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來到大甲順天路與光明路交口，就看到一座迥異於周遭店家的古老建築——林氏貞孝坊。它靜靜地豎立在鬧區中，已有將近兩百年的歷史，看盡了大甲在這段期間的興衰。
貞孝坊要表彰的貞節女名喚林春，七歲時成為余家童養媳，十二歲時未婚夫余榮長到鹿港經商不幸溺斃，雖然尚未正式結婚，但林春卻決定留下來侍奉已守寡且失去獨子的婆婆。
後來，她將從余家親族過繼來的兒子撫養長大，並為他娶巫氏為妻。兒子婚後不久去世，林春又與媳婦一同撫養幼孫。
這樣的貞孝表現讓人感動，而在道光12年（1832年）由大甲仕紳呈請旌表，四年後朝廷下旨准許建坊旌表，但因余家家境貧困，直到1848年，才由各界所捐款項建成牌坊。
對女性貞節與盡孝的重視及表揚，聽起來似乎只是個「吃人禮教」的傳統陋習，早已不合時宜，所以台灣很多地方的這種貞節牌坊都已被搬遷到公園裡，當作紀念性的古蹟。
但大甲的林氏貞孝坊為什麼能依然挺立在鬧區中呢？
因為貞女林春跟多數的傳統節婦不同。首先，她相當高壽（86歲才過世），在獲地方人士呈請旌表時才54歲，貞孝牌坊建好時也才66歲。她不僅受人敬重地又活了20年，而且還在生前就成了大甲鄉親的守護神。
貞孝牌坊建好兩年後，大甲久旱不雨，傳統社會遇到這種情況，必須敦請神明或有力人士出面祈雨，大甲鄉親把希望的眼光都轉向林春（畢竟，大家不久前才出錢出力為她建了牌坊）。
林春義不容辭，當眾舉行祈雨儀式。結果，也不知道是她的貞孝德行感動了上蒼或什麼，老天竟真的下起雨來，解除了大甲鄉親的無水之苦。
隨後，她又有幾次祈雨紀錄，而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在1862年，當在台中起義的戴潮春軍隊來包圍大甲城，並從城外斷了城內居民的水源後，當時已經82歲的林春再度出來祈雨，結果再度天降甘霖，而解除了大甲被切斷水源的危機。
在林春過世後，大甲人感念她的恩德，為她塑了一尊神像供奉在鎮瀾宮內，尊稱為「貞節媽」。
我們從貞孝牌坊來到鎮瀾宮，請教宮內執事「貞節媽」被供奉在哪裡，執事說在觀音殿內，就在觀音的旁邊。神像與神龕比想像的小很多，若非執事指點，還真的不容易找到。
聽說直到最近，大甲附近如久旱不雨而需祈雨，那麼「貞節媽」都會陪同「大甲媽」一起出來祈雨，她已成了大甲的保護神之一。
離開鎮瀾宮，吃過中飯，來到不遠處的大甲文昌祠，走進祠內，又看到一個不一樣的聖人。
大甲文昌祠建於清光緒13年（1887年），原本是教授漢學的義塾，日治時期成為大甲公學校。台灣光復後被國軍及其他單位借住，1985年被評定為三級古蹟，1993年開始整修。
我們來時看到的已是煥然一新的文昌祠。神龕裡的文昌帝君神像，孔子、倉頡、韓愈的神位，還有「人物權衡」、「文明氣象」的匾額等，似乎都跟其他地方的文昌祠類似，但在主殿右側卻看到一個「志賀哲太郎紀念室」的指標。
我們依箭頭指示來到一個小房間，進門就看到牆上「大甲聖人 志賀哲太郎」的照片及介紹。「大甲聖人」居然是一個日本人，這未免太過奇怪！但，他又是如何成為聖人的呢？
原來志賀哲太郎為日本熊本縣人，當過記者；1896年來台，做過一些生意，1899年經人推薦，成為大甲公學校的代用教員，就住在如今成為紀念室的右耳房。
當時台灣人不太注重教育，熱心的志賀經常親自去拜訪家長，拜託他們讓孩子來上學。對家境清寒的學生，他會送他們文具或補助其學費，獨身的他幾乎把薪水都用在學生身上。學生因病缺席時，他也會到家裡去了解和慰問。曾經有一個學生被鐵釘刺傷，志賀就每天背著學生上下課，直到傷好為止。
除了認真教學，他更以「慈悲、儉約、謙遜」的做人原則來期勉學生；而且，對日本政府的統治感到不滿，經常挺身而出替鄉民排解與日本警察的糾紛。
在志賀任教期間，大甲公學校的出席率與升學率都是台中區第一。有很多學生後來都成為社會賢達，不僅對志賀老師讚譽有加，更有說不盡的感恩與懷念之情。
更讓人動容的是：1924年，大甲公學校高等科學生因對學校不滿而集體罷課，結果遭到退學，學生家長向志賀求援，志賀向校長請求原諒學生的衝動與無知，但未被接納，他竟憤而到大甲水源地邊的游泳池投水自盡。
他為了學生而做這種死諫，讓大家非常震驚與惋惜。因志賀未婚無子嗣，所以由他教過的學生及家長集資，依其遺願在鐵砧山建了一座墓園，作為他的埋骨之所。而在大甲公學校運動場為他舉辦的喪禮非常盛大，出殯時送葬的隊伍超過一公里，沿途參與路祭者之多，在大甲堪稱空前絕後。
就像他的學生黃木村所寫的弔唁詩：「青山有福埋高士，流水無情害我師」，志賀在大甲公學校教書長達26年，卻一直維持代用教員的身分，其實他大可費點心去成為薪水較高的正式教員，但他卻不做此想，因為他擔心若成為正式教員，就會被調離他所熱愛的大甲，他寧願和他熟悉的大甲人在一起。
大甲人也沒有辜負志賀哲太郎，除了給予他「大甲聖人」這樣一個殊榮外，他教過的學生也會在他的忌日或清明節前往墓地獻花、祭拜。而他的墓園跟前面所說的貞女林春的墓園相距不遠，公所人員在每年的清明節前也都會到鐵砧山為他們掃墓祭拜，表示大甲人對兩位為大甲付出心力之先人的永誌不忘。
在參觀完志賀哲太郎紀念室後，我們本來也打算到鐵砧山公墓去向大甲的貞女與聖人致意，但在詢問文昌祠的工作人員墓園怎麼去、好不好找時，「沒去過」的她們只能頻頻致歉。因為怕以前到彰化八卦山公墓找賴和的墓，找了一個多小時都找不到的慘痛經驗重演，而且午後的太陽很大，我們只好忍痛放棄。
離開大甲，行駛在回台中的四號國道上，心想能在一天內同時認識一位貞女與一個聖人，不僅是奇妙的機緣，更讓人耳目一新，因為他們為大家打破了兩個傳統的僵硬框框。
傳統的貞節女多給人一種含悲苦撐的辛酸感，而在受到表揚後也只能為家族博取利益（歷史上正有不少為了家族利益而強迫女子守節的事例），但林春讓人感覺似乎比較開朗（最少相當高壽），而且是為所有的大甲人帶來福祉；如果她的不嫁與奉養婆婆是出於自己的選擇，是來自她的人生規劃，那這樣的貞孝女又有什麼好皺眉的呢？即使在今天，也是會讓我非常感佩的。
而大甲人居然會將志賀哲太郎這個日本人尊為「大甲聖人」，顯然也會讓某些人難以認同，感到遺憾、不悅、甚至不齒。雖然志賀的行為讓人敬佩，但被殖民者何必去歌頌一個殖民者？說來似乎也是攸關「民族大義」、「大是大非」的問題。
但台灣受日本統治，或生為一個日本人，是志賀哲太郎的錯嗎？我覺得最好不要先用一些簡單的「大帽子」硬套在一個人的頭上，然後再去論斷他的所作所為。
林春這個「台灣女人」跟志賀哲太郎這個「日本男人」，最大的交集是他們都是、或都只是「人」。我以為大甲人是從他們單純的心思出發，覺得林春與志賀哲太郎的所作所為，都是值得他們敬仰的「人」，所以才會表揚他們、懷念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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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只是包容而已，同時也是待人處世的一種立場：從最原初、最單純的「人」的角度去看，他人的所作所為離你心目中理想的「人」是遠或是近？還有，他人是否也能把你當做「人」，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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