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自己的人生成為一個「一貫而完整」的故事，是我們在回憶過去時的一個「內在要求」。
舉世聞名的人類學大師馬林諾斯基原是專攻哲學的，在他成為大師之後，經常說他當年之所以從哲學闖進人類學中，完全是出於偶然，因為他剛好得了肺結核，住進療養院裡療養，療養期間無聊，剛好讀到另一位人類學大師弗萊澤的《金枝集》，覺得很有趣，於是就從哲學改行到人類學的領域中去。
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也曾說，他在青年時代受好友布勞恩的影響，決定將來在大學裡要攻讀法律。但一次偶然的機會，在高中畢業前聽到布魯爾老師朗誦歌德所作關於「自然」的美妙論文，才決定要成為一名醫學生。但他在自傳裡仍說「事實上，在當時和後來，我都未覺得對醫師造一行有任何特殊的偏愛。」
美國廿世紀初年的名畫家惠斯特說得更露骨，他說他之所以以繪畫為終生事業，乃是因為當年參加軍校考試時（他原想當將軍），化學試題答錯了，把「矽」誤為一種「氣體」，而沒有被錄取，才退而求其次做畫家的。
這些自白雖多少交待了這三位傑出人士「為什麼」會走上後來使他們大放異采的那一行業，但似乎令人感到「失望」，因為他們之所以進入一個特殊的行業，並非從小就立志做個「什麼家」，而只是「偶然的機緣」，缺乏「一貫而強烈的動機」。
魯迅在他的《吶喊集》自序裡，對他早年為何赴日學醫，以及後來為何棄醫從文，有一些自我說明。他認為自己父親的死是被中醫所誤，他說在接觸西方科學後，「便漸漸的悟得了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所以決定赴日學醫，「預備卒業回家，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但後來為什麼棄醫從文？因為在仙台醫專學習時，受到一部新聞記錄片的刺激，這部記錄片敘述日俄戰爭時，一個被指為俄國間諜的中國人，被日本人斬首示眾，而有很多體格強壯、精神麻木的中國人在旁圍觀。他深感恥辱，「便覺得學醫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強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這段動機的自白比起佛洛伊德或馬林諾斯基來，顯然是具有更大的振聾啟瞋之作用的。
一個人在回想過去時，常會做一種「心靈的考古」，自問自己當初「為什麼」會做這做那，也就是出於什麼「動機」。這類動機的回憶，屬於「自傳性回憶」，心理學家告訴我們，「自傳性回憶」有一個特色，它具有使自己的一生成為一個「一貫而完整」之故事的傾向，心靈會篩選或修飾記憶，使它更符合「目前的情況」。一對夫妻共同生活了二十年，如果丈夫對目前的婚姻情況很滿意，而妻子很不滿意的話，則兩人對過去「共同生活」的回憶是不一樣的。愛因斯坦曾說，他對童年的一件往事仍有鮮明的記憶：當他四歲時，有人送他一塊磁鐵，他對磁鐵的特性感到非常好奇，而愛不釋手地玩這塊磁鐵。對此一回憶可以有兩種不同因果關係的陳述，一是愛因斯坦從小就對物理現象有濃厚的興趣，所以後來成為傑出的物理學家。一是愛因斯坦是個傑出的物理學家，所以特別容易回憶起與物理有關的童年經驗，如果他長大後是音樂家，那麼他能回憶起來的可能不是磁鐵，而是樂器。
動機往往只是「事後的辯解」。魯迅寫〈吶喊自序〉當在民國十一年，當時他已四十二歲，「正式」進入文壇沒多久，但似乎找到了一個可以生死以之的目標。在這個時候做「一貫而完整」的故事的「內在要求」是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吶喊自序〉似乎就嘗試做這種「自我表白」。但我們知道，魯迅在少年時代離開故鄉後，是先進「南京水師學堂」的，相當於現在的海軍軍校。不到一年，轉學到「礦路學堂」，一九○一年從「礦路學堂」畢業後才由校方遴選公費留學日本，到日本兩年後才開始學醫的。習醫期間，因為受到侮辱中國人的影片之刺激而退學，但從其他資料我們也知道，他在仙台醫專的成績平平，而且在此時給友人的信中說，他拿聽筒聽人的肺部，有病無病一樣，知道自己做醫生不成。
魯迅自仙台醫專退學後，同弟弟周作人確曾在日本搞了一段時間的文藝活動，兩人合譯《域外小說集》，並籌辦《新生》雜誌，但兩者皆告失敗。一九○九年回國後，先是在杭州初級師範學堂教生理及理化，後來轉到紹興學堂。民國成立後，應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當僉事的閒官，而且一做就做了十五年。在這段期間，主要是在研究他後來大力抨擊的中國「故紙堆」。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他才像北冥之魚一樣，化為大鵬。
說了這麼多，並非在暗示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所做的動機自白是「虛飾之辭」，當然，魯迅對文學的興趣是從小就可以看出來的，讓我感興趣的是，當魯迅在不同的人生階段，譬如在礦路學堂求學時，在紹興學堂教書時，在教育部當閒官，回家抄古代碑帖時，他回顧自己的過去，想及自己「為什麼」會做這做那時，他將怎麼說？也許他不願想起當年受記錄片刺激，想振奮國魂而棄醫從文的往事，因為那跟他現在（民國初年）躲在陰暗的屋子裡翻故紙堆的行為是「不合」的。而他在〈吶喊自序〉裡也沒有提到從日本回國後十餘年蟄伏的經歷，因為那跟他現在的「吶喊」又是「不合」的。
當然，馬林諾基和佛洛伊德的自白也不見得就比較正確，因為看過《金枝集》或聽過「自然」演講的並不只他們兩位，他們的踏入人類學和醫學，並非只是「偶然的機緣」而已。行為主義大師史金納喜歡說「我的一生幾乎可以說沒有什麼規劃，沒有什麼證據能說有一個計劃貫穿了我整個的專業生涯。我生命的主要歷程是由一系列的偶發事件所促成的」，他這一番話顯然跟他否定有「動機與意志」的存在有關，姑不論其真偽，但他使我想到一個人對自己「為什麼」會成為現在這副模樣，似乎和他的基本信仰有關。有人喜歡擇取「相干」的部份，但有人卻喜歡擇取「不相干」的部分。
動機是很複雜的東西，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使我們誤以為多數偉人都是「從小就立志「要做什麼家」的，是「一貫而強烈」的動機促使他們成功的。為了「激勵後人」，往往把各行業的偉人變成「一條腸子通到底」的人，但這並非生命的真相，甚至只能說是「生命的假相」，它是一把兩面的利刃，為了助人有時反而傷人。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