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埔秀鑾公園裡有三個相連的紀念碑塔，中間較大的「開拓大隘紀念碑」，我在前文已介紹過，本文再談左右兩邊的「烈士姜紹祖先生成仁紀念碑」與「復中興烈士紀念」，它們都跟抗日有關。
甲午戰後，台灣被割讓給日本，當日軍來台接收時，各地民眾與官方紛紛組織義勇軍與「臺灣民主國」正規軍共同抵抗日軍，史稱乙未戰爭。姜紹祖為開拓大隘居功厥偉的姜秀鑾的曾孫，家境富裕的他不甘受日本統治而加入「臺灣民主國」的正規軍，成為棟軍將領（軍階為都司），率領棟軍及鄉勇迎戰日軍，在苦戰後被俘，因不願屈降，在獄中吞食鴉片膏自盡，年僅十九歲。
1977年，鍾肇政在撰寫《姜紹祖傳》時，收集到姜紹祖起義時所寫的兩首詩：第一首是〈出師贈同學〉：「書幃別出換戎衣，誓逐胡塵建義旂；士子何辜奔國難，匹夫有責安鄉畿。」第二首是〈自輓〉：「邊戍孤軍自一枝，九迴腸斷事可知；男兒應為國家計，豈敢偷生降敵夷。」今日讀來，讓人不勝感慨。
至於「復中興烈士紀念」碑，指的則是發生在1907年的北埔事件，這也是日本據台初期台人的激烈反抗被弭平後，所爆發的第一起武裝抗日行動。事件源起於峨眉鄉客家人蔡清琳早年當過日本的巡查補，但因對日本政府不滿，而秘密糾集北埔地區的漢人（客閩皆有）與北賽夏原住民，自稱「聯合復中興總裁」，揚言大清帝國的軍隊將登陸新竹，而密謀起義做內應。
後因起義訊號的誤判，1907年11月14日，漢人何麥榮等及賽夏族共150餘人率先攻打日警北埔支廳（即今金廣福公館），殺害支廳廳長、郵電局長、日警與日本人共57名（其中有5位為兒童）。
台灣總督府聞訊後立即派兵到北埔鎮壓，義軍死傷慘重，退入山區，蔡清琳則前往五峰鄉（北賽夏）避難。日軍指揮官揚言抗日份子若不出面自首，就要屠村。後來在村長拜託義軍，事已至此就應敢做敢當，不要連累鄉親的曉諭下，殘餘的義軍才出面投降，大部分被殺。而蔡清琳等隨後也被賽夏族殺害，並將屍骸交給日軍，將功折罪，躲過一劫。
這樣的敘述當然過於簡略。但綜觀日治時期的武裝抗日，不管是北埔事件、南庄事件、霧社事件、乃至後來的噍吧哖事件（這幾個事件的發生地我們都去過，也都寫過文章介紹，有興趣者請參考我的個人網站島嶼行腳或發現台灣之歷史欄目），大抵是台人因不滿日本高壓統治而起義反抗，殺死當地武力薄弱的日本警察及其眷屬等，旗開得勝，人心振奮；但在日本大軍及重武器趕來後，義軍及受牽連的百姓就如擋車的螳臂，被輾壓得血肉模糊。對這樣的悲劇或者命運，除了哀矜，真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們從秀鑾公園的紀念碑塔開車往上行，不久來到公園的最高處，將車停在一個圓弧形涼亭的旁邊，再往前走，即可到「合抱樹廣場」。
廣場上有一座長廊式的涼亭，旁邊有兩座日式石燈籠和三塊殘碑。那是日本政府在1909年所立的「北埔事件遭難之碑」，有一塊斷碑上還可見「十五日殉職」字樣，指的應該是1907年11月14日夜裡爆發北埔事件翌日被殺的日本公務員。這些紀念碑在台灣光復後受到破壞，如今孤立在這裡，成了那段歷史的殘跡和另一種見證。
合抱樹廣場相當幽靜，但其實也頗為荒涼。我們這才注意到長廊式涼亭的邊邊，坐著背對我們的一個人，完全無視於我們的到來與存在。離去時，忽然看到一隻斷了腳、也只剩下一根觸鬚的蝗蟲靜靜地趴在一根斑駁的斷柱上。
即使生命有過難以言說的悲與苦，也已殘缺，但還是要默默地、勇敢地、自在地、沒事般地活下去。不是嗎？
（文：2024 / 8 / 22 照片：2024 / 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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