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教育假設你若沒有在它規定的時間學習某種東西，你以後就不會主動去學習，也學不會。我們豈是那種人？
去年到台中，和幾個中山醫學院的學生聊天。有一個學生問我：醫學院的課業繁重，必修課程很多，而又經常考試，他對文史哲等非醫學院的東西很有興趣，但麻煩的是他對解剖、生化、生理等醫學院的東西也同樣有興趣，因此經常面臨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
他顯然認為我過去也有這種困境，所以我先向他談一些自己的經驗：在醫二下學期時，我們必修體育課，但需在開學後幾天內即去登記你想上什麼體育課。不巧的是當時有一位讀清華大學的好友來找我，我覺得友誼比體育重要，於是帶他去遊山玩水，而錯過學校的規定時間，結果那一學期就沒上體育課。醫三開始課程排得滿滿的，我沒有辦法，只好挪用星期三早上生化課的時間去補上體育課，因為在這個時候，趕快修完體育課顯然比那撈什子的生化課要來得重要。
到醫六的時候，學校規定我必須在這個時候學習精神醫學，我對精神醫學素來有興趣，不必學校規定，以前就雜七雜八讀過一些。但不巧的是，醫六時我在校總區擔任大學新聞社社長，當時正是多事之秋，我忙得很哪，那有心情和時間去學習學校規定的精神醫學？不過等到畢業之後，生活安頓下來，我又開始陸陸續績地研讀精神醫學直到現在，而且自問除了班上兩三位後來做專業的精神科醫師者之外，我讀的精神醫學比其他同學都要多出許多。
我不上體育、生化、精神醫學這些課，因為學校規定的時間讓我覺得「不方便」，我有我自己的「安排」。因此，我向那位學生說：「時間是你自己的，不是學校或別人賞賜給你的。在以後四、五十年的人生中，你總可以找出一段適合你自己的時間，來研讀現在不得不失之交臂的知識。學校教育假設你若沒有在它規定的時間學習某種東西，你以後就不會主動去學習，或者學不會。我們豈是那種人？」
為了勉勵他，我還向他提起兩位大師的軼事：一是精神分析之父佛洛伊德，佛氏就讀維也納大學醫學院時，醫學院正規的修業期間是五年，但他讀了八年才畢業。這不是他游手好閒不讀書，而是他「對校方的吹毛求疵感到不滿」，在讀校方規定的教科書時「有障礙」，其實他忙得很，他在讀自己喜歐讀的書，做自己喜歡做的實驗和研究。到最後不能再拖時，也是為了讓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畢業的人「閉嘴」，才以最快速度通過結業必須的三項考試，得到有點過時的醫學士學位。
另一位是社會生物學之父──哈佛大學的動物系教授威爾森，他所倡導的社會生物學常被評為是偏頗之論，但此公的學問其實相當淵博。威爾森生活單純，平日以讀書為樂，而且方法有點怪異。他與同事聊天，對方若提起一門好像很有趣而他卻不甚了了的知識，威爾森只有五體投地的份兒。但兩個禮拜後，威爾森再與這位同事聊天時，主客異位，變成同事對威爾森五體投地，因為他已成為那門知識的「行家」。原來在上次聊天之後，威爾森立刻到圖書館裡，把相關的書籍借出來，那兩個禮拜都在廢寢忘食地讀那些書。
每個人都有一套適合自己的時間、心境與興趣的學習方式，聽從自己的內在之聲，率性而學之是最快樂不過的事，能夠率性而為，則有「欲學不能」與「欲罷不能」的時候。現代教育在本質上是一種批發式的群眾教育，為了教育的方便，它強迫阿貓阿狗在某個特定時間要學習它規定的東西，然後發明「問題學生」這個名詞，說你若不符合它的框框，你就有「問題」、「不堪造就」。
翻開近代歷史即可發現，各行各業傑出的人士有很多都是過去被學校認為是「不堪造就」的學生。一個人「不堪學校造就」，到底是學校有問題還是個人有問題，是個頗有爭論的問題。在知識的層面，譬如說腦神經生理學與莊子哲學間，並無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真正的「魚」與「熊掌」是「學校」與「個人」，學校只是提供我們追求知識，從旁協助我們「自己造就自己」的地方，而不應該成為規定或限制我們追求什麼知識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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