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129 打倒貴族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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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期間的「新文學運動」,打倒了「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奠定白話文學大業的根基,使我們今天做文章時不必再文謅謅的「之乎者也」,可說是一大快事,但當時所提出的「八事」與「三大主義」,雖經豪傑之士振臂疾呼,在半世紀後的今日臺灣却不僅已烟消雲散,有的更借屍還魂,變本加厲起來,五四時所揭櫫的「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在今天已被一股逆流所橫阻,這股逆流以有錢又有閒的公子哥兒及千金小姐們為首,正在文壇上做「貴族式」的呻吟,並大唱反潮流的反調。

  為了方便起見,筆者以《臺北人》一書為例,對貴族文學做如下的批判:

  《臺北人》一書以劉禹錫的「烏衣巷」做題詞,詞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難道是兩百萬臺北人應有的寫照嗎?我們再看看書中人物是怎麼一回事時,更不難發現他們和真正的「臺北人」是多麼離譜!書中人物住的是天母的公館,坐的是轎車,吃的是松瓤、蜜棗和魚翅,穿的是南京帶來的杭綢,屋內陳設的是天籟閣珍藏的古硯,饕餮三脚鼎的古銅香爐,兩尺高天青細磁聯膽瓶……這種排場,這種氣勢,我們不知道作者在向我們表示什麼?我只知道我看不懂!

  再看看書中人物的對話,就會更加倒胃:

  「從前哪年春天,我們夫人不要在園子裡擺酒請客,賞牡丹哪?」

  「他是在美國生的,我的男孩子兩夫妻都在那邊教書……」

  「來到臺灣我還是頭一次吃到這麼講究的魚翅呢。」

  「啟娘娘,奴婢敬酒。」

  大家聽看看,這像什麼話?

  書中各篇情節大抵也都是眷戀以前「王謝堂前」的奢靡生活和哀嘆一些夕陽西下的美麗殘景;守舊頹唐而不知振作,言之無物而乏善可陳;完完全全徹徹底底的是一部腐化生活的寫照,我們忍不住要問:「這是一個具有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所應該不厭其煩地再三加以描述的嗎?」值此國難方殷之際,實不容此種反潮流反革新與反振作的「文學」之存在,在它們被踢進毛廁之前,我們願重申五四口號,與我輩志士共勉:「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原載大學新聞

〔後記〕

  此文登出後,有人替白先勇先生打抱不平,茲將原文附錄於下:

【刺偏的矛頭 「打倒資族文學」一文之商榷】  魏國彥

 文心雕龍:「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坡討源,雖幽必顯。」文學之欣賞以入化為極詣,就有形之文字,抽繹其無形之題旨,讀小說尤然,不應拘限於文字表面意義之字斟句酌,而應致力於把握文字連串後所內蘊之主題。若讀小說,忽忽「速讀」而過,不遐深研意會,綴拾幾段文字,祭起某面文學大旗,矛頭亂刺一通,大嚷打倒云云,徒致深廢淺售,文學批評之建設性固然談不上,却正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雲也,令人淒然有「莫訝荆山前,時聞荊人哭」的感嘆!

  茲乃有人重申五四口號:「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並為了方便起見,以《臺北人》一書為例,以為對貴族文學之批判撻伐。

  首先,我們該看看《臺北人》够不够「貴族文學」的格。

  民國六年,陳獨秀發表的文學革命論是這樣寫的:「……以何理由而排斥三種文學耶?曰貴族文學,藻飾依他,失獨立自尊之氣象也……其形體則陳陳相因,有肉無骨,有形無神,乃裝飾品而非實用品,其目光則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窮通利達。所謂宇宙,所謂人生,所謂社會,俱非其精思所及,此三種文學共同之缺點也。」以此標準衡之白先勇的《臺北人》,文字上既非藻飾依他,主題上亦不失獨立自尊之氣象,何以能冠之以「貴族文學」之雅號?不錯,白先勇寫的是貴族,寫的是沒落貴族的殘照,《臺北人》裡面的角色多是舊日中上層社會的人物,目前在臺北有「自己的家」,家裡扮演的恆常是他們「光榮的過去」的複演與嘆息,家的外面是沒有青石板大街,没有黄包車的大臺北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些被逐出大觀園的王孫仕女,他們一旦失去往日的依靠,只好沉浸在過去的回憶裡,因為那幢自己的却又不屬於他們的「百姓家」,也因為那棲足的城市却不屬於他們的「臺北」。沒了王謝堂前燕影的屋簷下,杭綢、古硯、崑曲、平劇、古銅香爐、兩尺高天青細磁膽瓶,繫住一點落日美景;他筆下的貴族沒有喧赫而是堪憐,他們的今天是生活在「昨天」的陰影之中,對於他們的明天則不知所措的顫抖、茫然。他们曾擁有的是過去,剩下的是嘆息和回憶,生活的方式是麻醉,結局之必然是滅亡。

  在這樣的結構中,白先勇反反覆覆強調兩大主題——現實或者命運是否無法抗衡?對一去不返的過去只做執著地回憶嗎?

  如果稍做一點聯想,「漢唐」的盛世,「李杜」的光輝,甚或那一瀉萬重山的三峽,垂柳水連天的西湖,北平靜靜的天壇,飛閣流丹、巍巍墩墩……對我們而言,何嘗不是王謝堂前的燕影!祖先的光榮已屬過去又過去,重覆述誦當年勇也成不了今日奮發的創力,死背包袱,虛要面子該屬必要嗎?各位「臺北人」你以為如何呢?白先勇沒有直接了當的說出來,但他嘲諷的筆意,把沒落貴族的殘照已寫得殷紅,像血!他所做的冷酷分析遠超過熱情的擁抱,「值此國難方股之際」,這真的是「反潮流反革命和反振作」的文學嗎?

  現代文學三十七期中曾這樣寫到:「如果說朱西寧和司馬中原常捕捉舊大陸的過去,林懷民和舒凡擁抱臺灣的現實,而於梨華眺望新大陸茫茫的未來,則白先勇的作品正如一條線,將這些時期貫成一串悠悠的唸珠。」看白先勇的臺北人以至紐約客,刻劃這一代由舊大陸漂到臺灣又流向新大陸,對過去眷念對明日迷茫的中國人精神風貌,實是一位兼具社會意識與歷史感的作家。不錯,他沒有寫出所有百多萬的臺北人,但他却栩栩寫活了某一層面的臺北人,文學作品不是電影紀錄片,就一個作家而言,就所謂宇宙、社會、人生而言,他已有了他的成就。

 賽萬提斯的《唐.吉訶德》是反騎士的,白先勇的《臺北人》是反貴族的,寫騎士不見得就是騎士文學,寫貴族也不就是貴族文學。昔君主遭難有替死之臣,今白先勇之《臺北人》實擔待不了因張冠李戴而遭入毛廁之不幸。

  奉勸重申「五四口號」,以「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的志士們,莫要敵友不分,不妨將毛廁門口的《臺北人》抬起再細心看看,看到幾株你以為貌不驚人的大樹後,不妨再看看它背後是否有一片廣袤的森林待你尋幽,動則斧斤伐之矛頭刺之,徒遭蚍蜉撼樹之譏,何嘗是閣下操瓠為文之本心所願?

■看完此文,我想魏君大概誤會了我的意思,所以又寫了一篇答辯:

【矛頭刺向何方? ——兼答魏國彥君】

一、《臺北人》與貴族文學

  辛克萊在〈拜金藝術〉的前言中向所有從事寫作的人質問:「誰作的文學並且為誰而作?天才可曾為人道盡了力麼?」

  基於「國民文學」必須發展與亟待發展的信念及熱忱,筆者反對任何形式的「貴族文學」。

  民國六年二月一日,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學的革命論〉,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貴族文學,藻飾依他,失獨立自尊之氣象也……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此種文學蓋與吾阿諛、誇張、虛偽、迂闊之國民性互為因果。」

  這一段話魏君引用了大部份來說明《臺北人》一書不是「貴族文學」,但筆者看完該書後,却覺得其內容「不越權貴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而且魏君既然已經承認書中人物多是「沒落貴族」,筆者也就不客氣而且很樂意地借用魏君對他們所作的形容:「他們的今天是生活在昨天的陰影之中,對於他們的明天則不知所措的顫抖、茫然。」明明是在「陰影」之中「顫抖、茫然」,而魏君却說「亦不失獨立自尊之氣象」,不知道是哪一路的說法?更有甚者,書中人物對話諸如:「啟娘娘,奴婢敬酒」,「我看過的臺北這些夫人太太們,夫人的皮膚要數第一!」……等等令人噁心的句子罄竹難書,充分暴露出「阿諛、誇張、虛偽、迂闊的國民性」。這樣說它不是「貴族文學」豈非此地無銀三百兩?

  筆者希望魏君有時間不妨看看民國四年九月《新青年》雜誌創刊號〈敬告青年〉一文是怎麼寫的?它所標榜的是「一、自立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退守的。三、進取而非退隱的。……」但是《臺北人》一書中有的只是充滿奴性的「副官」和退守退隱的「權貴」,找不到一絲自立進步進取的影子,請問這不是「反潮流反革命反振作」是什麼?所以筆者覺得應該反對它,打倒它,因為魏君所搬出的陳獨秀在〈文學的革命論〉裡同時又說:「以此而求革新文學,革新政治,是縛手足而敵孟賁也。」

二、《臺北人》的社會意識與歷史感

  魏君說:「白先勇反反覆覆強調兩大主題……現實或者命運是否無法抗衡?對一去不返的過去只做執着地回憶嗎?」筆者以為該書〈梁父吟〉一篇中樸公的造形已經足够給予我們明確的答案,作者絲毫沒有如魏君所說「反反覆覆」強調什麼,就一語道破現實和命運是無法抗衡的,最多只是樸公在反反覆覆「執着地回憶」辛亥革命時的英雄事蹟而已。也許魏君又要說:「白先勇没有直接了當的說出來,但他嘲諷的筆意,把沒落貴族的殘照已寫得股紅,像血!他所做的冷酷分析遠超過熱情的擁抱。」但在這個節眼處有一個大觀念必須搞清楚,「嘲諷」與「自傷」往往只有一線之別,作者本人出身不錯,我們怎知他不是像《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一樣在自傷身世呢?如果我們把魏君的句子改成:「他用自傷的筆調,把沒落貴族的殘照寫得殷紅,像血!他所做的熱情擁抱遠超過冷酷的分析。」豈不是更能令人心服。

  魏君在得到他的那個結論後,就開始贊揚作者「實是一位兼具社會意識與歷史感的作家」,因為他「刻劃這一代由舊大陸漂到臺灣又流向新大陸,對過去眷戀對明日迷茫的中國人的精神風貌。」我很懷疑魏君對「社會意識」與「歷史感」所下的定義是什麼?就《臺北人》一書看來,作者的社會意識可以和《紅樓夢》的曹雪芹互相媲美,一言以蔽之:「何有一言道及民間疾苦?」而且我們這一代所具有的「歷史感」原來就是「從舊大陸漂到臺灣再流向新大陸」!請問那一國具有社會意識的作家有這種「歷史感」?

  當知識青年普通覺醒,把關懷投注到社會上,替礦工、農民、漁民請命說話;當大家用自己的血汗建設家園,與斯土斯民共存亡,為反共鬥爭而奮鬥時,一個拋離斯土斯民而在異國教洋人讀書的作家,像白髮宮女一般述說一些永遠不再回來的「天寶舊聞」和留學生的 routine,就被譽為「兼具社會意識與歷史感」,請問魏君,把留在臺灣的人看成什麼東西?

三、什麼叫做臺北人?

  引起筆者讀該書的動機乃是它的書名:「臺北人」這三個字。結果從頭看到尾,我忍不住要問:「臺北人是這樣的嗎?臺北人的生活腐化頹唐到這種地步嗎?」我很懷疑作者將這本書命名為《臺北人》的動機是什麼,如果像魏君所指「舊日中上層社會的人物,目前(?)在臺北有『自己的家』,家裡扮演的恆常是他們『光榮的過去』……但那棲足的城市却不屬於他們的『臺北』……。」就是「臺北人」的話,那我無話可說,否則,我覺得該書中所描寫的一切是對兩百萬臺北人的莫大侮辱!

  一個義大利的青年,在聽到外國人數說自己國家與人民的缺點時,也會憤怒地將銀幣擲回,拒絕接受這種帶有侮辱性的施捨。同樣的,一個臺北人在看到描寫腐化頹唐的生活而冠以《臺北人》的書名時,即使作者如日中天,聲名再響再亮,即使因此而被魏君誤以為是「蚍蜉撼樹」,也會不顧一切,將這本書「丟入毛廁」的!

  不知作者本人和魏君是否知道臺北有人終其一生,沒有吃過甚至看過作者所說的「魚翅」?有多少人對「轎車」視而不見?有多少人……?也許作者根本就無從知曉,因為他和廣大群眾完完全全徹徹底底地脫了節,在他的「社會意識」裡只知道舊時王謝堂前的燕子飛入了不屬於他的「臺北」,感時傷懷,竟以為所有的臺北人都和他一樣了!

  《臺北人》書中所不厭其煩地加以細賦描寫的排場與氣派,絕大多數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臺北人看了以後即使不會眼紅,也會油然而生一種割離感,彷彿自己是被丟棄在一旁可有可無的東西。但是筆者相信,絕大多數的臺北人雖然沒有像《臺北人》書中所描述的那樣養尊處優,有轎車可坐,有魚翅可吃;相反的,只能用自己的勞力去賺取生活費,但他們不會對過去眷戀,也不會對未來迷茫,他們在這裡土生土長,與斯土斯民有一體的認同感,不會迫不及待地「流向新大陸」,或者「不知所措的顫抖、茫然」,因為臺北是他們可愛的家園。他們永遠是快樂的,安分的,健康的,和諧的。《臺北人》這本書將在所有臺北人的見證下,成為歷史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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