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與「命定論」並非勢同水火，它們之間反而有某種奇妙的相互依存關係。盲目排斥「命定論」，則你所擁有的只是「虛幻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先體認「命定論」，瞭解事物間必然的因果關係，然後再決定和它們維持一種「什麼關係」；如此做出的抉擇，才是真正的「自由抉擇」。
因此，「科學命定主義」與「科學自由主義」乃是一體的兩面。「科學命定主義」只要跨前一步，就會變成「科學自由主義」。
但歷史告訴我們，人跟科學的關係，就像浮士德跟魔鬼的關係，人不得不受到它的引誘，我們沒有說「不」的自由，因此，我們所做的選擇依然是虛幻的。
催眠下的虛幻自由
在催眠裡，有一個奇妙的現象稱為「催眠後暗示」（post-hypnostic suggestion）。催眠師在將某人催眠，讓他進入催眠狀態後，給他一個暗示，要他在醒來之後的某個時刻或看到某個訊號時，就要照辦某件事。結果在解除催眠，受催眠者恢復清醒後，到了那個時刻，他就會不由自主地去履行他所接受的暗示。
這種「催眠後暗示」不僅有助於了解人類的深層心理，更能經由催眠師與被催眠者事後的辯難，而為人類的處境帶來某些啟發性的思考。
譬如張三在李四的旁觀下，被王五催眠，王五給張三一個催眠後暗示：「當你看到我用手摸鼻子時，你就要脫掉你身上的外套，而且去把窗戶關上。」在解除催眠後，三個人若無其事地閒聊，過了差不多一刻鐘，王五忽然用手摸摸鼻子，張三動了一下身體，然後站起來，脫掉身上的外套，而且走到窗邊，將窗戶關上。
王五開始找碴，他笑著問張三：「你幹麼脫掉外套？」張三不假思索地說：「因為我覺得有點悶熱。」王五打蛇隨棍上，繼續問：「既然覺得悶熱，那你為什麼又去把窗戶關上？」張三遲疑了一下子，說：「因為外面很吵。」王五得理不饒人地說：「外面好像沒有什麼聲音。」張三有點發火，像廣告片裡那個自大的傢伙說：「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從頭到尾在一旁觀看的李四，忽然覺得張三變得既可笑又可憐。他知道張三脫下外套和關窗戶的「真正原因」是來自王五給他的「催眠後暗示」，是早就決定好的，但昧於此一因果關係的張三，卻以為這些行為都是自主性的，都是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他的「自由」是多麼虛幻啊！
李四彷彿目睹了一場精彩的「自由意志」（free will）與「命定論」（determinism）間的辯論，他對這個在哲學上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似乎有了「豁然開朗」的感覺。
科學、命定論與自由意志
但如果李四覺得這是「命定論」對「自由意志」刮了一記響亮的耳光，則他並未得到真正的「啟示」。
事實上，在整個過程中，李四是可以做一些事的。如果他能從「旁觀者」變成「介入者」，在王五摸鼻子前，告訴張三說：「剛剛王五給你一個催眠後暗示，要你在他摸鼻子時脫掉外套、關窗戶」，那麼他就可以替張三解除這個如同魔咒般的指令，讓張三重獲「自由」，不再身不由己地脫外套、關窗戶。當然，爾後在王五摸鼻子時，張三仍舊可以脫外套、關窗戶，但這就「真的」是出於他的「自由抉擇」，此時，他才可以大言不慚地說：「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造物主，就像這個故事裡的催眠師王五，以各種神秘的指令附加在宇宙萬象上，讓它們依某種因果關係來運轉流變。而人類，就像可憐的張三，因昧於真正的因果關係，往往對宇宙萬象及自身行事做出錯誤的解釋，這些解釋通常只是為了滿足自己心理需要的錯覺。而由「旁觀者」成為「介入者」的李四，則好比科學家，他觀察宇宙萬象，找出潛藏於各種流變之下的運作法則及其間的因果關係，然後介入，干預這些運作法則，或扭轉其間的因果。這種介入，其目的就像李四一樣，是為了解除不利於人類的自然魔咒，讓人獲得更大的自由。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自由意志」與「命定論」並非勢同水火，它們之間反而有某種奇妙的的相互依存關係。盲目排斥「命定論」，則你所擁有的只是「虛幻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先體認「命定論」，瞭解事物間必然的因果關係，然後再決定和它們維持一種「什麼關係」；如此做出的抉擇，才是真正的「自由抉擇」。
我們說現代人比古人擁有更多的「生殖自由」，因為科學家為我們揭露了生殖過程中更多的「命定」（決定）因素，譬如卵子和精子是如何產生、如何運動、如何結合、又如何決定性別，胚胎是如何著床、如何發育、又如何剝離的，認識的越多，我們就獲得越多「想懷孕」或「不想懷孕」、「想生男」或「想生女」、「想生下來」或「不想生下來」的選擇機會，也就擁有更多的「生殖自由」。
因此，「科學命定主義」與「科學自由主義」乃是一體的兩面。「科學命定主義」只要跨前一步，就會變成「科學自由主義」。
「安全期」的迷惘故事
從「命定論」出發的科學，雖然能為人類提供更多的選擇與更大的自由，但卻也為人類帶來一些選擇的困境和自由的迷惘。
十幾年前，當我還在讀醫學系六年級時，有兩個朋友：一個文學院的、一個理學院的，先後向我請教什麼叫做「安全期」。
我當然知道他們想幹什麼，他們都有要好的女朋友。但君子有成人之美，更何況他們問的「安全期」是個科學問題，而非道德問題，於是我分別對他們做了如下的科學描述：
「所謂安全期就是要避開卵子和精子的結合，女性通常在下次月經要來前的第十四天左右排卵，而精子和卵子各有數天壽命，所以從下次月經要來前的第十一天到第十九天左右屬易懷孕期，其他時間就是安全期。」
兩個朋友都懷著「謹受教」的心情，欣然離去。
但幾個月後，兩個朋友都又來找我，他們哭喪著臉要求我介紹可以信賴的婦產科醫師，因為他們的女朋友「好像」都懷孕了。雖然彼此互許終身，但現在都還在求學，結婚不宜，所以想要「忍痛割愛」──就是墮胎。
「我不是告訴你們什麼叫做『安全期』了嗎？」朋友有難，我沒有心情開玩笑，只是感到有點不解。
讀理學院的那位朋友不安地說：「知道是知道，但要問她月經什麼時候來，我實在說不出口。所以知道了等於不知道，反正它就自然發生了。」
讀文學院的那位仁兄則有點犬儒地說：「我知道那天可能是危險期，但心情好的時候那裡還想什麼危險期、安全期？老實說，我一想到做這種事還要受什麼安全期的支配，心裡就覺得很窩囊。我不相信它會那麼準，是有點心存僥倖，甚至有點賭氣，但想不到它真的就那麼準，真是他媽的！」
瞭解某件事情在科學上的因果或必然性，跟決定和它們維持什麼樣的關係是兩回事，因為其間還要加上大量的個人思考。我這兩個朋友的反應雖然不太一樣，但「逃避選擇」卻如出一轍，我所告知的「安全期」只是增加他們的惶惑而已，因為他們沒有和它建立「任何關係」，結果他們失去了科學所許諾的「生殖自由」。
但我這兩個朋友的反應，並非罕見的特例。
生殖自由與道德焦慮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的研究者曾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該校幾乎每個女大學生都已經從性教育課程及宣導活動中知道生殖行為的因果，也知道如何避孕，但大多數有性活動的女大學生卻都沒有規律地在使用避孕方法，其中有半數雖然曾在某個時候「以為」自己懷孕了而擔心不已，但有規律地在避孕的還不到三分之一，而「從來沒有」避孕的則在一半以上。
男大學生的情況可能更糟，因為承擔懷孕後果的不是他們。為什麼「科學命定主義」不能向前跨出一步，成為「科學自由主義」呢？如果你身歷其境，你就會發現「這一步」代表了我們對自己看法的重大改變：如果你是一個男大學生，為了確保「生殖自由」，你可能必須隨時在口袋裡放個保險套，當你和女朋友意蜜情濃時，冷靜的說：「wait a minute」，然後「科學地」從口袋裡掏出保險套。如果妳是一個女大學生，為了確保「生殖自由」，妳就必須每天在室友的注目之下，按時吞下一顆避孕藥（當然，妳可以躲到盥洗室裡吃，但這正表示妳的鬼祟）。
如果這樣做，那不只是在向自己、對方及他人表明，自己對婚前性行為的「計劃性」與「期待性」，而且也意味著自己讓科技介入，意圖控制自己和愛人之間的自然熱情。這對仍有「性羞澀」的大學生不僅會造成程度不一的「道德焦慮」，而且是在踐踏自己的理想主義和完美主義，所以他們最常見的反應是「逃避」科學所許諾的「自由」。他們不是選擇「不」，而是「不」選擇。
但在幾次咀嚼「逃避選擇」的苦果後，多數人最後都不得不做選擇，而且一面倒地選擇了「接受」曾引起他「道德焦慮」和「異化感」的避孕器材，而不是「拒絕」。
但與其說這是「自由而真誠的選擇」，不如說是「適應」，因為他已經先調整了對自己的看法，覺得以前自己「羞於」從口袋裡掏出保險套，或在室友面前吞下避孕藥，完全是「少不更事」！
堅持說「不」的灌園老人
兩千多年前，莊子曾說過這樣一個故事：
子貢到楚國遊歷，在返回晉國途中經過漢陰，看到菜園裡有一個老人，挖地道到井中，然後抱著甕取水來灌溉，非常辛苦。子貢對老人說：「有一種機械，一天可以灌溉一百畦田，用力很少而功效很大，你老人家為什麼不用呢？」
老人問他是什麼樣的東西，子貢說：「是一種用木頭做的機械，叫做桔槔，它後重前輕，提水如同抽引，快速就像沸湯湧溢。」灌園老人聽了，面起怒色，然後笑著說：「我聽我的老師說，有機械的人必定有機事，有機事的必定有機心，胸中藏有機心，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便心神不定：心神不定，就不能載道。我不是不知道，而是羞而不為呀！」
前述的大學生就好像莊子筆下的這位灌園老人，他們不是不知道如何避開危險期或如何避孕，而是「羞而不為」，因為這些都是「機事」，有了「機事」就表示自己有「機心」，而有了「機心」就喪失了自己的「純白」。
不管從人類文明發展史或從個人生活經驗史來看，幾乎每個人都曾經是這樣的一個「灌園老人」，都認識到科學與科技所提供給我們的「自由」具有「操控」的本質，但能像灌園老人般堅持說「不」的人並不多。
海森堡（W.C.Heisenberg）在《物理學家的自然觀》一書裡，也提到這個灌園老人的故事，他的看法是現代工藝（科技）的進展已經到了莊子無法想像的地步，如果說現代人已失去了對許多價值的自覺，那並非由於科技本身，而是科技「飛躍的改變」，使我們沒有時間去「適應」新的生活條件。
我覺得重點就在「適應」這兩個字上。我們事實上不是在做「選擇」，而是在做「適應」，調整自己的觀念去「適應」新的科學發現和科技產品。當科學與科技仍處於點點滴滴的緩慢進展時，人類的自我調整還不會產生太大的問題，但當它要隨現代科技而做「飛躍的改變」時，則人不僅會對科學所提供的「自由」感到迷惘，甚至對自己感到迷惘。
虛幻的選擇，真實的罪惡
科學家常喜歡謙虛地說：「科學只解答宇宙萬象的運作法則及前因後果，而不下價值判斷；它只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但不替人類做選擇。」要決定和科學所提供的「自由」維持什麼關係──拒絕或接受，似乎是我們的「自由」，但歷史告訴我們，人類跟科學的關係就像浮士德（Faust）跟魔鬼麥費斯塔弗里茲（Mephistopheles）的關係，人不得不受到它的引誘，我們沒有說「不」的自由，我們所做的「選擇」依然是「虛幻」的（頑固的「命定論」者將說，人類會做出這種選擇乃是「必然的」、「命定的」）。
選擇雖然是「虛幻」的，但卻讓我們看到了「真實」的自己。物理學家說分裂原子可以產生極大的能量，結果我們「選擇」用它來製造殺人如麻的原子彈；醫學家說「絨毛膜篩檢」可以檢查胎兒的染色體，結果我們「選擇」用它來打掉自己不想要的女嬰；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對比原理」會影響我們的知覺，結果我們「選擇」用它來誤導消費者。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曾說：「相信自由是一種道德抉擇」，我們只有相信人是自由的，才能為道德找到基礎，科學雖然提供給我們更多的自由，但似乎並未增加我們的道德；當然，它也並未增加人類的邪惡，而是讓人類「選擇」另一種方式來表現邪惡。在科學未昌明以前，要殺人如麻需目睹對方鮮血噴灑而出的殘酷，要減少女嬰需面對將她溺死河中的罪惡，但現在，你只要按一個電鈕或躺在內診台上，就可以辦到這些事。
科學所提供給我們的自由，癱瘓了我們的罪惡感，模糊了因選擇而產生的責任問題。
勿使科學淪為另一種催眠
法國大革命的導師之一盧梭，在他的《民約論》裡面開宗明義地說：「人生而自由，但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如果這句話能改為「人無處不在枷鎖之中，但卻渴望自由。」將更令學科學的人信服。「民主」與「科學」是現代人自由的兩大基石，但「民主」要打破的「社會枷鎖」是人為的，而「科學」要打破的「自然枷鎖」卻原是命定的，盧梭認為民主所提供的自由是人類「失而復得」的自由；但對科學所提供的自由，我們卻不能有這種看法，它們是「新的」、「陌生的」，而且還「層出不窮」。
正因為它們是新的、陌生的、層出不窮的，所以我們在決定和它們維持什麼關係時，更應該「三思」：一是思考這是個「自由」問題、還是「適應」問題？二是自問我們曾經對它說「不」嗎？三是反省我們是否罹患了「科學性的罪惡感恍惚症」？
在本文開頭的催眠故事裡，當李四告訴張三，催眠師王五如何將魔咒般的指令加在他身上時，張三如果要獲得真正的自由，他必須先分辨形同科學家的李四的說辭，是否是「另一種催眠」。對此，他無法仰賴李四提供他「正確答案」，而只能自己下判斷。
對於科學所提供的自由，我們似乎也應該這樣做。
（原載《牛頓雜誌》，一九九一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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