下，某些醫院設了中醫科，但中西醫卻渭涇分明，不能相互會診。
這種怪異的區隔，也許是擔心沾上了「土氣」，會使西醫不像美國那樣「純」吧？
不久前的「龍發堂事件」，讓衛生單位像接了一塊燙手山芋般，接也不是，丟也不是。但真正為難的地方是我們無法從美國或日本找到一個「現成的模式」來處理這個問題，結果在「沒地方學」的情況下，就顯得有點進退失據。令筆者感到納悶的是，美日等國的精神醫療對策也不是沒有弊端，我們為什麼不以龍發堂為一個開端（它當然也是不乏弊病），嘗試去摸索出一套屬於自己的，具有文化色彩的精神醫療對策呢？
「龍發堂事件」使我聯想起比利時吉爾鎮（Geel）的一種特殊精神醫療方式：在西元六百年左右，一位愛爾蘭公主為了拒絕父親（國王）的「瘋狂熱愛」，而逃到吉爾鎮，窮追不捨的國王在這裡殺死了自己的女兒。公主死後成了精神疾病患者的守護神，各地的信徒紛紛帶他們有精神障礙的家屬到公主的神廟禱告，祈求康復。吉爾鎮的鎮民先是為這些病人安排吃住，最後該鎮竟成為這些病人終生居留的家園，好幾百年來，吉爾鎮民將精神病人收容在家裡，為他們提供人道的、有效的照顧。目前，熱心的鎮民在州精神醫院的指導下，仍秉承傳統，繼續認養或收容精神病人。專家認為，這種重視歷史傳統、具有文化色彩的特殊醫療方式，乃是現代「家庭療法」的源頭之一。但我們有將龍發堂變成「台灣吉爾鎮」的勇氣嗎？有開創另一種精神醫療方式的志氣嗎？
重拾自發性與原創性
在世界的地理輿圖裡，台灣雖只是一個蕞爾小島，但在經濟輿圖裡，卻早已是個「大國」，而在文化輿圖裡，更繼承著古老而優秀的中國文明；至於在科學輿圖裡想佔有什麼席位，端賴我們如何將自己定位。
台灣，有能力、有權力也有義務對全人類科學知識的進展做出貢獻。但不管能做出什麼貢獻，首先都必須去除科學買辦心態、雜貨店老板心態，因為這種心態反映的不只是「偷懶」而已，更是一種集體的、隱密的自卑情結的投射。我們唯有走出瀰漫著雙重標準科學空氣的翻版廠，傾聽自己的聲音，呼吸自然的空氣，如此才能找回失落已久的「自發性」與「原創性」。它們，才是讓科學起飛的雙翼。
（原載《牛頓維誌》，一九九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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