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道三號的南雲交流道下來，沿著台三線往竹山方向前行，不久即可在右側路邊看到一個明顯的招牌：「聖義廟 托槍神明」。
它正是我們此行的第一站。手執步槍的神明比戴太陽眼鏡的三太子更勁爆，但卻是我們了解以前不知道的一段台灣歷史的敲門磚。
彎進名為「沉潭巷」的詩意鄉道，漸行漸離塵囂後，終於來到聖義廟。這裡其實相當偏僻，但風景秀麗，從廟埕望出去，就是清水溪對岸，俗稱「小黃山」的雲林縣林內鄉的觸口山。
廟旁立石的簡介說，主祀的聖義元帥原是清朝光緒年間的一位雲林捕快蘇阿乖，在到林圯埔（竹山）圍剿土匪時，傷重不治，地方人士將他和一起殉難的36名部屬合葬於今日廟後的樹下。
後來鄉民常在深夜看到一面紅旗隨火光出現，於是刻了一塊「紅旗公神位」的石碑膜拜，因常顯神蹟，鄉民又為他興建廟宇、塑造金身，並尊為聖義元帥，香火也日漸興旺。
當我們進入廟內後，發現牆上貼了很多車主來此祈願而尋獲愛車的剪報。大概是因為清朝的捕快相當於現在的刑警，大家的腦筋動得快，在愛車失竊後，除了向警方報案，也來請神明幫忙；而聖義元帥果然法力無邊，依然能扮演現代人的保母，結果口耳相傳後，就成了專門替人尋找失物的神明。
但這裡面其實有很多疑點。根據歷史學家的考證，在光緒前後的雲林縣衙中，並無名喚蘇阿乖的捕快：何況還有那麼多同僚一起殉難，在當時應該是一件受人矚目的社會事件，官方不太可能沒有記載。
雖然沒有蘇阿乖，倒是有一位張阿乖。他是在同治年間戴潮春反清事件（與朱一貴、林爽文並列為清代台灣三大民變）中響應戴潮春的漳州籍人士，在被官兵圍剿時，與同夥喪命於此。張阿乖死後，同為漳州籍的鄉民不忍他們曝屍荒野，於是收集殘屍安葬，並在塚上立石，名為「紅旗公神位」。
這個說法比較可信，也是我們感興趣而想了解的重點。
但為什麼也叫「紅旗公」呢？因為戴潮春起義時，他的部隊及支持他的武裝勢力都以紅旗作為標幟，說張阿乖是「紅旗公」其實是名正言順，只是在戴潮春及同夥都被清軍剿滅後，不能再公然紀念他們，所以才編了個捕快蘇阿乖、還有夜裡有一面紅旗隨火光出現的故事來矇混。
這就好像戴潮春死後，他老家（今台中北屯四張犁）的鄉親為了紀念他，而蓋了一間合福祠，名義上是土地公廟，但實際上奉祀的卻是戴潮春夫婦。民間百姓的這種心思，應該是大家都能理解的。
我看著神龕裡幾尊身著戎裝、威風凜凜的神像，類似明朝的武官；心想也許是以「反清」做號召，所以才會被裝扮成這樣（清朝的捕快怎麼會是這種模樣？）但為什麼手上會拿著步槍呢？雖然說長槍（火銃）已是當時作戰時的重要武器，不過我懷疑張阿乖及同夥會有這種配備。
從廟本身的歷史來看，原來的「紅旗公廟」雖然頗為靈驗，其實也相當簡陋。現在的廟宇應是1949年重建的，當時紅旗公降乩指示雕刻金身，而且特別交代神像要手持火銃（槍），村民照辦，才有今天所見的模樣。
在配備更精良、更顯威力後，似乎也就更加靈驗。1979年又降乩指示，紅旗公已被玉皇大帝賜封為「聖義元帥」，廟也隨之更名為「聖義廟」。
但這只是部分的故事。竹山其實還另有一間「白旗公廟」，它是我們此行的第二站，只有同時了解何謂「白旗公」後，我們才能對發生在這裡的那一段台灣歷史有較全面的掌握。
為了一探究竟，我們又沿著前往竹山天梯風景區的道路，依導航來到一個路口。看到「白旗公廟」的路標，轉進一條荒僻的小路，在小路盡頭，終於看見一間只比土地公廟稍微大一點的小廟。
小廟年久失修，廟前紅柱上鑲嵌的金字有的歪斜、有的脫落。廟內神龕裡端坐著一個留著長辮子、身穿對襟衫的男子；看來應該是拿在手上的一把劍卻已經掉落在他腳前，身後的壁上則刻著「白靈聖公」四個金字。想來他就是白旗公。
白旗公與紅旗公，光看稱謂，就讓人覺得有互別苗頭、分庭抗禮的意味。但這個白旗公卻作清朝人的打扮，手上拿的是刀劍（因年久又乏照料而掉落地上）；而沉潭巷的那個紅旗公則作明朝人的打扮，手上拿的是步槍。這兩種不同的造型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先說紅白旗。戴潮春事件爆發於同治元年（1862年），當時中國內地正逢太平天國之亂，自顧不暇，連台灣的一些精銳（如霧峰林家的林文察軍隊）也都赴大陸馳援。所以戴潮春在剛起義時發展迅速，官方武力薄弱，反而是靠地方自組的義軍在與之對抗。
戴潮春的反清軍隊以紅旗為標幟，而由舉人陳肇星所招募的義軍等則以白旗為標幟。雙方旗幟鮮明，後來，凡是支持戴潮春的武裝勢力也都以紅旗為標幟，而清軍及支持清廷的武裝勢力則以白旗為標幟，所以戴潮春反清事件在歷史上又被稱為「紅白旗反」。
我們所看到的「白旗公廟」，已有一些年代，說不定是建於清末（戴潮春反清事件在1865年被平定），所以才作清朝人打扮，而且供奉的可能只是來自民間、沒有什麼地位或身分的義軍，所以手上拿的只是刀劍（紅旗公手拿步槍，除了來自神明指示，可能也暗示他們階級較高）。
在真實的歷史裡，白旗戰勝了紅旗。照理說，代表官方或當權者的白旗公應該比紅旗公來得風光才對，但我們看到的卻剛好相反，白旗公廟不僅年久失修，香火更是稀微。不過如果因此而認為這是在反映清軍或官方的「不得民心」，恐怕也是言過其實，甚至是錯誤的理解。
當年老百姓對戴潮春事件的反應其實相當複雜，後人的評價通常也只是照自己論述的方向「各取所需」。有一位作者路那引用吳德功在《戴案紀略》書裡的一段話說：「莊民為自保計，雖非甘心從賊，亦與入會。賊給紅旗，賊來樹之； 賊退官到，又揭白旗；其心亦良苦矣。」
雖然以「賊」來稱呼戴潮春，即在表示他的價值判斷，但我想整段文字卻頗能反映當時民間百姓在動亂中的心情。在那場「紅白對抗」中，多數老百姓關心的並不是「誰是王？誰是寇？」或什麼「漢賊不兩立」，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
《戴案紀略》說得一點也沒錯，誰來就舉誰的旗，看似投機、沒有原則，但又有幾個人能體會、明白他們的痛苦和用心？
紅旗公廟和白旗公廟後來的興衰與香火有別，我覺得跟民心的向背關係不大，主要還是來自各自的經營。如今的白旗公廟幾乎成了無主之廟，破損也不修、刀劍掉了也不復原，更沒有像紅旗公廟創造神蹟或推出能跟上時代的新活動，若照這樣下去，恐怕很快就會為人所淡忘，然後被歷史的沙塵所掩埋。
白旗公若不見了，紅旗公的原意又受到扭曲，那麼發生在這裡的那一段台灣歷史就會越來越淪為夢幻泡影。
但再多的感嘆，也無法不讓腸胃不感到空虛，為了填飽肚子，我們又來到此行的第三站：竹山老街上的「丸二米粉湯」懷舊餐廳。
點了海鮮小卷米粉湯和午仔魚兩種套餐後，好奇詢問熱情的女店主「海鮮哪裡來？」以為是從梧棲來的，對方居然說是從基隆來的。
「哦！崁仔頂嗎？我們常去仁愛市場吃海鮮啊！」我說。女店主好像遇到了知音，很高興地跟我們說個沒完，頻頻問「怎麼樣？好吃嗎？」顯然是對自家的料理很有信心。
「好吃！好吃啦！」當然是不錯吃，但又何必拿竹山老街的食材來和基隆崁仔頂比鮮度？在陌生的地方，能遇到彼此知道對方在說什麼、溝通與理解無礙的人，也是值得慶幸的事。
於是我又想起紅旗公，那個能替人尋回失竊車輛的紅旗公。忽然想拜託祂，希望祂能為大家找回失落在這片土地上的歷史記憶。但願，祂也能理解我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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