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們來到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延平北路口。這裡是台灣歷史裡的傷心之地，在已改建的天馬茶房旁邊小巷的馬路邊，有一塊方形的「二二八事件引爆地」紀念碑。
二二八事件牽涉甚廣，從一開始就有很多勢力的介入，或搧風點火或提油救火，事後又議論者眾，各有立場。但像一個來到此地的歷史夢遊者，我只是無意識地閱讀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於一九九八年二月廿八日在此立碑時的說法：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陳儀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氏性格剛愎，政策偏差，不僅政治上壓抑台人，且厲行統制經濟，將日人大企業收歸公營，並擴充專賣制度，致百業蕭條，民生窮困。尤有進者，公家事業經營不善，其中專賣局所產香煙質劣而價昂，因而走私洋煙泛濫。不少小民因失業嚴重，以賣煙維生，然因牴觸專賣法，常遭取締，而不肖員警縱容私梟卻嚴緝小販，故衝突頻起。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入夜，專賣局員警於此地圓環天馬茶房附近緝煙，沒收女販林江邁公私煙與現金，並予擊傷流血，因而遭群眾包圍。緝私員情急，開槍誤殺市民陳文溪，致群眾激憤，予以追捕，並包圍派出所。次日，市民遊行要求懲兇，不意遭長官公署衛士槍擊，死傷數人，遂引爆全台抗爭怒火。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不察真相，竟派兵鎮壓，不少紳民慘遭殺害或監禁，遂埋下省籍對立之禍根，史稱二二八事件。究此悲劇，失政種其因，緝煙則導其火，勒石於此，藉供憑弔，並警誡世人。」
有人說，二二八事件的引爆地應該是在改建的天馬茶房樓下，如今立碑的地點「有所偏差」。對一個像我這樣的歷史夢遊者來說，差幾公尺或幾公分意義不大，歷史悲劇不是一時、更非一地就能造成的。
離開天馬茶房後，我們來到了當年緝私員逃跑後躲藏的永樂町派出所（今迪化街一段260號）門前，再隨不得要領的群眾前往被他們包圍的警察總局（今中山堂旁的台北市警察局），總局人員雖出面解說，但群眾仍激憤不已，又轉往《台灣新生報》社（今衡陽路與延平南路間的新生報業大樓），要求如實刊登事件經過。
然後，我們來到重慶南路一段的彰化銀行台北分行，那是當年的專賣局臺北分局。要求處理兇手未果的群眾，廿八日一早發起遊行示威，在這裡集結並進入局裡毆打職員（二死四傷），當街焚燒局內物品……當天下午一時，群眾轉而前往行政長官公署（現在的行政院中央大樓）請願示威，我們也跟著來到這裡，看到二樓衛兵開始以機槍掃射驅散群眾。
最後，我們來到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裡的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那裡原是臺灣廣播電台（日治時期的台北放送局）。一九四七年二月廿八日下午，在行政長官公署被衛兵用機槍掃射而倉皇逃離的群眾，轉而來到新公園，在這裡召開群眾大會，同時佔領臺灣廣播電台，向全臺灣廣播事件經過，整個局勢終於變為一發不可收拾……。
站在公園的大樹下，聽到不遠處的音樂台傳來歌聲，有人在那裡唱歌，但聽不清那到底是為了哀傷或歡樂而唱歌。感到有點迷惘的我，忽然覺得，二二八歷史悲劇的發生應屬必然，引爆的時間和地點反而成了偶然。
（文：2026 / 2 / 28 照片 2025 / 12 / 24，2026 / 2 /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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