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425 無用之用

　　如果牛頓生長在中國，蘋果掉下來打到他的頭部，他可能根本不會問：「蘋果為什麼不掉到天上去？」因為這個問題「何補於國計民生？」

　　有一則諷刺故事，大意如下：一位書生搭渡船過江，在江中，書生問船伕說：「你讀過四書五經嗎？」船伕說：「沒。」書生為他感到惋惜地說：「那你的人生去掉一半啦。」書生再問：「你懂得琴棋詩畫嗎？」船伕說：「不懂。」書生更加感嘆地說：「那你的人生又去掉四分之一啦。」「這時船忽然破了個洞，江水不停地湧進來，眼看船就要沉了，船伕問書生說：「你會游泳嗎？」書生說：「不會。」船伕笑著說：「那你的人生全部完蛋啦。」

　　說這個故事的人很巧妙地提出了他對「用」與「無用」的看法。俗語說：「百無一用是書生」，書生所重視的四書五經、琴棋詩畫無法拯救他免於溺死江中，相較之下，游泳的技術似乎比這些東西「有用」多了。自古以來，讀書人常被批評或自我批評為不務實、不切實際、不能學以致用，「書到用時」不僅「方恨少」，而且根本是派不上用場。

　　而讀書人所研究的學問也有「用」與「無用」之分，譬如四書五經是屬於「有用」的學問，而琴棋書畫則是「無用」的學問。儒家主張「經世致用」，經常將學問塗上濃厚的實用價值色彩，讀書做學問或者修身是為了什麼？為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在儒家思想籠罩下的讀書人，對知識也常帶著濃厚的實用價值觀。他們常常自問或逼問他人，研究這們知識（譬如說天文學）或研究那門學問（譬如創造心理學）「何補於國計民生？」而以「用」或「無用」來賦予各種知識不同的價值。

　　我曾設想：如果牛頓生長在中國的書香世家或豪門巨賈之家，有一天，當蘋果從樹上掉下來，擊中他的頭部時，他想到的也許是「如何將蘋果擊中頭部的事件編成一個具有教化人民意義的故事？」或者「如何改良蘋果的栽培？增加生產？」這些有實用價值的念頭，他可能根本不會問：「蘋果為什麼不掉到天上去？」因為這個問題「何補於國計民生？」如果你不知好歹地繼續追問，那就是「玩物喪志」了，是儒者所不恥的。

　　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觀察大抵認為，中國人是一個講求實用的民族。中國人很少「為為知識而知識」，總是覺得無補於國計民生的知識學它作啥？要學就學能派得上用場的顯學，但這其實是一種短視。就筆者比較熟悉的醫學領域來說，即經常可看到這種以實用為導向的短視，絕大多數醫學生都是先「立志當醫師」，為了「服務社會」，然後才去「研究醫學」的；沒有幾個人因為對醫學感到好奇而去學醫，終身以「研究醫學」為目的的。如果你只研究醫學，而無法將所學的東西變成對社會有用或不含這種預期，那你可能就會被視為一個「自私」的人。

　　近閱報紙，看到台大醫學院新任院長發表談話，大意是說台大醫學院存在的目的不是為了培養諾貝爾醫學獎得主，而是為了培養素質優秀的醫護人員。這段談話和昔年台大校長傅斯年所說要「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拿來一對照，真不知該說什麼才好？難道醫學的教學和研究只有「獲得諾貝爾醫學獎」以光宗耀祖及「培養優秀的醫護人員」以服務社會這兩個目的，不能為「研究」而研究嗎？不能為「追求真理」而研究嗎？

　　對滿腦子實用價值觀的人來說，數學系的存在目的也許只是為國家培養素質優秀的數學教師，讓將來學醫學、電機、工程的人有人教他們可資應用的數學，他們無法瞭解發展「純粹的數學」有什麼價值。

　　雖然大家都知道數學是一切理論科學的基礎，有了理論科學，才有應用科學，有了應用科學才能讓他服務社會，但總覺得數學「夠用」就好。中國科學不能發達，對這種短視的實用價值觀中毒過深是原因之一。

　　西方的知識界跟我們則大異其趣。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教授金巴鐸，在談到心理學的發展方向時，特別提到他年輕時代的一件往事：當他還在耶魯大學做研究工作時，有一天在實驗室裡興高采烈，因為《科學》期刊（一本相當高水準的專業科學刊物）剛通知他說他的一篇論文已被接受，準備刊登。金巴鐸情緒高昂地對那篇論文的資料做最後的分析.。

　　他的老師柯罕問他今天精神為什麼這麼好，金巴鐸忙不迭告訴柯罕教授說，他發現了咖啡因和鎮靜劑會如何影響成年雄鼠的性行為（這正是那篇令他得意非凡的論文內容）。正當金巴鐸口沫橫飛時，柯罕教授突然打斷他的話，要金巴鐸告訴他醫學院外面的大街上發生什麼事，金巴鐸說「沒有什麼，只是有人站在那裡說話。」柯罕教授又問他街上的行人在談些什麼，於是金巴鐸說街上的一個女人因為聽到另一個人告訴她的消息而感到非常沮喪，而另一個女人則在安慰她。這時柯罕教授拍拍肚子說：「如果你知道如何安慰她，那麼你就能安慰她，而你也會發現一般人比你那些白老鼠可愛多了！「

　　金巴鐸特別提到這件往事，因為柯罕教授提醒他，心理學應以解決人類的問題為目的，知道咖啡因如何影響老鼠的性行為，套一句儒家的話──「何補於國計民生？」當金巴鐸為知道老鼠性行為的一些問題而得意忘形時，柯罕教授把他拉回現實中，要他多想想如何幫助周遭的人。金巴鐸把柯罕教授的話視為「空谷足音」，因為在西方的知識界，像柯罕教授這種人並不太多，很多學者一鑽進研究領域裡，就為研究而研究，只想知道「真相」，而不太顧及這個真相對社會有沒有用。

　　但在國內，像柯罕教授這種人卻太多了，大家都要經世致用，都要服務社會，結果理論科學少人唸，基礎醫學沒人做，大家都想現學現用，而且只學有實用價值的，而不願承認生化學、生理學、微生物學等是比內科學、外科學、小兒科學更有價值。

　　莊子說：「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很多知識，譬如說觀察太空或者觀察老鼠的性行為，若以短淺的眼光來衡量，顯然是無用的，但若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則可能是相當有用的。也許因為有人基於好奇、興趣，無所為而為地觀察太空，長期累積建立了豐富的天文學知識，並發明了太空船，而在地球飽受「實用之物」的污染，無法住人時，這些以前「無用」的知識即能使人類移民外太空，延續生存。如果到那時才想學「有用」的天文學，現學現用怎麼來得及呢？這也正是莊子所說「無用之用，乃為大用」的部分道理。

　　近閱報紙，有吳大猷先生與余英時先生的科技人文對談，其中，余英時先生將理論科學稱為「無用之用」，筆者深有同感。也許我們要先擺脫知識的實用價值觀，不先問有用與無用，而純粹為知識而知識、為研究而研究，則所獲得的只要是真知識，總有一天就會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