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416 烹飪與午後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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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洛伊德之所以認為女人「難以理解」,因為他幾乎從沒有做過一件傳統上屬於女人的工作。

  近一年來,因妻子到報社上班,父母又經常不在,我和子女單獨相處的機會大為增加,解決三個人的吃飯問題成為我一項新鮮的工作。剛開始時,買便當應急,但吃久大家都膩了,於是我開始煮麵。煮麵是學生時代就會的,重作馮婦,亦屬駕輕就熟;最後,則事先向妻子請益,自己炒起菜、煮起湯來。

  有一個星期天,妻子剛好參加報社的座談會,因時間較充裕,於是我略顯身手,炒菠菜、炸香腸,煮玉米濃湯(另有一道鯽魚是妻子預先煎好的),準備和兒女共享一頓溫馨的午餐。但事與願違,到同學家做「科學展覽」的兒子打電話回來,說實驗沒做完,同學媽媽留他在那裡吃中飯,結果只剩下我和女兒。因為菠菜炒太多了,在飯桌上,我頻頻勸女兒多吃點,但她還是吃得很少,最後還是我把一盤菠菜全吃光了。下午四點多,兒子從同學家回來,我立刻問他:「肚子餓不餓?要不要吃玉米濃湯?」在兒子如預期中點點頭後,我連忙將剩下的玉米濃湯溫熱了端出來,看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自己心裡也高興。

  我從這些經驗中獲得很多感觸,最大的感觸是:烹飪改變了我對女性的看法。但這裡所說的看法並非指「家事之辛勞」一類的東西,而是一個較抽象、也較基本的觀念問題。

  從小在飯桌邊,母親就要我們把飯菜都吃完,沒吃完的殘羹剩飯就留到下一頓,結果下一頓新煮的飯菜經常因此而沒吃完,又留到明天,好似一種惡性循環,這些殘羹剩飯最後的去處通常是母親的肚子。我本以為像母親這種深受傳統薰染的女性才如此,想不到結婚後,由妻子主持中饋時,妻子亦復如是。有時候遇到妻子要我將飯鍋裡的飯全吃完,或分攤一些剩菜,或是飯桌上出現已回鍋兩次的剩菜時,我難免會發牢騷,即席發表一些「男人觀點」,從營養學到經濟學,指陳生米既已煮成熟飯,所謂「節儉」、「丟了可惜」、「罪惡感」云云,在殘羹剩飯的惡性循環中,不僅精不起邏輯的辨證,而且還可能得不償失。

  但我沒有提起心理學。其實從過去的閱讀中,我相當熟習於某些來自生物學、文化、社會、歷史的所謂「女人屬性」,我多少認為女人對殘羹剩飯的看法可能是一種能收不能放、見小不見大的「婦人之見」,兩性在先天及後天上,畢竟是有一些差異的。但為了殘羹剩飯這種小事而談起兩性差異這個問題未免太小題大作,所以我一直沒有說出口,只是在心裡將觀察所得與理論做個印證。

  令我訝異的是,當我自己開始炒菜煮飯時,我也不自覺地要女兒把菜都吃完,她不吃,我就自己將它吃光。這可能不是我忽然有了「婦人之見」,而是這根本不是什麼「婦人之見」,應該稱為「烹飪之見」才比較恰當。當供給親人食用的飯菜是出於自己的手中時就會比較「珍惜」它,希望親人多吃點,大家吃不完就自己將它吃了,或是留到下一頓。因為向來從事烹飪的絕大多數是母親與妻子,而母親與妻子都是女人,所以我們錯誤地以為那是「女人的屬性」。

  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曾對他傑出的女弟子柏娜帕黛(希臘喬治王子的王妃)說:「雖然我研究女性的靈魂三十年,但有一個大問題還沒有找到答案,而且可能永遠無法找到答案,那就是『女人要什麼?』」近三、四十年來,這句「女人要什麼?」一再出現於女性主義的著作裡,成為女性主義者攻擊精神分析的口實之一。雖然佛洛伊德這句話有著女人心理比男人心理更「深奧」、更「難以理解」「的含意,但整體而言,精神分析確實是一個充滿男性沙文主義觀點的學派,佛洛伊德之所以認為女人「難以理解」,不僅因為他是一個男人,更因為他幾乎從沒有做過一件傳統上屬於女人的工作。

  性治療學家馬斯特早年單槍匹馬研究男性及女性的性行為反應,他經常以妓女為訪談及臨床實驗觀察的對象,其中有一位應召女郎擁有社會學的博士學位。馬斯特後來說:「我和這位女郎談了一個半小時,她一直嘗試要告訴我有關女性性功能的某些真相,但我一直難以心領神會,我不知道這個女人在說什麼。最後,在極度不耐煩中,她說:『醫師,我看你需要一個女性闡釋者,因為你對女人根本一無所知』!」馬斯特同意她的觀點,他不是女人,他無法做女人能做的事,光憑「旁觀」和「想像」是靠不住的。於是他決定找一名女助手,女助手的條件是必須近三十歲,最少生過一個小孩,而且已經離婚。瓊森得到了這份工作,後來她成為馬斯特的妻子,馬斯特及瓊森的搭檔更成為日後研究及治療人類性問題的理想模式。

  過去我對女性的看法,主要來自旁觀與閱讀,雖然也讀了一些女性主義的著作,曉得男女差異的一些歷史因果,也知道只有一個男人親自為兒女換尿布、餵奶餵飯、洗澡、哄他睡覺,才能像電影《克拉馬對克拉瑪》或《狐之子》中的父親,對子女有著溫馨而真摯的「父愛」。但這些因旁觀而來的清晰觀念,卻因自己的日建設族傳統女性的工作,而日漸瓦解或有著不同的體認,也使我對「旁觀者清」這種說法日生懷疑。

  傳統的「父愛」與「母愛」之所以判然有別,「男性氣質」「女性氣質」之所以涇渭分明,「工作屬性」的成分恐怕要大於「性別屬性」;而「個人經驗」的影響力可能也大於「文化遺產」。「女人要什麼?」或「女人想什麼?」這類問題似乎沒有佛洛伊德想像的那麼「深奧」,你只要自己去「經驗」女人的「工作」,大概就可以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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