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常到我臉書瀏覽的高中同學張光裕，問我有沒有興趣去看他們家族的張家祖廟？我當然是求之不得。原先只曉得台中中央書局跟他祖父淵源甚深，經他一提，才醒悟他們張家是台中望族，有家廟、祖廟或宗祠本就是理所當然之事。
我們約好我回台中後，在台中一中旁的不老食光餐廳（以前的台中市市長官邸）見面。為了滿足我的渴望，他帶了《張濬哲先生餘影》、《株式會社中央俱樂部設立趣意書、起業目論見書》、《台中縣大雅鄉張姓世譜》、《礫石文集》、《台灣民族運動史》、《青春的年代，浪漫的力量：在島中央》等書來給我參考。
我拱手稱謝，也對光裕的妻子黃明霞說：「我大一大二的時候，放假回台中，就經常到光裕家中找他聊天，也常去中央書局看書、買書。當時完全不知道中央書局跟他家的關係那麼深。」
張光裕則笑著對我和我妻子說：「當時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呀！」說的也是，那已經是半個多世紀前的事了。當時年少春衫薄，只專注於虛無飄渺之事，見面談的除了學校裡發生的趣聞外，更多的是自詡為文藝青年或知識分子的識見，特別是對胡適、李敖、羅素、尼采、畢卡索、佛洛伊德、馬克思等中西名人的一知半解，根本不會去注意跟自己有關的歷史與文化問題。
我清楚記得當時光裕的家是在中華路尾一棟獨立的兩層洋樓，父親是個沉默寡言的畫家，母親則是溫婉良善的淑女，而他乃一文質彬彬的白面書生；跟我這個出身一窮二白的鄉下人相較，無疑是屬於家世良好的階級。但年輕人也不會在意這些，在高中同學中，光裕跟我算是比較談得來、而且一直保持聯絡的少數幾位。
在不老食光用完餐，我們直接前往位於西屯區的張家祖廟。祖廟始建於一九○四年，是由漳州平和縣馬堂田背鄉移民到台中大雅、西屯一帶的張氏後裔集資興建，為三開間、四護龍的四合院格局，寬廣的廟埕前有半月蓮花池，廟內樑柱與牆面的雕刻、彩繪都非常精美，被列為台中市的市定古蹟。
光裕帶我們四處瀏覽，然後仰頭看著前廳的兩根紅色橫樑，向我指一指上面刨開的題字，說：「被刻在那上面的『佐台』，就是我高祖父的名字。」他的神色和語氣似乎充滿了孺慕之情。這是第一次有人帶我來參觀他們祖上的家廟，也第一次感受到身為一個世家子弟可能有別於一般人的情懷。
與光裕夫婦在張家祖廟分手後，見時間還早，我對妻子說：「我們再去中央書局看看吧！」於是沿著台灣大道前行，來到了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可以說是我的思想啟蒙之地。我記得很清楚，大一寒假回台中後，到中央書局的二樓，從書架上拿出一本《蘇魯支語錄》（尼采原著，後來的譯本書名已改為《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翻看幾頁，立刻被吸引住，匆匆付錢回到家後，就在窗前心無旁鶩地閱讀了起來。後來，我在一篇文章裡談到我當時的感受：
「它像一道閃電劃過荒野般，照亮我渴望耕耘與豐收的心田；它那熾熱的光芒穿透我的內心，讓我感到顫慄。在閃電之後，我聽到遠方傳來的隆隆雷聲，像是聲聲的呼喚，在呼喚著我。我隨那聲音前行，進入一個瑰麗迷離之境，目睹了奇異的知識與高貴的靈魂。我流連其中，我年輕而飢渴的生命澎湃不已。這就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蘇魯支語錄》）。它像一把神秘的鑰匙，為我開啟了通往更高精神境界的那扇門，尼采也因而成為我年輕時代的精神導師之一。」
除了《蘇魯支語錄》，我還在中央書局買過朱光潛的《談美》、鈴木大拙的《禪佛教入門》等書，記得當時中央書局二樓賣的都是思想、哲學、人文、藝術、科學方面的書，以商務印書館和協志工業出版社（大同工學院）出版的翻譯書居多。這些書大大開拓了我的心靈視野，對我後來會走上人文之路，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當時的中央書局，除了是思潮與知識的傳播站，更是中部地區文化人的聚會與流連之所。但在一九九八年不敵大環境的變化而熄燈，出身台中的信誼基金會董事長張杏如不忍這個重要的文化地標就此消失，而結合上善人文基金會共同承接，整修裝潢後，在二○二○年重新開幕。
我在二○二○年十一月回台中時，也承蒙光裕的安排，和一些高中同學在書局二樓聚餐。餐後喝杯咖啡，暢談年少時在台中一中的趣事及老來的辛酸，憶苦思甜，也是人生難得的機緣。
當時因重新開幕不久，一樓除了圖書書櫃，更陳列了不少圖文並茂、介紹中央書局歷史的看板。二樓除了周邊有少數圖書外，則成了一個提供簡餐與咖啡，供人聚會、聊天或看書的社交場所。三樓則是陳列文史哲書籍、辦主題書展或藝文活動的空間（或是我年輕時代常去看書買書的應該是三樓而非二樓？我已不太清楚）。
這次與妻子重來，發現除了一樓不再有那些介紹中央書局歷史的看板外，其他並沒有太大變化。我覺得這種書店、餐飲、藝文活動的複合式經營模式，看似時髦，其實就是再現一九二七年中央書局創辦時的一個理想，而且當時的中央俱樂部多少也已經做到了。
我從光裕給我的資料裡了解到，當初設立的「趣意書」言明：
「想在台中市籌辦一俱樂部，內設簡素食堂、靜雅客室，供精潔之茶食水果等，為往來人士會談安息之所，加以普及良書，便利學徒的趣旨……置講堂、談話室，時時開各種講習、講演、音樂、演劇、影視等會，藉以增益學識品性，啟發高尚的生活興味，訓練協衷和樂的社交德性。」
而且言明是株式會社組織（股份公司），資本總額四萬元，每股二十元。廖振富在〈中央書局的歷史回顧〉裡說：「最先提出中央俱樂部構想的是鹿港莊垂勝，創立時的主要資金支持者是台中大雅的張濬哲、張煥珪兄弟」（註：也就是光裕的祖父、叔公），而股東則「匯聚了中部地區重要的文化人、文學家與進步仕紳等」，可以說是「當時台灣中部知識菁英共同理想的結盟」。
中央俱樂部正式成立後，由張濬哲擔任董事長（兼社長），莊垂勝則擔任專務董事，最先開辦的就是中央書局。不幸的是，不到三年，年僅三十三歲的張濬哲卻因肺疾而英年早逝，讓各界人士同感震驚與哀悼。從中央俱樂部的輓聯：「做文化先驅，為台灣造幸福，立志欲成新社會。以科學奮進，抱東亞真精神，銳心力革舊思潮。」可以窺知張濬哲的抱負，可惜他壯志未酬身先死。
讓我最有感的是賴和的輓聯：「待自己真算儉約，對社會又肯犧牲；問昊天，怎使斯人來夭壽？創民報獲得聲名，辦大東也收利益；開書店，誰願如君白了錢？」張濬哲雖然出身世家，卻自奉儉樸，但凡有利於台灣社會的事業，如《台灣民報》的創立、大東信託、救濟貧困兒童的育英社之設立等，他都大手筆的出錢出力。
在讀到謝里法所說，當中央書局即將結束營業前，媒體不時報導，但「直到一九九八年正式結束，始終不見任何搶救運動，台中文藝界終究沒有聲音」時，想起賴和的感嘆：「誰願如君白了錢？」就讓我益加感佩張濬哲當年的義舉。
中央書局創辦伊始，在知識與思想傳播方面，除了日文書外，更有直接從上海進口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中文書，後來更自己出版台籍作家的著作。而在張煥珪接任董事長後，負責業務的張星建更在一九三四年創刊《台灣文藝》雜誌，中央書局也因而成為文化人聚會、藝術家舉辦畫展、表演等各種藝文活動的重要場所。
當時就讀台中一中的張耀熙（張濬哲的兒子、光裕的父親）就跟經常來台中的李石樵學習油畫，一九四五年從東京川端繪畫學校畢業，又回台灣就讀台大外文系，畢業後開設臺中英文什誌社，也教過書，但還是以傑出畫家而留名於世。
而光裕在大學畢業後，進入經濟部服務，長年被派往亞洲和歐洲的駐外單位，跟中央書局更殊少關係。我因近幾年常回台中小住，才又和光裕與中央書局產生新的聯結，心想如果當年沒有他祖父張濬哲兄弟的熱心參與，台中還會有中央書局嗎？如果沒有了中央書局的思想啟蒙，我的人生就會不一樣嗎？
雖然是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但我眼前似乎出現一隻翩翩飛舞的金鳳蝶，牠美麗的翅膀用力一搧，周圍的氣流產生了變化，隨之起了一陣風，然後在不住風起雲湧多年後，一隻小黃蝶隨那風飄進了中央書局。牠，就是青春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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